游记正文

发表于 2021-03-26 10:30

今天，我们能以“中国人”为自豪，皆因数千年前，祖先将脚下的这片土地命名为中国。在我国第一部官方史书《尚书》的《梓材》一篇中，有这样的记述：“黄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翻译为白话文就是：“天神已经将中国子民和他们的土地托付给了（周朝）先王”。

迄今为止，比《尚书》里更早，出现的“中国”一词，是在一件被命名为“何尊”的西周青铜器上。1963年，何尊出土于宝鸡贾村，尊内底部的铭文由一位姓何的宗族小子刻录，记述了成王继承武王遗志，营建成周（洛阳）之事。全文如下：

唯王初堙，宅于成周，复禀武王礼福自天。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氏，克逑文王，肆文王受兹大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呜呼，尔有唯小子亡识，视于公氏，有庸于天，彻命敬享哉！助王恭德欲天，临我不敏。”王咸诰，何赐贝卅朋，用作公宝尊彝。唯王五祀。

文中的“宅兹中国”，就是定居于中国。西周所称的中国，就是以洛邑为中心的中原地区。此后两千多年里，这片土地上的子民们不断繁衍生息，开疆拓土，奠定了中国辽阔的疆域，使之成为盘踞在地球东方的一条巨龙。

“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立宫，择宫之中立庙。”《吕氏春秋》里的这句话，是“中国”一词的丰富内涵，更是中国历代王朝所追求的地理正统观。不同历史时期，统治者们虽然分别将自己主宰的时间标签为不同的朝代，但都以此为遵循，一脉相承地坚守着“中国”的根与名。

尧舜禹，夏商周，都是史书上记载的中国。1899年，洹河岸边甲骨文的出土，引发了1928年安阳殷墟的发掘，有力地实证了《史记·殷本纪》中殷商朝的存在。在殷墟没有被发现之前，国际上很多所谓的权威论调是，中国的文明史没有商和夏，更没有尧舜禹，溯源而上，仅仅止于西周的厉王时期，古书上讲述的历史不过是后人编撰的故事。如果这样，中国的五千年文明史将被阉割掉将近两千年。

殷墟坚定了《史记》的信史地位，那《史记·夏本纪》中的夏朝是否也应被认为是真实的存在？难道就因为暂时还没有考古发现，就被主观臆断为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吗？夏朝（约公元前2070-前1600），可是《史记》中记载的中国第一个世袭制朝代啊！《左传》曰：“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足见夏朝文明的空前繁盛。

“夏，意为中国之人。” 这是《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也承认的历史。“殷墟”既定，“夏墟”何在？《国语·周语上》明确写着：“昔，伊、洛竭，而夏亡。”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也言之切切地记述了夏商周的中心位置：“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

现代以来，中国人都在孜孜以求地追寻着祖先的踪迹。1959年，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率队在豫西进行田野调查，在伊洛盆地的洛阳偃师，喜出望外地发现了一个叫二里头的小村庄。从此，在这里开启了对“夏墟”和夏文化探索研究的序幕，二里头由寂寂无名变得万众瞩目。后经几代考古人的努力，随着对遗址的不断挖掘，学界的观点趋于认同，这里是夏代中晚期一个大型人类聚落地，中国人寻觅已久的“夏都”终于慢慢拉开了她神秘的面纱。2019年10月19日，占地面积246亩的“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正式开馆，一个中国历史上“第一王朝”的“赫赫夏都”向着世人迎面走来。

曾任二里头考古工作队队长的许宏博士，以严谨的考古学本位立场和治学态度创作了《最早的中国》一书，认为二里头文明开启了东方大地的王朝时代：这里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宫城——最早的“紫禁城”、中国最早的“井”字形大道——城市主干道网、中国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室建筑群、中国最早的车辙、中国最早的官营手工作坊区、中国最早的铸铜作坊和绿松石器制造作坊、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群等。

流连于造型如同一把钥匙的二里头夏都博物馆，就会在你的脑海里打开一扇神思飞扬的大门，距今约3800——3500年的夏都，就在眼前，落落大方，赫赫大度，灿烂辉煌。

大约公元前1750年——公元前1500年间，在汤汤东流的古洛河北岸，一块东西长约2000米，南北宽约1500米，面积约300万平方米的台地上，汇聚了越来越多的居民，他们从四面八方的荒原走来，在这里找到了最适宜生存和生活的空间。他们在洛河里捕鱼捉虾，他们在台地上灌溉庄稼，他们到远处的树林里狩猎，他们到近旁的草地上放牧，他们去河边汲水，回到岸上生火做饭。袅袅的炊烟和飘溢的肉香吸引了更多的人循迹而来，他们在这里垒土筑屋养鸡养鹅，他们在这里生儿育女抚养后代，他们在这里拜天拜地祭祖先，他们在这里载歌载舞庆丰年，俨然一派都邑的气象。

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有了路。都邑里熙熙攘攘的人们推着小车，载着收获，来来往往，天长日久，台地上被踩踏和碾压出宽窄不一的道路，不知不觉中刻划出一个个象形的“井”字，其中两纵两横的四条大路，垂直相交，一般处宽10余米，最宽处达20米，并排跑四辆现代的汽车也毫无问题。考古所见，这是我国既已发现最早的城市道路网。

井字交织的道路，以九宫格形式将城市分隔为不同的功能区域。城市的中央，坐落着一座面积10万多平米的宫城，虽然它只有明清紫禁城的七分之一大小，虽然它的宫墙只是黄土夯制，它的屋顶只是茅草苫铺，但它坐北朝南的方向，内部沿中轴线规划的多组建筑群和建筑群中多进院落互联互通的布局，都昭示着它是中国历代紫禁城沿袭的模板，分明就是古代中国宫城的鼻祖。

漫步在宫城四周的大街小巷，道路两旁的房舍里不时传出叮叮咚咚、噼噼啪啪、咝咝啦啦的敲击声、拍打声和琢磨声。走近了，可见巧手的工匠们正在一间间的作坊里，忙忙碌碌地制造着石器、玉器、陶器、青铜器，一件件成品的工具和礼器摆放在门店里，或质朴实用，或精美别致，或写意优雅，或端庄大气。

风调雨顺，安居乐业，都邑里的先民们过着恬淡而丰足的生活。那一只只口圆肚鼓的瓦罐，可能装下丰收的稻谷？那一个个三足挺立的大鼎里，可曾卤煮过香喷喷的肉骨？那一串串幽蓝碧翠的绿松石项链，可是哪对情侣订制的信物？抑或是哪家小伙儿求婚的彩礼？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出征壮行的广场上，勇士们端起一盏盏象征凝聚力的爵，将盛满的美酒一饮而尽，扛起一把把浇铸了打击力的“钺”，举过头顶振臂高呼，呐喊出响彻寰宇吓退敌胆的震天杀声。在送别族长和英雄的葬礼上，臣民和子孙们将刀、剑、鼎、爵、盉等等一应俱全的器物如数陈列在逝者的身旁，期望逝者不管是在黑暗的地下还是在明亮的天堂，都能维持美满的生活，也希望以祭的礼仪得到逝者对生者永远的护佑。

一位逝者下葬的时候，陪伴在他身边最耀眼的器物是一件绿松石的龙。这件绿松石龙形器长64.5厘米，由2000余片绿松石组合而成，每片绿松石的大小仅有0.2-0.9厘米，厚度仅0.1厘米左右，龙身波状曲伏，菱形的鳞纹布满全身，龙首缀饰两颗白玉为闪闪发亮的眼睛，尖尖的龙尾向内蜷曲，势若游动。龙图腾，那不正是追溯中华渊源的信物吗？

另一位逝者的胸前，安放着一枚镶嵌了绿松石的兽面纹铜牌。这枚呈亚腰形的铜牌长16.5厘米，最宽处11厘米，器身框架以青铜铸造，四角钝圆，主体以数百片绿松石拼合出兽面纹，丝丝入扣，通过两侧对称的环纽固定在逝者的身上，用以完成沟通天、地、神、人的使命。谁能相信？当三千多年后重见天日之时，拥有它的主人早已腐朽为无可复原的灰烬，而这枚加工精巧的铜牌依然安好如初，数百颗绿松石没有一颗松动脱落。

这样神奇的现象绝非偶然。考古学家通过对遗址不断的挖掘，惊喜地发现，二里头不但有条块分明的宫殿区、居民区、窖穴区、墓葬区等，还在宫城南部发现了将近两万平方米的手工作坊区，如此庞大的作坊群，绝非自发的个体行为，一定是官方所建。后世有所谓烧造瓷器的官窑，这里就是夏朝制造各种器物的官坊。这里出土了大量的石器、陶器、玉器、铜器、骨角器及蚌器等遗物，其中的青铜爵，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容器。

这一切，都是人类社会从蛮荒走向文明清晰的佐证。面对二里头文化呈现的万千气象，学者们由衷地赞叹，中国历史也从此由“满天星斗”的多元化邦国时代走进了“月明星稀”的广域王权式国家时代。

《竹书纪年》和《史记·夏本纪》都说：“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桀又居之”。今天的二里头可是书中的斟鄩？也许是，也许还不是。几代考古人在圈定的300万平方米遗址保护区内，历经六十多年，也只仅仅探索挖掘了百分之一多一点点。现有的文物资料，只能证明这里是夏朝中晚期的都城，还无法证明它就是夏王朝早期的斟鄩。余下那将近百分之九十九的土地下，还埋藏着什么样的神奇？还书写着什么样的历史？

我们期待着，期待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画卷的日益展开，能有一天，世人会将夏都由“二里头”的小名改为“斟鄩”的大名。届时，我们再去神游更早的中国。

《括地志》云：“故鄩城在洛州巩县西南五十八里，盖桀所居也。”这部唐代地理学专著所指的方向不正是这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