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15日，上午，我冒着雨天，来到了河南博物院。河南博物院新馆位于郑州市农业路中段，占地10余万平方米，建筑面积7.8万平方米，主体展馆位于院区中央，建筑以河南登封的元代古观星台遗址为原型，经艺术夸张演绎成“戴冠的金字塔”造型，登封观星台是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创建，是中国现存完好的天文台之一，也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天文科学建筑物之一，反映了中国古代科学家在天文学上的卓越成就，在世界天文史、建筑史上都有很高的价值。河南博物院底部为边长63米的正方形，高45.5米，内部设计五层，其中地下一层。冠部为方斗形，上扬下覆，取上承“甘露”、下纳“地气”之意，寓意中原为华夏之源，融汇四方。外部墙面为土黄褐色，取中原“黄土”“黄河”孕育了华夏文明之意，主馆正面从上至下有浅蓝色的透明窗与自上而下的透明采光带，具有“黄河之水天上来”的磅礴气势。
河南博物院包括广场、序幕大厅、基本陈列馆、专题陈列馆、临时陈列馆、文物库房、学术报告厅、电教楼、观众参与和娱乐厅、观众餐饮茶座、观众休息厅、贵宾接待、河南博物馆室、纪念品商场、广播室、计算机中心、文物保护中心，图书资料馆和培训服务楼等部分。建筑群外部还设计有40%左右的园林绿地，形成“馆中园、园中馆”的优美格局。整个建筑群设计以雄浑博大的“中原之气”为核心，线条简洁遒劲，造型新颖别致，整体建筑结构严谨、气势宏伟，造型古朴典雅，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同时也体现了中原文化的特点。在一楼大厅的墙前，放着一尊名为“豫”的雕塑，一个全身金色的人牵着两头大象。在雕像的前方地板上，印着一幅伏羲发明的八卦图，八卦图的正上方，在三楼有一个水晶球，从水晶球的上方向下俯视，可以看到一楼大厅的景象，如果把手慢慢伸向水晶球，在光的作用下，就会感觉你的手似乎触到了八卦图。
河南博物院现有馆藏文物17万余件（套），馆藏文物多来自于二十世纪初商丘、洛阳、安阳、开封、淅川、三门峡、辉县、新郑等地的考古发掘，史前文物、商周青铜器、历代陶瓷器、玉器最具特色。其中国家一级文物与国家二级文物5000余件，历史文化艺术价值极高，集中展示了中原地区八千年间几度领先于全国及至世界的灿烂文明，其建筑风格恢弘而富有特色。共设有“新石器时期”、“夏商时期”、“东周时期”、“隋唐时期”、“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宋金元时期”、“明清河南”、“中原古代石刻艺术”、“国宝特展”、“中原楚国青铜艺术”、“巧工遗珍—院藏明清珍宝展”等16个展厅，还有一个华夏古乐厅。馆内文化氛围和精品文物令人叹为观止，一部分藏品被誉为国之重器，其中最著名的有河南博物院九大镇院之宝，贾湖骨笛、杜岭方鼎、妇好鸮尊、玉柄铁剑、莲鹤方壶、云纹铜禁、四神云气图壁画、武则天金简、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
河南博物院中最重要的展览是基本陈列“泱泱华夏，择中建都”，展览以中原的建都历史为主线，以中原文明发展历史为纲，以世界文明背景为参照，整合河南地区的文物优势，抓住中原古代发展中的闪光点，展示华夏民族的文明发展轨迹，再现中原文化的悠久与辉煌，以及中原文化的影响力与辐射力。同时在全球化视域下，展现中原文化与其他地区文化的异同，展开黄河文明与海洋文明、草原文明的对话。基本陈列位于主展馆1、2、3层，共分10个展厅，由新石器时代、夏商、西周、东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金元七部分组成，围绕各个历史时期中原都城文化以及都城中的人文生活进行解读，精心挑选了5000余件套精品文物集中展示，包括贾湖骨笛、莲鹤方壶、四神云气图壁画、杜岭方鼎、妇好鸮尊、等河南博物院九大“镇馆之宝”都将在基本陈列展中悉数亮相，而且近几年的河南考古新发现也将出现在该陈列展览中。
中国古代都城建设从“择中建都”到都城“择中建宫”，再于宫城“择中建殿”这一传统的“求中”理念一以贯之，最早的源头在河南。中华文明最早的都城在河南，最早的“中国”在河南。河南处于中原腹地，四方入贡道里均的地理优势，符合古人“择中建都”的理念，历史上曾先后有二十余个王朝在此建都，从最早的二里头夏都到金代末年定都商丘，奠定了河南三千余年持续成为中国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特殊地位。如果上溯至更远，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来沿嵩山一线发现的密集的古人类活动点，再到整个新石器时代嵩山南北聚落演变发展到早期国家的历程，奠定了嵩山这一“天下之中”的核心地位。
第一展厅的主题是走向邦国，时间是新石器时期（距今10000年～4000年），先民从裴李岗文化时期、仰韶文化时期到中原龙山文化时期，经历了农业起源到确立以农为本、手工业独立并分化出专门的手工业作坊，由此带来了由平等社会逐渐向社会阶层分化的改变，这些是最初文明产生的社会基础。围绕中心聚落产生的多层级聚落结构，具有都邑性质的大聚落、大城址的出现，到最后城邦林立态势的形成，是中原地区文明起源的历史进程。在这一过程中，仰韶文化庙底沟期所形成的早期中国文化圈结构，奠定了整个先秦时期中原王朝对外辐射的总体面貌。距今五千多年的具有都邑性质的双槐树遗址，被称为“河洛古国”，实证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
河南博物院九大镇院之宝之一的贾湖骨笛，是新石器时代的文物，器物规格长23.6厘米，出土时间1987年，出土地点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M282号墓，距今约7800年-9000年。河南博物院收藏的这支贾湖骨笛，器形完整，且因石化而晶莹亮洁，近乎可与美玉争辉，这一遗世精品可遇难求，是中国考古发现的最古老的乐器，被称为“中华第一笛”。仙鹤是沟通阴阳两界的使者，仙鹤是凡人羽化升仙的坐骑，贾湖先民以仙鹤尺骨创制骨笛神器，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原初之基。贾湖骨笛横空出世，无疑为我们研究中国音乐与乐器发展史，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但贾湖骨笛能够改写的，远非整部中国音乐史那么单纯简单。更为重要的是，贾湖骨笛作为罕见的史前神器、作为中华民族必须翻越的从蒙昧走向文明的第一座珠穆朗玛峰，其对此后闻名于世的中国礼、乐制度，土生土长的中国道家、道教，乃至整个中国文化、文明的重要影响不可估量。
贾湖骨笛磨制精细，7孔，在第六孔与第七孔之间有一小孔，经测音可以发两变音，应为调整第七孔发音而钻的调音孔。值得注意的是，该墓出土有两件形制相似的骨笛。据测音研究，它们是一雌一雄，印证了中国自古雌雄笛的传统。此笛经试奏，证明是一种竖吹骨笛，也是后世竖笛或洞箫类乐器的祖型。当时的人们利用此笛吹奏出有节奏的音符，以此表达对生活的感受和对神灵的尊敬；现代音乐家们使用此笛仍能吹奏五声阶的曲子《小白菜》。贾湖骨笛不只是中国年代最早的乐器实物，更被专家认定为世界上最早的可吹奏乐器。实验证明，贾湖骨笛不仅能够演奏传统的五声或七声调式的乐曲，而且能够演奏富含变化音的少数民族或外国乐曲。它的出土，改写了先秦音乐史乃至整部中国音乐史，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地位和价值。目前，这一成果已被铭刻在北京“中华世纪坛”青铜甬道的显要位置。
彩陶双联壶为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遗物，口径6.5厘米、高20厘米，1972年出土于河南省郑州市大河村遗址，现藏于河南博物院，郑州市博物馆。大河村出土的这件彩陶双联壶亦是双腹相联，成双成对，也许是原始社会新人喝交杯酒的“合卺杯”。此件器物造型新颖，色彩鲜艳，是仰韶文化大河村类型彩陶中唯一的一件联腹壶，堪称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艺术精品。早在战国时期，人们结婚时就已经有喝交杯酒的习俗，如战国楚墓中曾出土的彩绘联体杯，即为结婚时喝交杯酒使用的“合卺杯”。
第二展厅的主题是中原立国，时间是夏商时期（公元前2070年～前1046年），嵩山一线中原龙山文化末期的典型遗址，如登封王城岗、禹州瓦店、巩义花地嘴等，不仅勾勒了早期夏人的活动轨迹，同时也是早期国家演变的最初形态。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夏代都城，郑州商城、安阳殷墟为代表的商代都城，从城、宫殿、礼器等多个层面，反映出夏商时期都邑的政治、经济、物质文化等，以及以中原为核心所形成的强有力的文化辐射。夏商时期的诸多理念和规制对后世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如宫城中轴线、王都城门的一门三道规制等直接被后世所承袭。安阳殷墟以甲骨文这一最早的成熟文字、精湛的青铜铸造以及精美的治玉工艺，将中国青铜时代的文化推向高峰，向我们展现了一个湮灭已久的神秘王朝。
河南博物院九大镇院之宝之一的杜岭方鼎，所处年代为商代早期，器物规格通高87厘米，口长宽61厘米，耳高17厘米，足高25.5厘米，重约64.25千克，出土时间是1974年，出土地点在河南郑州张寨南街。《史记》曰：“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象九州。”在中国，九鼎象征九州，是国家政权的象征。“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此所谓定鼎中原，问鼎中原，三足鼎立也；周公制礼作乐，创列鼎制度，“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与王朝卿士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士三鼎二簋”，此所谓明贵贱，辨等列，别上下也。杜岭方鼎不只是早商的一件青铜重器，更是中国乃至世界于人类的青铜时代，所创造的第一座青铜文明纪念碑，杜岭方鼎是目前人类所能认知的年代最早、体量最大、铸造最为完美、保存最为完整的青铜重器。杜岭方鼎装饰的是饕餮纹与乳钉纹，鼎是大锅，“饕餮”与“乳钉”，饕餮是贪食的猛兽，象征吃；“乳钉”如乳头，当然也是说“吃”的事；故宫大门上九纵九横，八十一个“乳钉”，这是皇帝吃天下了，而王府州府县衙能够“享用”的门钉，那“乳头”样的东西，就必须渐次减少下去了。杜岭方鼎是目前发现的最早装饰饕餮纹与乳钉纹的中国礼器，这“礼”，现在还活在中国的大地上，活在中国人的心中。
河南博物院九大镇院之宝之一的妇好鸮尊，所处时代是商代晚期，大约在公元前11世纪，器物规格通高46.3厘米，口长16.4厘米，足高13.2厘米，盖高13.4厘米，重16千克，出土时间是1976年，出土地点在河南安阳殷墟小屯宫殿宗庙遗址西南侧妇好墓。妇好鸮尊是古时的盛酒器，形体呈猫头鹰状，昂首、圆目、宽喙、小耳、高冠，双翅并拢，双足与垂尾共为三点支撑，后颈有口，上有盖，内壁铸“妇好”二字铭文。背有兽首弓形鋬。妇好墓是目前在殷墟发现的唯一一座不曾被盗掘过的商王室贵族大墓，也是中国迄今发现的、能够确切断定墓主人身份的年代最早的一座大墓，妇好墓是人类文明的宝藏。妇好墓出土随葬器物1928件，其中铜器468件，总重量约1625公斤；玉器755件，有和田玉、独山玉、岫岩玉等；骨器564件；陶器11件；石器63件；宝石制品47件；象牙制品3件；蚌器15件，此外，还有红螺２件、阿拉伯绶贝１件及6820个来自南海的货贝。在如此琳琅满目的宝藏中，妇好鸮尊“脱颖而出”，著名考古学家郑振香认为，妇好鸮尊是宝藏中的宝藏。
鸮又称猫头鹰，是一种很奇怪的动物，猫的头，鹰的身子，是兽与禽的一种混合搭配。因为长得很奇怪，所以诡异。它的啸叫，让人毛骨悚然；它的眼珠，黄黝黝圆滚滚的，古怪神秘。不过在古代西方，猫头鹰被视为智慧的象征，是雅典娜的爱鸟；它那深不可测的眼神，仿佛能够看穿一切神秘。在古代中国，猫头鹰被视为战争之神，是妇好乃至国王、将军们的爱物；它昼伏夜出的天性、击而必中的本领，自然让其成为“战神”的象征。而在中国，猫头鹰又被称作“夜猫子”，是一种凶兆，老百姓都很讨厌“夜猫子”。尊是一种盛酒礼器，而妇好鸮尊很可能是最早的鸮形酒器，造型完美，挺胸昂首，两眼圆瞪，傲视天下，宽喙，双翅并拢垂地与粗壮的双足形成三点一面，其雄浑厚重，神态庄严，无愧于战神之称号。通过东西人对猫头鹰的不同看法，我个人猜测这件文物应该是来自西方，而商人的祖先也可能是来自于遥远的埃及或者是美索不达米亚区域，因为那里是雅典娜的诞生地，那里的人把猫头鹰的饰物奖励给战功显赫的人。
妇好是商王朝晚期一代雄主武丁之妻。武丁以其赫赫武功，扭转了商朝一度衰落的国运，史称“武丁中兴”。卜辞记载：武丁征伐的邦国，有81个；除主要用兵于西北的“鬼方”，南面的荆楚、巴族外，还对东方等地发动过大规模的战争；作为武丁的妻子，妇好在当时非常活跃，不仅主持各种王室典礼，而且经常受命于王，统帅军队征伐四方；在战争中，她多次大获全胜，受到武丁的嘉奖。在妇好墓中，出土龙纹大钺、虎纹大钺各一件，重8至９公斤；钺是那个时代军权的象征，约略相当于此后的尚方宝剑；能操持如此沉重的兵器征战疆场，其巾帼风姿，自当威风凛凛；也因此，妇好被当下学者称为“华夏第一女将”。“妇好”方斝也是从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方形器较之圆形器用范为多，浇铸更复杂。以考古发掘实际而言，方形器一般皆出于高等级贵族墓葬。
在殷商时代，在河套地区生活着一个强大的族群，可能就是“鬼方”，于此之际，殷商对“鬼方”的胜利，对华夏民族的形成，显得至关重要。而这场战争的统帅，就是甲骨文中所说的领兵三千、讨伐鬼方羌人的妇好。这场战争，是殷商时期规模最大的一场战争，妇好一役而毕全功，取得了最后也是最彻底的胜利。这是一场奠定华夏文明历史进程的大决战，其划时代意义，并不亚于传说中的黄帝与蚩尤之战。在妇好墓中，与妇好鸮尊同时出土的还有两件司母辛大方鼎。由此，考古学家断定认为“司母辛”是妇好的庙号。通过解读甲骨文祭祀谱，专家们发现，武丁有三位法定配偶，分别是：妣戊、妣辛、妣癸。“由于‘司母辛’铭铜器与‘妇好’铭铜器大量共存于一墓之中，所以推测，两者当是一人。这就是说，‘妇好’是墓主之名，‘辛’是她的庙号，‘妣辛’是武丁子辈对其法定配偶‘辛’的称谓。这一发现，为解决卜辞中‘妇好’与‘妣辛’的关系问题提供了重要依据。“司母辛”四足觥出头自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盛酒器，器身奇特，前部似牛呈立兽状，头上有卷曲的犄角，中脊至尾为卷龙纹，后部呈鸟状，足为两蹄两爪，尾部有兽首形扳。通体饰细腻精致的纹饰，盖内与器身内均有“司母辛”三字铭文。
通过妇好鸮尊，可以联想到司母戊大方鼎，与“司母辛”一样，“司母戊”也是庙号。考古专家通过对司母戊大方鼎与司母辛大方鼎的成分进行分析，发现它们的合金配比相似，可能是同一时代生产的器物，而从形制上看，考古学家早已断定，两者是同一时期的器物。由此，再结合武丁有三位法定配偶，即妣戊、妣辛、妣癸，可以推断：“戊”，就是“妣戊”，司母戊大方鼎就是为祭祀武丁的这位庙号是‘戊’的法定配偶，由武丁子辈铸造的。司母戊大方鼎出土于王陵区，考古发现“戊”的墓葬规格，仅仅次于商王墓。司母辛大方鼎128公斤，司母戊大方鼎832.84公斤，同是武丁的法定配偶，差别却很大，妇好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女将军，从甲骨文上也能读出妇好是武丁的最爱，而对“戊”，却没有太多的记载。“戊”能入王陵，而妇好没有葬入王陵，根据《周礼·冢人》云：“凡死于兵者，不入兆域。”由此推论，妇好很可能是战死或战伤复发而亡。虽然妇好没有进王陵，不过妇好墓离类似祭坛的殷墟建筑最近，也许这也是一种刻意的安排。
妇好鸮尊的造型新颖，各部位纹饰和谐，头部羽纹动感尤烈，予观者以扶摇直上八万里的艺术感染力，无愧于战神之美誉。商族族源神话“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中的“玄鸟”，实际上就是商人祖先神的化身，鸱神；而甲骨文中发现的“商”字，即为鸱锐目之造型，此正所谓“鸱目虎吻”、“鸱视狼顾”也。这不但道出了鸱与商的不解之缘，也解释了妇好墓为什么会随葬鸱尊礼器。如今，猫头鹰虽然被视为不祥的恶鸟，但鸱尾、鸱吻还活在中国古典建筑的屋脊的两端，是必不可少的建筑构件与装饰器物。妇好鸮尊呈现出商文化刻意创新、追求完美的精神。而就妇好墓出土的青铜礼器、武器群而言，它们是商代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体现，是“国之大事，在祀在戎”的物质载体，是中国青铜时代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的物质证明。
甲骨文，是中国的一种古老文字，又称“契文”、“甲骨卜辞”、“殷墟文字”或“龟甲兽骨文”。是我们能见到的最早的成熟汉字，主要指中国商朝晚期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在龟甲或兽骨上契刻的文字，是中国及东亚已知最早的成体系的商代文字的一种载体。最早被河南安阳小屯村的村民们找到，当时他们还不知道这是古代的遗物，只当做包治百病的药材“龙骨”使用，把许多刻着甲骨文的龟甲兽骨磨成粉末，浪费了许多极为有价值的文物，后来，晚清官员、金石学家王懿荣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治病时从来自河南安阳的甲骨上发现了甲骨文所在地。百余年来，当地通过考古发掘及其他途径出土的甲骨已超过154600块。此外，在河南、陕西其他地区也有甲骨文出现，年代从商晚期（约公元前1300年）延续到春秋。
甲骨文，具有对称、稳定的格局。具备书法的三个要素，即用笔、结字、章法。从字体的数量和结构方式来看，甲骨文已经是发展到了有较严密系统的文字了。汉字的“六书”原则，在甲骨文中都有所体现。但是原始图画文字的痕迹还是比较明显，象形意义也比较明显。甲骨文因镌刻、书写于龟甲与兽骨上而得名，为殷商流传之书迹；内容为记载盘庚迁殷至纣王间二百七十年之卜辞，为最早之书迹。殷商有三大特色，即信史、饮酒及敬鬼神；也因为如此，这些决定渔捞、征伐、农业诸多事情的龟甲，才能在后世重见天日，成为研究中国文字重要的资料。商代已有精良笔墨，书体因经契刻，风格瘦劲锋利，具有刀锋的趣味。受到文风盛衰之影响，其大致可分为五期，底下分别介绍。商代晚期自盘庚迁殷至商纣王共约273年，经历8世12王，这一时期的甲骨文也应有早晚先后之分。对商代甲骨的分期断代研究，有多种说法，如今主要采用的是董作宾依据世系、称谓、贞人等十项标准划分的五期说，即第一期：盘庚、小辛、小乙、武丁；第二期：祖庚、祖甲；第三期：廪辛、康丁；第四期：武乙、文丁；第五期：帝乙、帝辛。
甲骨文记载的内容主要有四项，经过加工和刮磨的龟甲和兽骨，由专门负责的卜官保管。卜官在它们的边缘部位刻写上记述这些甲骨的来源和保管情况的记事文字，称"记事刻辞"；卜官在占卜时，用燃着的紫荆木柱烧灼钻凿巢槽，使骨质的正面裂出"卜"形状的裂纹，这种裂纹叫作"卜兆"，是据以推断卜问事情吉凶的依据。在时代较早的甲骨卜兆下面，刻写出占卜进行顺序的数字，这种数字也叫"兆序"；甲骨文的主体部分是卜辞，即占卜活动结束后记录占卜活动进行情况与结果的刻辞。 大多刻写在甲骨的正面，也有部分刻写在反面的；以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相配组成的六十个干支名称的干支表，可说是我国最早的日历。另外，甲骨文中还有一些当时学习刻写卜辞的人练习刻写的作品，称为"习刻"或"习契"。甲骨文的内容大部分是殷商王室占卜的记录。商朝的人大都迷信鬼神，大事小事都要卜问，有些占卜的内容关于天气，有些是农作收成，也有问病痛、早生贵子的，而打猎、作战、祭祀等大事，更是需要卜问了。所以甲骨文的内容可以隐略了解商朝人的生活情形，也可以得知商朝历史发展的状况。同时，甲骨文与古老建筑的造型非常的接近，可以说建筑记载也是甲骨文的一大起源。从甲骨文中许多有关建筑的字形上，可以了解中国远古时代建筑的结构形式及其发展脉络。甲骨文“高”字。从它的字形上，可以推断在商代已有了一种建造在土台上的建筑了。其下部应该看作是土台中挖有一口地窖，这是私有制抬头和家庭出现后的一种建筑方式。其上部可以看成是一栋既有屋顶又有墙身的建筑。墙的出现，在中国远古时代是个了不起的创造。用墙围合而得到的室内空间，比只用屋顶的要高大得多，这也正合了“高者，崇也”的字义。甲骨文“宫”字。它可以看成在一个大屋顶下罩着两个(或两个以上)室内空间的房子。这是一种专供统治阶级使用的十分讲究的高大建筑物。
甲骨文是镌刻或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出土在河南安阳小屯村一带，因为这里曾是商代后期商王盘庚至帝辛的都城，史称为“殷”。商灭国，遂成为了废墟，后人便以“殷墟”名之。因此，甲骨文也称“殷墟文字”。其内容绝大多数是王室占卜之辞，故又称“卜辞”，或“贞卜文字”。这种文字基本上都是由契刻而成，又称“契文”、或“殷契”等。甲骨文距今已有三千余年，它不仅是研究我国文字源流的最早而有系统的资料，同时也是研究甲骨文书法重要的财富。从书法的角度审视，甲骨文已具备了书法的用笔、结字、章法一共三个基本要素。从甲骨上的文字看，它们已具备了中国书法的用笔、结字、章法三要素。其用笔线条严整瘦劲，曲直粗细均备，笔画多方折，对后世篆刻的用笔用刀产生了影响。从结构字体上看，文字不仅有变化，虽大小不一，但比较均衡对称，还显示了稳定的格局。因此从章法上看，虽受骨片大小和形状的影响，仍表现了镌刻的技巧和书写的艺术特色。“甲骨书法”现今已在一些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中流行，就证明了它的魅力。从用笔上看，甲骨文因用刀契刻在坚硬的龟甲或兽骨上，所以，刻时多用直线，曲线也是由短的直线接刻而成。其笔画粗细也多是均匀；由于起刀和收刀直落直起，故多数线条呈现出中间稍粗两端略细的特征，显得瘦劲坚实，挺拔爽利，并且富有立体感。就结字而言，甲骨文外形并且多以长方形为主间或少数方形，具备了对称美或者一字多形的变化美。而且甲骨文在结字上还具有了方圆结合，开合辑让的结构形式，有的字还具有或多或少的象形图画的痕迹，具有文字最初发展阶段的稚拙和生动。从章法上看，卜辞全篇行款清晰，文字大小错落有致。每行上下、左右、虽有疏密变化，但全篇能行气贯串、大小相依、左右相应、前后呼应的活泼局面。并且，字数多者，全篇安排紧凑，给人以茂密之感，字数少者又显得疏朗空灵，总之，都呈现出古朴而又烂漫的情趣。
现在还有一种是比殷墟甲骨文还要早一千二百多年的甲骨文，是陕西考古工作者在西安市西郊发现的。这批甲骨文分别刻在一个骨竿、一颗兽牙和若干块兽骨上。从已经清理出的十多个单体字来看，这种甲骨文字体细小，笔划细若蚊足，刚劲有力，字形清晰，字体结构布局严谨，与殷墟甲骨文字体接近。据专家考证，这种甲骨文的出土遗址属龙山文化晚期，距今约四千五百年到五千年，比殷墟甲骨文要早1200年以上。另一种是一批奇特的微刻甲骨文，是在陕西岐山发现的，共有293片甲骨。甲骨上的文字细小如芥籽，笔划细如秋毫，需借助放大镜才可辨认，但字迹清晰、笔划刚劲流畅，书法分直笔和圆笔两种，直笔方直劲健，圆笔圆润婉逸。其中有一片甲骨仅2.7平方厘米，像小硬币大小，刻字面积仅1.7平方厘米，上面却刻有30个甲骨文，其字细若发丝，个别的字径还不足毫米。这批甲骨文是西周时的作品，记载的多是西周灭商之后，周文王晚年到周康王初年的内容，但是，为什么要刻得这么小?是什么人用什么工具刻出来的?在古代尚没有放大显微技术的情况下，又是怎样辨认的?这还是一个谜。如今，这批珍贵的微刻甲骨文收藏在陕西省岐山县文物管理所。还有一种甲骨文是刻在陶器上的。这是1978年和1979年，考古工作者在贵州威宁中水汉墓群中出土的一批陶器和陶片上发现的。上面共有51个类似象形文字却变化更为丰富的刻画符号。专家考证，这是贵州出土的年代最为久远的文字，距今约二千多年。
甲骨文在汉字漫长的发展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作为现代汉字的鼻祖是当之无愧的。我国汉字的萌芽，大约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晚期陶片上的刻划符号。但这些刻划文字虽已具备了文字的雏形，但都是一些简单的符号和单字，无完整的体系和规律。真正具有一定的体系并有比较严密的规律的文字，最早的要算是甲骨文了。据研究，甲骨文中共有不重复的单字4500个左右，已识单字在1700个左右，而这些单字还不是当时使用的全部文字。甲骨文是研究古文字的宝贵资料。中国的文字萌芽较早，在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陶器上，就发现了各种刻划符号，成为中国文字的雏形，经过二三千年的孕育、发展，到了商代，中国的文字达到基本成熟阶段。、甲骨文具有一定体系并有比较严密的规律，内容丰富，对中国古文字研究有重要作用。过去，古文字研究的主要的依据是商周青铜器上的铭文，如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甲骨文比《说文解字》要早1500年，而且它是来源于直接发掘出来的出土文物，可信程度更高，对研究汉字的起源和发展，纠正《说文解字》的疏失，解决青铜器铭文中悬而未决的问题，都有极大价值。在甲骨文以前，从考古材料来看，我国境内已有很多尚未完全成熟的文字符号出现。从史书记载来看，《荀子》、《吕氏春秋》、《韩非子》、《世本》都记载有仓颉造字的传说。许慎的《说文》序把《系辞传》的说法和仓颉的传说结合起来，说：“及神家氏结绳 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航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刈，万品以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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