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夷山景区坐竹筏游览九曲溪，下行至玉女峰左拐向东，过镜台、水光岩，前面就是终点码头晴川（见下图1－4），下筏登岸后大多数游客向右行，走的是仿宋古街（见下图5、6），在街上可看到左侧不远处有一围墙大院，墙内的建筑古色古香，那就是占地近千平的武夷宫，此建筑位于大王峰南麓、九曲溪北岸，是历代帝王祭祀武夷君的地方，古时闽人入武夷山之前多半也会先向武夷君祭祷。武夷君是古代传说中的仙人，也是民间信奉的神仙之一，属于武夷山的山神，其传说在先秦时期就已存在，一说武夷君修真于武夷山，受上天之命统管群仙；另一说是道教神仙中以长寿著称的彭祖，曾隐居于武夷山，活了770岁，其长子名武，次子名夷，武夷山因此而得名。据《史记 · 封禅书》记载： “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黄帝用一梟破镜…… 武夷君用乾鱼。”
明代吴栻《武夷杂记》中说：“又考古秦 人《异仙録》云：始皇二年，有神仙降此山，曰余为武夷君，统録羣仙，受馆於此。史称祀以乾鱼，乃汉武时事也。”宋代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76《 武夷图序》称，汉武帝曾遣使到武夷山用“乾鱼”祭祀。唐宋以后武夷君曾多次受到朝廷敕封，仅宋代就有4次： 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因祈雨获应，敕封显道真人，武夷宫成为全国9大道观之一；元符元年(公元1098年)因屡降吉祥，加封为显道真君；端平元年(公元1234年)和嘉熙二年(公元1238年)又先后加封为显道普利真君和显道普利冲元真君，武夷君由此名声远播，影响渐大。武夷山也因武夷君的种种传说及其在道教中的影响，被奉为 三十六洞天的第十六洞天，名“真升化玄天”，成为福建道教的传播中心。
据《武夷山志》记载：武夷宫始建于唐天宝年间(公元742—755年)，是武夷山最古老的一座宫殿，迄今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初建时也不在现址，而是筑于一曲的洲渚上，名为天宝殿，历史上曾数易其名。南唐保大二年（公元944年），元宗李璟为其弟李良佐“辞荣入道”移建至此，位于大王峰的南麓（见下图1），前临九曲溪口，改名为会仙观，此后历代封建统治者大多笃信仙家，不惜花费重金，多次修葺、扩大这座宫殿，宋朝时扩建至300多间，改名为冲佑观，为宋代6大名观之一，每年中秋在此祭祀武夷君、皇太姥，成为武夷山道教的活动中心。元泰定五年（公元1328年）才改观为宫，称为万年宫，明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毁于兵燹，天顺、成化年间（公元1457—1487年）虽经官府多次拨款修葺，都未能恢复旧观。明嘉靖四年（公元1525年）又遭火焚，次年创复，又改名为武夷宫，后颓败于清朝，民国初年再遭兵燹，仅存正殿、三清殿等部分建筑，现在的建筑为旅游、文化部门于上世纪80年代在原址上修复，过去的武夷宫专指这座古代宫观，但现在已演化这一带的地名了（见下图2）。
武夷宫鼎盛于宋朝的冲佑观时期，从北宋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至熙宁末年(公元1077年)的50多年间，历任皇帝先后遣使至武夷山降香、投送金龙玉简多达20次，当时醮场连绵，磬钹动地。宋朝也是武夷宫最热闹的年代，这里香客络绎，游人如织，市衢贸易日趋繁荣，街巷建设也呈宋朝特色，历元、明两代而不衰。宋朝实行祠禄官制度，是朝廷处置安顿闲散官员的一项行政管理措施，宋真宗曾多次颁令“多营造宫观”，并以祠祭列祖列宗为名，让一些无职事的官员“使任宫观，以食其禄”，祠禄官仅主管某座道观，实际上没什么具体事情，仅借名取半俸而已。在宋徽宗至宁宗的100多年间，朝廷先后委派“佚老优贤”的官员25人，到冲佑观任提举主管祠事，其中宋淳熙四年（公元1177年）至庆元元年（公元1195年）的近20年间，朝廷先后多次任命3位名人到此任职，其中陆游4度、辛弃疾4度、朱熹2度担任提举主管祠事，他们在没有担任此地祠官期间，也曾多次游历武夷山探奇访友，到冲佑观“奉祠”后交往益深，结为好友，故被人们尊称为“三翁”。陆游（1125年—1210年）为浙江绍兴人，
出生于名门望族，20岁有诗名，29岁入京参加进士考试，按成绩名列第一，因秦桧的孙子秦埙位居陆游名下，秦桧大怒，陆宋孝宗即位后，赐陆游进士出身，但因陆游坚持抗金遭主和派排斥，以致仕途始终不畅，早年历任镇江、建康、隆兴、夔州、蜀州通判，为州府长官的行政助理，淳熙三年（公元1176年）为回应主和派攻击他“颓放”、“狂放”，陆游自号“放翁”进行反击，两年后因诗名日盛受到孝宗召见，任命为福建提举常平茶盐公事，主管粮仓、水利事宜，后又任严州知州，最后升至宝章阁待制，嘉定三年（公元1210年）去世，终年79岁。游在政治上虽不得志，但文史方面成就卓著，为南宋文学家、史学家、爱国诗人，与杨万里、范成大、尤袤并称四大家，工诗、词、散文，亦长于史学，尤以诗的成就为最，存世有9300余首，有《陆放翁全集》。
辛弃疾（公元1140年-1207年）为山东济南人，早年从军，25岁时被宋高宗任命为江阴签判，从此开始了他在南宋的仕宦生涯，历任江西、湖北、湖南等地担任转运使、安抚使等职，负责治理荒政、整顿治安，后又在建康（今南京）任通判，知滁州，抚湖南，官职最高为从四品龙图阁待制，仕途似乎比陆游顺畅，但他日夜渴望的是驰骋沙场，收复失地，虽多次上疏抗金大计，并为朝野抗金志士所首肯，但在朝廷偏安成风的情况下，他的满腔热忱并未引起皇帝的重视，中年以后的20年间，除了有2年出任福建提点刑狱和福建安抚使外，大部分时间都在江西铅山闲居，过着饮酒赋诗、闲云野鹤的村居生活，庆元四年（公元1198年）近花甲之年的辛弃疾，曾被授予主管武夷山冲佑观之职。开禧三年（公元1207年）秋，朝廷再次起用辛弃疾为枢密都承旨，令他速到临安（今杭州）府赴任，但诏令到铅山时辛弃疾已病重卧床不起，临终时还大呼“杀贼！杀贼！”同年九月病逝，享年68岁。
辛弃疾现存词600多首，是两宋存词最多的作家，有词集《稼轩长短句》等传世（见下图），辛词以豪放为主，是宋词豪放派的代表性人物，其词多以国家、民族的现实问题为题材，抒发慷慨激昂的爱国之情，在苏轼的基础上大大开拓了词的思想意境，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在文学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后人遂以“苏辛”并称，代表宋词的最高水平。此外，辛诗风格俊逸，有些抗战诗悲壮雄迈，也未必在其抗战词之下，辛弃疾的文也颇为值得称道，他的政论文与词一样，笔势磅礴，充满豪情，因此，后人视他为南宋政论文的大手笔，只是为词名所掩，不为人熟知。辛、陆二人有许多相似之处，始终把洗雪国耻、收复失地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并在文学创作中写出了时代的期望和失望、民族的热情与愤慨。
如果说陆、辛二人主要成就体现在文学方面，朱熹则更是中国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但在仕途上却颇为坎坷，与陆、辛二人有共同之处。朱熹（公元1130-1200年）祖籍江西婺源，生于福建尤溪，一生经历南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从步入仕途至去世共计27年，但在政治派别的斗争中屡遭失败，生前不被朝廷重用，在官场上作为不大，真正在职时间仅9年多，其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讲学、著述学，主要贡献和成是在学术与思想文化方面，是我国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最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一生共留下了126种400多卷著作，且大部分都流传于世，内容涉及经、史、子、集诸部，范围广阔，博大精深，他弘扬光大了儒家思想，建立了最完整的理学体系，是孔孟以来最杰出的儒学大师，也是闽学派影响最大的代表性人物，其学说对元、明、清三朝800多年影响很大，是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和官方哲学，长期作为治国之本和人们思想行为的规范，当然这些都是朱熹死后才获得的荣耀，其生前并无如此显赫，甚至有些窘迫潦倒。
淳熙五年（公元1178年）48岁的朱熹提举武夷冲佑观，院里原有两株桂树为唐代遗存，为千年左右的古树，相传是南唐保大二年（公元944年）李良佐建观时所栽，后其中一株枯死，由朱熹补种，现两株古桂树龙盘蛇曲，被称为“桂花王”（见下图）。朱熹的文学成就虽比不上陆游、辛弃疾，但其著名的七绝《春日》、《观书有感》不仅脍炙人口，而且充满哲理，尤其是“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中国人都耳熟能详。淳熙十一年（公元1184年）朱熹在陪同好友辛弃疾游武夷时作组诗《九曲棹歌》，这是描绘九曲溪的一幅长卷佳作，在历代文人骚客吟颂武夷诗中，首次全面概括描写武夷九曲风貌，故郭沫若有诗赞道：“九曲清流绕武夷，棹歌首唱自朱熹”。淳熙五年（公元1178年）陆游赴建安（今建瓯市）出福建盐茶公事，当时朱熹提举冲佑观，二人相聚武夷山，陆游作《游武夷山》中的“少读封禅书，始知武夷君”，另作一首七绝《初入武夷》：“未到名山梦已新，千峰拨地玉嶙峋。幔亭一夜风吹雨，似与游人洗俗尘。”此诗又有晚唐李商隐所作一说，据《武夷山志》记载：
“李商隐……曾游武夷，有绝句一首，武夷题咏自此始也”，其实李商隐所作的武夷诗，《全唐诗》也有辑录，诗为“只得流霞酒一杯，空中箫鼓几时回。武夷洞里生毛竹，老尽曾孙更不来。”淳熙十年（公元1183年）朱熹在武夷五曲侧畔隐屏峰下建武夷精舍（见下图），附近溪流中有一茶灶石，朱熹曾与陆游和辛弃疾石上品茗。陆游、辛弃疾来武夷山时，朱熹也尽地主之谊，陪同游览，以诗会友。陆游与朱熹离别多年之后，还写诗4首《寄题朱元晦武夷精舍》，回忆在武夷山的日子，留下“山如嵩少三十六，水似邛郲九折途”、“身闲剩觉溪山好，心静尤知日月长”等诗句。绍熙三年(公元1192年)春辛弃疾出任福建提刑，赴任途中访朱熹于建阳，朱熹陪游武夷山，辛弃疾写下《作棹歌呈晦翁十首》：“山中有客帝王师，日日吟诗坐钓矶”、“试从精舍先生问，定在仓牺八卦前。”陆、辛、朱3人中晚年后都给自己取了新的名号，且不约而同地用了个“翁”字，朱熹号晦翁，陆游号放翁，辛弃疾号瓢翁，三翁聚首武夷山不仅增进了他们之间的私人情谊，也促成一段“武夷三翁”历史传奇。陆、辛、朱三翁有时虽不在一处，
但联系密切，政见相合，不仅都有儒家济苍生、安天下的民本思想，而且均为坚定的“抗金”主战派。晚年朱熹身陷“庆元党禁”，处境艰难、声名黯淡之际，许多见风使舵者与朱熹断绝关系，有的门生甚至投靠他人，但陆游、辛弃疾与朱熹始终惺惺相惜，保持深厚的友情。陆游写诗“木枕藜床席见经，卧看飘雪入窗棂”，暗示抵御严寒的心情，辛弃疾也写信慰问朱熹，朱熹回信中以“克己复礼”相勉，并寄茶饼、纸被给陆游。宋庆元六年（公元1200年）三月初九，71岁的朱熹在“庆元党禁”运动中去世，同年十一月葬于建阳县黄坑大林谷（见下图）。朱熹病逝时其学说已被宣布为“伪学”，朝廷明令不得奠祭，许多朱熹的门人弟子不敢前往吊唁，但陆游和辛弃疾这两位文坛泰斗挺身而出，他们的悼友表现和悼亡祭文在当时极为难能可贵，陆游寄出的悼文是：“捐百世起九原之思，倾长河注东海之泪。路修齿髦，神往形留。公殁不忘，庶其歆飨！”在朱熹生前时，辛弃疾的《寿朱晦翁》作出评价：“历数唐尧千载下，如公仅有两三人。”评价之高和认知之深，当时无人可及。朱熹死后，辛弃疾不畏禁令，哭祭于灵前，并留下了留传千古的悼词：“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然犹生。”
今年一个晴朗的秋日，我怀着对“三翁”的崇敬之情，从竹筏码头向左一偏僻小路拾级而上，首先看到的是一座建于1985年的“渐入佳境”坊，两侧是著名书画家潘主兰所题的对联：“如此名山宜第几”、“相当曲水本无多”，坊后就是武夷宫的正南门三清殿，为武夷宫的附属建筑（见下图）。三清殿原内奉“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即太上老君，故名三清殿，是道教供奉最高尊神—三清祖师的殿堂，每个道观都必须供奉。
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于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冬应召北上时，曾在三清殿墙上题诗一首：“一剑横空星斗寒，甫随平虏复征蛮。他年觅取封候印，愿向君王换此山。”1937年国民政府在此重新规划，将其改名为中山堂，建立所谓“赣粤闽湘鄂剿匪军东路军讨逆阵亡将士公墓”，解放后已将这些塔、碑、公墓等建筑平毁，而中山堂及围墙、纪念亭等保留迄今。1983年景区进行重修，重现当年建筑风采，1985年有关部门还在此设立国际兰亭学院，
招收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员，此后还曾在这里设有武夷山画院和“名家赞名山”陈列室。现在的武夷宫刚经过整修，进入大院迎面是一座飞檐翘角的两层仿古大殿，2004年这里曾辟为柳永纪念馆，当时我看到大殿一层的匾额是“白衣卿相”，二楼匾额是“一代词宗”，殿前还有柳永塑像和毛泽东手书的柳永词《望海潮 · 东南形胜》石碑，但现在的大殿前无匾无牌，不知何名，我看到殿前的香炉上有“武夷君殿”4个大字，这应该是此殿的名称（见下图2），
殿内是一位老者坐像，可能就是武夷君了（见下图1、2），附近不远的宋街上人来人往，非常热闹，但这里却非常冷清，游人寥寥，真正是门可罗雀，武夷君毕竟只是一个神话人物，难以引起当今游客的共鸣，而又有多少人知道：在800多年前的南宋时期，这里曾藏龙卧虎，名家辈出，我认为：应将此宫改为“三翁”纪念馆，他们都曾在此任职，纪念陆、辛、朱三人更具有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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