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的北京，雨水明显多于往年，从入夏开始就连续不断。虽然阴雨天气减少了晴空里的燥热炙烤，但是热量还在，使得空气更加潮湿闷热，仿佛置身于无形的蒸汽中闷着、蒸着，也是一种煎熬。苦夏是无论如何也躲不过去的。
眼看着来到了七月下旬，一些杂七杂八的事基本处理完毕，再算算时间，苦夏快要到头，剩下的难熬日子已经不多，心中便突然不甘起来。不甘的是，这样的苦夏从头到尾完整地熬过。于是，急于安排一次出行，以象征性地结束这个夏季。
在众人的渲染下，很早就开始关注川西，但始终没有细究，一直不清楚川西到底是指哪片区域，山有多高，道路怎样，人有多少，怎么生活。还存在着几个模糊的概念：川西与康巴的关系、康巴与西藏的关系等等。众多的未知带来神秘，因神秘而遐想与向往，后来竟有了原始荒凉、与世隔绝、充满异域风情的想象。
因为是临时起意，临行前一周产生想法，三天前做出决定，随后便匆忙进行各种准备。如此，心心念念的川西之行，本应该是慎重、隆重以及需认真策划的大行动，最后还是变成了说走就走的旅行。
当想记录点什么的时候，脑中自然冒出“漫行”这两个字来，感觉比较贴切。一是出发前确实不知哪里好看，哪里更美，只能走走看。二是今年雨水偏大，又是雨季出行，一路上不断出现的泥石流、滑坡以及较大降雨迫使行进路线不断迂回改变。三是延续了一贯的做法，即对于重点区域，争取先了解个大概，有了总体概念后再锁定重点目标。而本次出行前没有足够的信息，川西的“大概”就只能自己去探了。
计划中的大致想法是，首先到达最远处也是重点目标稻城亚丁，随后回转到心里感觉更加踏实的近处，且预判的重要路段争取是由南向北通过，这样不逆光，看的更真切，还能南面进川西，北面出川西~~~想得真美！实际上却被降雨、路况、高原反应等事件搅的七零八落，无影无踪。最后还是雅安进、雅安出，期间行程2200多公里（本次总行程2560公里），这个里程可以到达拉萨了。虽然计划一再调整，多跑了许多路，却也因此了解到更多情况，看到更多风景。
总体看，这次川西高原内的行程基本是在北面的317线、南面的318线、中间的几条南北连接线构成的长方形范围内完成的，自认为是广袤川西的核心区域。从成都到达这片区域，南北两侧都可进入，两个方案会有几种组合。
由于区域较大，在同一时段，东西南北降雨会有所不均，可以通过调整组合尽量避开大的降雨路段。那几日，雨天占了多数，经常会看到地图上几条主要道路的封闭标志。就像当年红军在这里出现北上还是南下的两难选择一样，面对连续不断的大雨，本次也有了是继续川西高原之行，还是折返成都平原闲逛的两难选择，当时真有不知所措之感。不利情况在想象中被放大，自己吓唬自己。但已经来了，就此止步总有不甘。
在继续绕行的几天里，发现道路封闭标志消失的多，新出现的少，虽不知具体什么情况，但估计问题不太严重，于是信心又增强一些，心情也变好一些。后来经过那些路段时才知道，短时的封闭，一般都是出现了小型泥石流或滑坡，经机械推开碎石泥土即可通行，稍微严重的也可以在短时间内清理出临时的土石路，车辆可以在颠簸摇摆中慢行通过。如果在山腰处出现路基塌方，处理难度会更大，封路时间会更长。像这些大山，山很高，坡很陡，再加上特殊的地质条件，如果路基随山体一起滑落，短时间内确实难以打通。小金县与丹巴县之间，刚出小金不远，地图上测量有160米的断路，就应该属于这种情况。据说是7月17日那场大雨时断掉的，到8月20日也没能通车。而康定那段318国道被泥石流埋压一公里多，但路基并没有垮塌滑落，经过抢修，不到一个星期就有了可以通车的土石路。318是连接西藏的大动脉，保证通行是第一要务，随后才是按照正常程序铺建柏油路。
本次重点考虑的几个因素是：合理安排时间及路线，尽量避开较大的降雨时段和路段；因出现断路，或出于主动避让较大降雨的考虑，尽量保留更大的临时调整路线的选择余地；景观节点的预判和到达时间的主动安排（控制好路上的时间，臆想到达时能有更合适的光线角度，取得更好的拍照效果）；如此等等。旅途这几天，始终是短间隔地紧盯天气预报和路况信息。这么多年的出行，头一次为了天气和路况忙成这样，情况特殊，不得已而为之。
受几种因素的影响，感觉这一路无论是看景还是拍照，都不如意。经过回顾整理，也就以下几点还值得说说：
关于概念
藏族分布地区，在概念上比较生疏与神秘，平时关注太少。这次回来后进行梳理（主要还是学习，且是围绕旅程的相关学习，没有太多的展开与涉猎），接触到一些概念。从人文角度看，藏族分布区域包括了现在的西藏、川西的大部以及青海的很大一片区域。传统意义上，卫藏的宗教、康巴的人、安多的马，是这片区域的三大特色。西部是法域卫藏（卫藏，西藏古称）、中间是人域康巴、东北侧是马域安多，每个区域都有独特的风俗和文化，也有各自的方言。
按照我的理解，法域，字面意义就是指宗教政权所在区域，是宗教、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为拉萨、日喀则等那片区域都在法域。人域就是指康巴区域，之所以称为人域，大概是指康巴人很有特色吧。马域就是指更向东、更向北的草原多、适于放马的地方，在川西这里包括阿坝州的阿坝草原、红原草原、若尔盖草原，直到甘南。（马域的大部分是在青海境内）。几个地区逐次远离宗教政治中心。
康巴地区，位于四川、青海、西藏、云南四省区的交界地带，主要部分在四川的甘孜、西藏的昌都和青海的玉树三个地区。而同属川西的阿坝州，其主要部分实际上与马域重合。
康巴地区位于汉藏过渡地带，历史上受人员物资交流、执政渗透控制等因素的长期影响，与其他地区相比，这里的藏族居民个性鲜明，文化独特，有“藏族哥萨克人”、“藏族吉普赛人”之比喻。政治上也有“稳藏必先安康”的地缘治理表述。在西康，也有“康定的汉子丹巴的女”之说，就如同陕西的“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都是在赞美特定区域的男人和女人。
川西地区，行政概念上是指四川省的西部，主要由甘孜藏族自治州和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组成。地理概念上是指邛崃山脉以西的高原地带，与人域和马域有大面积的重合，甘孜在人域康巴，阿坝主要在马域。川西北接甘南，南部则接近横断山脉的集束区域。此外，川西还包括不与两域产生交集的其他连片区域，只是面积较小（凉山州）。
自打接触到“川西”这个词，就自然地产生一个狭义的概念：以秀美山川为指向的川西，就是指甘孜州全部和阿坝州南部，因为这里的主要特征是连片的高山大川。而甘南、红原草原、阿坝草原则另成一域，因为大面积的草原湿地都在那里（很早就不自觉地将人域和马域分开看待了）。这个狭义概念偏差较大，缺少了阿坝州的草原部分。
曾经出现过的西康省，大致是现在的川西加昌都。从中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仅仅存在了16年，1955年该省被撤销，仍然是四川的归四川（川西地区），西藏的归西藏（昌都地区）。
关于路
川西的山仍属于横断山脉，处于横断山脉向北进行发散的阶段，总体上，山与谷有南北走向的特征。有沟才有路，能连通更多地方的路都在更大的山谷之中。这样的路一般是主要公路，具体就是指国道和省道。
细看一下，川西的主要公路也就那几条，一个点的中断，很可能迫使你绕道很远，远非平原或矮山地区那些大大小小、四通八达的道路可比。
有一个显著特征是，在川西的核心区域，偏北一点的317国道和偏南一点的318国道是两条非常明显的东西向通道，而在317、318之间还有一条路，虽经过大幅曲折，但最终也能略短距离地连贯东西，勉强可以看做东西向连接线。所以，东西横向连接线也就三条。受地形的影响，南北向的山谷很多，而山谷中的主要道路却只是略多，也就勉强能凑出4、5条来，其中较长的会贯穿317、318线向南北更远处延伸。中线上的小金、丹巴、八美，318线上的泸定、新都桥、理塘，都是十字交叉路段的重要节点。
这里的主要道路都是沥青铺装路面，双向两车道，有旅游公路的样子，路面基本无破损，驾驶轻松。限速60的路段较多。
县、乡道路还是有一些的，但数量也不多，特别是能远距离通达的更少。本次，县道及以下的道路只走过一条，是条旅游公路，路况非常好。其他路的情况就不知怎么样了。在北京时，可以对周边区域细耕，细耕甚至可以扩展到太行山。但在这里却做不到，想想就断了念想～区域太大，未知太多，实在没有随意撒野的底气。
关于山
太行山的高大雄伟，依靠的是比较完整的山石，因有完整基岩做支撑，外表形态可以多种多样，呈现出怪石嶙峋的景象。而川西的山，在高大的同时，多带有通体浑圆的特征，高高的山顶，平滑的山坡。这就是俗称的“煤渣山”，碎石与泥土混杂在一起，是堆在那里的感觉。当然，大型山体的高海拔顶峰区域还是以岩石为主，展现坚韧挺拔的形象，只是多与道路无关，路只修建在海拔较低的泥石混合的山体部位。
川西的山，估计表层以下有很厚的泥石混杂，这是它形态浑圆、不耐雨水冲刷浸泡、易滑坡易泥石流的主要原因。这里属于青藏高原的边缘，是第二台阶向第三台阶的过渡阶段，个人估计，受地势抬升、挤压、拉扯的影响，致岩石碎裂较多，长时间的演变造就了如此地质形态。
上述推断还有一个依据，那就是地震。这里的小震持续不断，仅旅途几日就遇到两次，8月5日壤塘3.4级地震，8月7日泸定3.1级地震。其中的一次（壤塘）还是凌晨3点收到的预警，当时正在查看地图，消息就蹦了出来。据说这种预警能提前十几秒发出，我在静卧中等待，但始终没有感受到震动（马尔康、壤塘直线距离130公里）。岩石碎裂是这里频震的主要原因，同时，地震也会使得泥石混杂的山体上层更易松动滑落。
关于景
去川西看什么？还是那句话，芸芸众生，眼中各有风景，心中各有情结，各自尽兴就好。
对于我来讲，了解那个区域大体的山川地貌特征，以及藏族居民生活的感观印象就是看点。比如，同样是海拔4000多米的高山，不同的位置和角度、不同的落差所带来的不同的感受，就是我所感兴趣的。还有，行走途中那些突然出现的豁然开朗、蓦然靓丽的景象。
美景不知在哪里，但一定在路上，往前走就好了。
本次在川西高原山地的七天里，只是进行了主线穿越，即沿着国道省道前进。次线只走过179县道，结果就风光无限。相信还有大量的美景藏在细小的路上等待探寻，只是未知的事情太多，底气不足。而且，这次雨水及云雾长时间遮挡视线，肯定会错过许多风景。
由于时间短，天气、路况影响又比较大，仅凭本次出行来谈川西景色是没有多少发言权的。路上感观倒是还记得。翁达镇至炉霍县、道孚县至塔公草原、道孚县至观音桥，沿途景色印象最深，山、树、草、路，呈现出和谐之美。
看别人的路书，似乎318线上的雪山在公路上就寻常可见。而在川西，常年积雪的雪山并不多，最著名的当属贡嘎雪山了，另外还有四姑娘山和雅拉雪山。看贡嘎雪山可以成为川西旅游的一个专题，有几个地方可以较真切地近处观看，但都要脱离铺装路，需乘四驱车或其他交通工具走很远，难度较大。
关于海拔高度与高原反应
4000米以上的高山常见，但因在谷地通行，路面的海拔高度总体在3000--4000米之间，其中，3500米左右的较多，有时也会不知不觉中上升到4000米以上。
就个人来说，高原反应的感觉，就像喝大酒后第二天、第三天的醒酒期，后脑海将闷痛、晕胀收集在一起，白天摆脱不掉，晚上睡不安稳。特别是，每当接近4000米的时候，症状明显加重，以至于路上会以症状变化来感觉判断路面的高度，休息时与等高地图对比，非常相符。还有一个现象，头几天症状明显，后来感觉症状慢慢减轻。
也见一些年轻人似乎不受影响。估计是年轻人肺活量尚大，机体活力强，所以反应会小一些。年龄大了，各种机能都在下降，特别是肺活量的降低，容易导致缺氧。
症状轻时，也总是喘不够，空气吸不足的感觉。若活动稍大，气短的同时，心跳明显加快。
关于建议
A 尽量少去，尽量不撒野
说出这句话，犹豫了好长时间。一直在考虑这样建议是否恰当，其实，本意是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美丽的山河总是令人向往，身临其境时内心总有冲动，勇闯天涯的精神确实可嘉。川西，不是建议不去，而是建议少去。如果去，尽量多打出几分精神，多收回几缕眼神，用来观察路况（其实主要是山况）。尽量收住单车野路探奇的想法。美景并不是一切，命同样重要。
道理其实跟做人一样，还是规矩些端正些好。夜路走多了，总会遇到鬼的。
B 尽量避开雨季去
在雨季，这里大大小小的泥石流、滑坡、塌方等太常见，再看看裸露出来的泥石混合的山体断层，就会让你失去对山的信任感。如果遇到大型滑坡泥石流，那就得看个人运气了。这次康定泥石流，11个人掉到桥下，还有1个人活下来了呢。运气上的事，不用多想，想了也没用。
C 预防高原反应，需提前准备
多数人会出现高原反应。不是身体好的就没有高原反应，也不是有了高原反应就是身体不好，两者关系不大。网上常见的建议是，至少提前一周喝红景天。见我们吸氧，店家说，氧要适当提前吸，等头疼时再吸来不及。他们说的都是真的。总之，要与进藏同等对待。
第一天
成都机场取车后，就设定导航去康定，导航显示一路通达，并显示出预计的行驶时间，于是轻松前往。其实，康定泥石流造成的国道、高速俱断已经过去了近十个小时。这是对百度地图不满的原因，反应太迟缓。途中各种原因，导航几次关掉再重设，也未提示断路。如果有提示，还有转道其他高速从北侧进入川西的反应时间，从北侧进入本就是预案之一。结果被迫在雅安停留。
日地村，位于康定东侧15公里，再向东7公里就到大渡河。日地沟，长度只有10公里，而从上到下的高差却超过4000米。泥石流就发生在这里，降雨是导致泥石流的主要原因。泥石流从南面沿沟下来，先冲毁了高速公路隧道间的连接桥梁，后冲毁部分村庄，并掩埋318国道。到目前为止的数据，日地村民和高速车辆人员死亡、失踪共计27人。
在雅安住下后，看到了灾害断路的报导，再查路况，才知在途车辆是通过海螺沟的那条省道去往康定的，正好可以避开灾害路段。其实，已经在途的车辆只能走这条路，没得选。贡嘎雪山主峰下的山路，急弯特别多，当大大小小的车辆同时挤入后，拥堵缓慢是自然的，地图上看就是完整的一条红线，几天没有太大变化。
一度也想沿318到泸定，再参与海螺沟那条红线，毕竟绕行之路太远。但看着雅安至天全之间的红线也迟迟不消，很快也就失去了耐心。这可能是康定断路导致的突然拥堵，因为高速公路已经封闭，如果不想绕很远的路，那么318国道～泸定～海螺沟～康定是唯一的选项。于是果断放弃，选择了雅安～芦山～宝兴那条路，这样，备用线路就变成了首选。
一条长长的山沟，从南向北连接着天全县、芦山县和宝兴县，地势逐级抬升，沟的尽头就是夹金山，青衣江发源于此。翻过夹金山还是一条沟，速降后到达达维镇，这里已经是四姑娘山的脚下了。夹金山的翻山垭口像一展半曲蒲面，绿草覆盖。本次路程与90年前中央红军翻山的路线完全一致，都是在一个坡面上“之”字上升，唯一区别是，当初是人走的路，现在是车行的道，而车行的道更远更长。
因为看到从雅安到小金距离并不远，所以上午出来时也稍晚些。24度的气温，穿着最薄的短袖汗衫和最薄的裤子，放下车窗，打开音乐，树荫遮挡下的空气吹进来，感觉更加清新。经过的芦山县稍大一些，宝兴县则明显见小。这次川西之行经过的县城中，只有色达、炉霍、道孚三个县城的建筑略铺开一些，显得稍大，其他的都是被紧紧地夹在山沟里，空间特别局促，很多建筑随山坡出现层叠状。芦山县未做停留，宝兴县吃的午饭。只有几条街道的县城，紧凑中带着精致。
路出现了反复折转，知道是开始爬山，心情也随着渐渐俯视的群峰沟壑越来越好。不久，一面整洁的曲面山坡逐渐展现出来，绿草铺地，顶在云中。不知是哪来的记忆，当时就兴奋地说了一句“就是那座山”。期间几次停车拍照。有一次因选角度渐渐走远，返回时竟跑了起来，根本就不记得轻慢活动的嘱托。马上就要进入云里了，看好一个角度停下车，准备拍摄最后一幅画面。拍照时间应该没超过30秒，太冷了，凉气从皮肤透进心里，难以坚持。再上车，马上就进入云里，看到对面车灯时，两车距离已经很近，雨点打在前风挡啪啪作响，迷茫中也不知是在哪里跨过的垭口。
后来查地图，这里的垭口已经超过4100米了。就是在拍最后的照片时，后脑出现了沉重加略痛的感觉，第一个反应就是穿的太薄，要冻感冒了，完全没与高原反应联系到一起。此次川西之行的高原反应就是从夹金山开始的，基本持续到走出高原山区。事后猜想，如果没有跑那段距离，高原反应是不是能轻点？可能吧。坐在车里享受高原反应就已经受不了，难以想象，当年红军携带装备徒步翻越夹金山时，高原反应会有多么的强烈。
翻过垭口，速降过程中，前方深沟内一小撮建筑突然闪露出来，那么远，那么小，随着车的转向又很快掩没在俯视的山包之下。我感觉那就是达维。确实是达维。近看的达维也是很小，前后左右都是高大的山体，小镇被挤压在山沟里，显得微不足道。
在达维擦边而过。曾想停车拍照留念，但除了小之外再无其他感觉，故未做停留。再前行30公里就到达小金县。小金，以前称懋功。
第二天
小金到丹巴，因160米的垮塌路段而不能通行，这是出行前规划路线时就已经查到的。所以，需要从小金再向北，绕行马尔康后，延248国道重新南下到达丹巴，如此，原本60公里的路程被放大到325公里。小金--丹巴这段路属于连通东西的中线，这里首先出现断路，随后是8月3日的康定泥石流切断了高速公路和318国道，这样，三条东西向连接线断了两条，于是，317国道这边马上车多起来。因为东西向主要公路只剩这一条了，所以借道的车自然也就多了。
从小金出发，先是探了一段理小路（理县至小金）。理小路是四姑娘山西侧的绕行道路，向北可达毕棚沟。走了一段，感觉景观不像视频中的那么好，也就返回了，再取道西侧的217省道向北奔向马尔康，中间路过两河口镇。在两河口镇参观了两河口会议纪念馆，返回时突然发现，两河口镇是个风水宝地。小镇坐北朝南，背靠高山，两条河流汇于镇前，流进正前方长远的幽谷，两侧山峰高耸绵延，松树绿草郁郁葱葱，整体显现和谐与清爽。
中央红军尚未北渡金沙江时，就电令红四方面军前来协同作战。如果党中央在长征途中出现闪失，对中国革命将是极为沉重的打击。在党中央及中央红军危机重重、极度困难之际，拥有强大兵力的红四方面军不能只顾偏守一隅，视而不见。相信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会有此觉悟。这也是红四方面军主动放弃川陕根据地的根本原因。
在红军开辟的所有根据地中，川陕根据地是唯一一个未经残酷战斗而放弃的根据地。经过几次反围剿作战，根据地越打越大，红军越打越多，在川军集结重兵酝酿再一次围剿时，红四方面军已经开始实施转移，发起嘉陵江战役。不打过嘉陵江就无法协同，而过江之后就再也回不去了，因此，川陕根据地必失。只是，在形势尚好的情况下放弃川陕根据地确实可惜，经过艰苦卓绝斗争开创的新局面来之不易。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红军的决策面临许多问题，需结合众多考量，不是后人简单就能说清楚的。是非功过不便轻易下结论。
渡过嘉陵江后，红军占领茂县、理县区域。八万大军展开后就是一大片，向东向北防御，向南进攻占领懋功，以掩护中央红军顺利翻越夹金山。两军会师，所有指战员就像亲人历尽劫难、久别重逢那样，非常激动，欢呼雀跃，气氛热烈。
会师时，中央红军还有一万五千人左右，一路走来已近二万里，装备和物资消耗殆尽，人困马乏疲惫不堪。而红四方面军尚未出现重大损失，兵精粮足，士气高昂。毛泽东曾说，两军相比，那是叫花子与龙王比宝，差距太大。
后来的矛盾出现在会师之后的方向选择上。推测，在会师之前，双方应该有了前进方向的各自主张，只是作战紧张，来不及或不便于电报讨论，这些都需要在会师之后面商解决。
两支先头部队会师一周后，中央进驻懋功。再一周后中央到达两河口。到达懋功后，中央就致电张国焘前来面谈。徐向前与陈昌浩坐镇位于茂县的前敌总指挥部，张国焘带少量骑兵前来，路上走了三天，在两河口汇合。
经历不一样，手中掌握的力量不一样，想法和信心也就不一样。张国焘认为，两军合并一处力量壮大，可以占领这片西康地区建立根据地。中央认为，西康是高原山地，人口稀少，物资匮乏，不便机动，民族不通，利于敌人封锁，不利于红军的发展。同时，向东向南已皆不可能。而向北，甘南及以北区域具备建立根据地并发展壮大的有利条件。估计，那时的考虑，还包括北方更靠近苏联（外蒙）吧。
面对中央集体成员的意见，张国焘也同意了向北发展，但也提出了向南打向成都的意见。两河口会议明确了几点：一、继续北上；二、红军需统一指挥；三、立即实施松潘战役计划，打通北上通道。
从两河口北进30多公里就是梦笔山，这是中央红军翻越的第二座雪山。垭口海拔4100米，此次驱车路过时并无特殊的感觉，应该与当天天气较好有关。当年，红军翻越雪山是在6月份，估计在那个时节，垭口上的雪尚未融化。与另两支红军相比，中央红军翻过的雪山数量最少，因为主力部队过草地后就再也没回头。而红四方面军再次南下时，不仅重新翻越了中央红军曾翻越的雪山，还在决战失利撤退途中翻越了其他的雪山。在这个区域，中央红军翻越的雪山垭口包括夹金山（海拔4100）、梦笔山（海拔4100）、雅克夏山（海拔4300）和达古山（海拔4300）。
中央红军在突破腊子口后翻越的岷山垭口就低得多了，海拔只有3300米。但是，海拔低并不意味着难度小。所有的山都一样，在翻越垭口的过程中，前期绝大部分路程属于缓慢抬升阶段，体力付出强度不高。而最后冲顶，要在较短的水平距离内登高许多，且这个阶段的地形，往往没有太多的迂回路线可以选择，导致短距离内上升较快，所以最累人。地形图上测量了一组数据，对比后很能说明问题。
在翻越岷山垭口后，中央红军到达了哈达铺镇。也就是在这里，毛泽东看到了一份报纸，才知道陕北还有一块根据地在坚守着，于是，北上的具体目标就明确了。
从马尔康向北的路上有个路口，继续前行就是红原县，那是左路军的前进方向。向右那条路通往黑水。去往松潘必须经过黑水。雅克夏山就位于向右的那条路上。中央机关及中央红军的一、三军团翻越雅克夏山垭口，沿谷地达到黑水。
到达黑水芦花后再次召开会议，因为指挥权的分配问题爆发，张国焘开始索要军队的指挥权。为保持团结和实现统一指挥，也为实现制衡，中央的妥协办法就是：
朱德仍是红军总司令；
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
将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部作为红军的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为总指挥，陈昌浩为政委，增补陈昌浩为中央军委常委；
两个方面军混合整编；
抽调中央红军的干部任红四方面军各军的参谋长。
在以前的长征路上，红军总政委有军事行动的最终决定权。不管是旧三人团时期还是新三人团时期，周恩来一直担任总政委。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的负责人一直是徐向前和陈昌浩。所以，芦花会议之后，张国焘实际成为了红军行动的最终决定人，而徐向前和陈昌浩实际成为了红军行动的发令者。
两支红军进行混合整编，分成左右两路纵队。每路纵队由四个军组成，其中，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各出两个军。左路军由张国焘指挥，右路军由徐向前指挥。因红一、三军团划分在右路军，故中央机关跟随右路军行动。
完成整编后，张国焘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收缴左、右路军所属各军的密码本，使得各支部队只能与前敌总指挥部联络，实际上是掐断了各军与中央的联系，以至于在长征路上，红二、六军团一直以为是在与中央保持联系，直到甘孜会师才真相大白。
以前一直不明白，过草地时的叶剑英怎么就当上了右路军的参谋长了？展开一些细节，一封电报的故事和“红军不打红军”那句话，自然就有了出处。叶剑英是被毛泽东评价为“每逢大事不糊涂”的人，参谋长的特权使之首先看到了那封电报，党中央及红一、三军团才得以及时脱身。
权利分配等事项解决后，时间已经耽搁，胡宗南完成兵力部署，松潘战役计划落空，红军不得不改道条件恶劣的毛尔盖草地继续北上。
张国焘早期就热衷于研究共产主义，是当时北大学生运动的活跃分子及领导者，并成为李大钊的追随者。南陈北李是当时的共识。当共产主义研究初具规模后，大家约定召开一次会议，由全国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各派一名代表，李大钊因校务问题不能脱身，最后由张国焘参会。一大的召开具有历史性意义，他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标志。但从参会人员的构成上看，当时的各个共产主义小组尚不能意识到此次会议的重要性，出席会议的人选带有随意的痕迹，领袖级人物陈独秀和李大钊均未参加，毛泽东参会的身份是书记员而非正式代表。参会人员中，后来脱党的以及走向共产主义反面的也有几人。但无论如何，都不影响本次会议的历史性意义。
可能是基于初期的优秀表现，张国焘曾三赴莫斯科，是唯一获得列宁亲自接见的中共领导人。1931年初，张国焘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身份前往鄂豫皖领导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一同前往的还有陈昌浩。
党在鄂东地区发动农民运动卓有成效，以黄安、麻城为中心的大片区域，农民大众踊跃参加，革命热情高涨，为创建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1927年11月的黄麻起义，拉起了大别山区第一支党领导的武装力量，随后又建立了几块根据地，出现了几支队伍。为加强军事斗争的领导，受中央指派，徐向前于1929年中旬到达，参加红军的组建与扩张，并凭借其突出的军事能力很快上升到军事领导的最高层。而张国焘前往鄂豫皖，就是要掌权的，他们的到来，也带来了王明的左倾路线。推动肃反扩大化，大量的军队干部被抓被杀，徐向前的妻子就是在这个阶段被杀掉的。当时，作为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正在前线指挥第四次反围剿作战，妻子的消息被封锁。反围剿失利后，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但始终无人告诉他真实情况，直至西路军失败后徐向前返回延安，才得知自己的妻子以及王树生的妹妹都在那个时期被害。鄂豫皖苏区早期的主要领导者、智勇双全的军事将领曾中生也在那个时期被逐步排挤，最后在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会师的前夜被害于理县，由此也出现了张国焘怕中央了解到真相而杀人灭口的推断。也有说，刑讯徐向前的妻子，目的也是要搞掉徐向前，只是始终得不到她的口供。借助多种手段，张国焘很快在鄂豫皖根据地树立了个人的绝对权威，陈昌浩当上了红四方面军的总政委，徐向前担任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此时，张国焘34岁，陈昌浩25岁，徐向前30岁。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是顾顺章亲自护送张国焘两人前往鄂豫皖的。顾顺章完成任务返回上海途中在武汉逗留，被其已经叛变的手下偶然发现，因此遭到逮捕并当即叛变。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知晓中共中央的很多情况，位于上海的中共中央处于极度危机中。顾顺章当然知道自己的份量，故提出面见蒋介石后再全部供出的条件，同时一再提示不能向南京发电报，因为机要处有共产党的人。这个人就是钱壮飞，中统电讯机要处秘书。顾顺章只知有人但不知是谁，如果随后按线索排查，很容易找出来。当时审讯顾顺章的人表面答应，但为了自己邀功，还是忍不住发了电报提前告知。当晚值班的恰好是钱壮飞。按规定，钱壮飞没有资格查看密封好的最高机密内容，但是几封急电引起了他的警觉，预感有重大事件发生。拆开查看可能导致身份暴露，却也顾不了那么多了。每个历史巧合事件都很耐人寻味，钱壮飞这枚棋子终于发挥出了关键作用。由于情报的及时送出，终于挽救了中央领导机关，大量人员得以撤离，其中就包括周恩来、邓小平、邓颖超等人。但是，中共的重要人物、经积极营救即将出狱的恽代英却未能幸免。
前三杰中，只有李克农幸存下来。钱壮飞逃出后到达了中央苏区，长征途中，为突破乌江前出侦查，被当地民团抓住，在无法确认实际身份的情况下被杀掉了。因为红军即将到达，民团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抓捕红军的情报人员。解放后，在审理当地民团成员时，一人主动供出了这段历史，并经过多方核实得以确认。钱壮飞脱离后，红色警报也传给了在天津邮电电信部门的胡底（胡北风）。当时条件下，个人商业电台非常少，政府的电信渠道不仅包含了大量的政治经济情报，也有很多军事情报也会走邮电渠道，胡底的角色也很重要。钱壮飞这边出事，一定会牵连到胡底。胡底撤离后也到达了中央苏区，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胡底所在部队被编入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南下途中，胡底的表现是反对南下声音中比较突出的，招致报复性杀害。
第三天
248国道马尔康至丹巴段，道路本就窄，再加上道路施工和水电站施工，情况有些复杂。好不容易找到一处路边空地，休息吃午饭，一位藏族老乡骑电动三轮车过来主动搭讪。他热情健谈，称这里的藏族已经被同化了，自己的孩子通过考学也走出大山了。当夸奖其普通话说得好时，多次主动强调自己是进过学堂的。该路边空地本来是他们售卖自产水果的地方，但被前几日的山洪冲得凌乱，还没来得及清理。
健谈的直接效果就是带来了销售。该藏族老乡家里有几种果树，夫人随其妻子去果园采摘。他们种植的西梅，三个就有大桃子那样大，酸甜可口，自然鲜香，味道好极了。回京特意比照买了基本同样大小的西梅，柔软度差不多，但只酸不甜。
几天前发生的泥石流触目惊心，道路虽然被清理出来了，但随处可见成吨的石块。看痕迹，泥石流从村庄冲过，一些建筑塌垮。
几条河流在丹巴县汇聚，往下称为大渡河。丹巴正北的河流是大金川，是大渡河的正源上游，这里虽没有浩大的水势，但仍然显露出咆哮的本色。依山而建的藏寨，更显原滋原味。
丹巴县再往南，经过雅拉雪山观景台后，路况一下子变好，完全是旅游公路的样子。路上的雅拉雪山观景台是出发前就选定的目标，安排的是下午到达，此时基本能摆脱逆光，无论观察还是拍照都影响不大。这个地点完全执行了计划。北方人常见雪，但在炎炎夏日看见雪山还是兴奋的。雅拉雪山最高峰海拔5800多米，海拔不高，又是孤峰，所以雪域面积小，视觉并不壮观。
再往南，就到了墨石公园和塔公草原。经过石墨公园没有停车，在路上就能看到那两片墨灰色的裸露岩石，据说那是独特的地质构造。是否真有站在外星上的感觉？我也不知道，都是网上说的。
在塔公草原倒是下来走走。塔公草原在当地叫得比较响，行走一段后，感觉草场质量平平常常。回来后将曾经看过的草原做了对比：
论草场茁壮茂盛，那一定是呼伦贝尔大草原；
论树、草植被和谐共生，地势起伏节奏优美，场面宏大，还是乌兰浩特至阿尔山那段经典；
具有起伏和谐的美感，丰宁坝上草原也不错；
本次看到的草原，相比塔公草场的矮黄，色达草场更艳更绿，玉科草原小巧精致。
傍晚来到了新都桥。都说新都桥是摄影家的天堂，不知是否包括夏季。实际上，由于本次旅行时间有限，想法也多，又有天气、路况等因素的影响，几个地方都是匆匆而过。在这里也未做过多停留，只是歇脚，有好的地方自然也看不到。
只到贡嘎雪山观景台看了看，60公里外的贡嘎雪山，浮云遮掩了主峰。说是观景台，实际是高山的漫坡，感觉登高百米左右，就能看见雪山了。此时尚未住下，也未吃饭，山下还有人在等待，且登高后的高原反应明显加重，故无心思长时停留。后在网上看到一图做对比，它拍摄的角度更高更好，那需要从我的位置继续沿坡登高。
贡嘎雪山主峰7500多米，群峰高度也在6000米以上，被称为蜀山之王，冷峻而神秘。前往近处看贡嘎，能够成为一个专题，有许多垭口，各有角度，只是都需要脱离铺装路面，十几、二十几公里的土石路需要行驶几个小时，难度较大。
后来查路书得知，如果只是远观的话，有几个位置比较好。一是鱼子西，那里高度足够，还能将车开到山顶，免了登山之苦。二是康定机场，那里视野广阔，遮挡较少。前者事前根本就不知道，后者原本在计划之内，但被迫取消。
第四天
经过几天的折转，时间已不够前往稻城亚丁。于是打算从新都桥出来，先沿318国道向西到达理塘，再返回并视时间情况住宿新都桥或八美。东西双向看看这段318的路况和景致，能使心里稍得满足。
相比于马尔康至炉霍的317国道，318这段似乎山沟更宽一些，路面更好一些。仅此而已。雅江向西不远，就到了天路十八弯，十八弯过后，道路就在4200米以上通行了，直至理塘。可能是多种因素困扰，路上开始不耐烦了，好不容易劝说到了十八弯，就不想再继续前行。为了和谐，就往回走吧。
由于折返的早，时间充裕，新都桥和八美都是路过，直接开到了道孚县。再次经过塔公草原时，看到了另种景象，这就是双向通过的好处。从南向北，看到了雅拉雪山的另一个形象，只是乌云密布，没显现出雪顶的亮度来。而从八美到道孚，景色看着就舒坦。经过龙灯草原的路段修在山脊，高度一直在4100米以上。三天内两次经过龙灯草原，再回来时正是下雨，高原反应和低温同时感受到了，因此印象更深。
道孚、炉霍、甘孜，这片区域是红四方面军较长时间停留的地方，也是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地方。
党中央及红一、三军团脱离四方面军继续北上后，陈昌浩、徐向前根据张国焘的命令率领右路军再次过草地南下，与张国焘兵合一处后向南而去。八万红军南下，浩浩荡荡。刘湘在几条南北通道上布置兵力进行阻击，其中就有刘文辉、邓锡侯、杨森，而那几条通道也就是这次走过的几条道路，因为那里就这几条。红军连战连胜，势如破竹，突破了那几条通道上的国民党军防守。张国焘南下的信心与决心日益增强，1935年10月，在马尔康宣布另立中央。看样子，当时南下红军的总指挥部设在马尔康，而大军已到雅安附近准备决战了。
从红军的行动方向上看，当时的张国焘不仅仅是要在西康建立根据地，他要杀出山地，冲向成都平原。南下通道清理完成后，大军就翻越夹金山，沿谷地占领了宝兴、芦山、天全三个县城。再往前，就是山地与平原相连接的交界地带，那里是从川西高原进入成都平原的较大的口子。一方要打进平原，另一方要死守家门，双方都是志在必得，因此就形成了决战态势。
在以往的川陕根据地的作战中，川军一直是红四方面军的手下败将，红军占有心理优势。而这一次，川军各路军阀为共同利益齐心协力，其抵抗决心、协调行动和战场斗志是前所未有的。决战地点在名山县的百丈关，占领并守住以百丈关为中心的这一带，红军就有了突进平原的主动权。原来的名山县，现在是雅安市北部的名山区，距雅安城区十多公里。
在红军长征史上，百丈关战役的惨烈程度仅次于湘江战役，红四方面军在这里遭受到重大损失。徐帅后来总结教训时，自谦地归结于有些急躁，准备不太充分，但从另一方面看，趁热打铁、乘胜前进也有道理。常胜将军，一般是指胜多败少，而非百战百胜，正所谓胜败乃兵家常事。
败仗虽然不堪回首，但与西路军失败相比，还是有区别的。这一次虽然损失了一半的军队，但剩下的一半还有4万人，仍是一支强大的力量。而西路军则是全军覆没，基本是打的精光，其内心感受是完全不同的。后者更加刻骨铭心，也成为徐帅心中永远的痛。
作战失利后，红军退至芦山、宝兴那条沟内修整，但川军已开始乘胜追击了。随后，红军向北再次翻越夹金山，经懋功到丹巴，再从丹巴进入山沟，在党岭翻越红四方面军经历过的最高雪山，海拔4700多米的夏羌涅阿垭口。随后就是攻取道孚、炉霍、甘孜等地，在这一带休息及整编，原来的8万人变成了4万人。整编后，徐向前为总指挥，陈昌浩为政委，王树声为副总指挥。
一场战役的失败多少带有偶然性，而南下失败的主要原因还是选错了方向。西康，没有人口，没有物资，不便机动，民族难融，如何发展？
后期，国民党军队并未跟随进剿，而是在东面、南面建立防线，试图将红军围困在贫瘠的西康地区。为了等待红二、六军团，红四方面军在此逗留了较长时间。
而红二、六军团的长征同样充满了传奇。
在预感到第五次反围剿胜利无望时，中央开始准备战略转移。在长征出发的三个月前，就命令红六军团向西突围，吸引部分敌军并为大军西进探路。脱离主力部队的红六军团艰苦转战于湘西、湘西南、黔东南等地。被从中央调整出来的任弼时，时任湘赣省委书记，也随军一起行动，著名人物萧克、王震、李达都是军事行动指挥者。六军团最终与贺龙、关向应领导的红二军团会师。会师时，红二军团四千多人，红六军团三千多人（出发时九千多人）。在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时，二、六军团趁机发动湘西攻势，创建了湘鄂川黔根据地，有力配合了中央红军的突围行动。
湘鄂川黔根据地坚持了一年的时间，1935年底，二、六军团被迫开始长征。二、六军团转战于贵州、川南、滇北，一直在尝试重新建立根据地，但始终无法落脚。后朱德、张国焘致电建议其北上，与红四方面军汇合。
中央红军长征时，也曾命令红七军团北上至浙闽赣交界区域，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军汇合后向皖南方向发展，但很快就遭到了失败。当时，国民党军队兵力优势明显，这样分兵，对于减轻中央红军的突围压力，作用不大。
最后，中央红军选择了向南突围，进入南岭山区，再向西冲破三道封锁线并突破湘江，在通道县实现向贵州转兵，暂时放弃了北进与二、六军团汇合的计划。再后来，中央红军的标志性事件就是：突破乌江、遵义会议、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度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毛泽东诗中，“五岭逶迤腾细浪”的五岭，就是指南岭山区中的五道山岭，中央红军就是在这里冲破了三道封锁线，杀向湘江边。而“乌蒙磅礴走泥丸”的乌蒙山，就是指四渡赤水后，中央红军进入的绵延向昆明的那片群山。
在遵义会议之前，中央红军一直在寻机北上与二、六军团汇合，从这点上看，红六军团提前那么长时间向西突围，探路的意图比较大。同时也可以看做是一次佯动，诱使敌判断红军主力也会向西突围。
二、六军团被迫走上长征路时，中央红军的主力已经到达陕北，红四方面军已经占领宝兴、芦山、天全区域，并乘势酝酿雅安决战，试图冲向成都平原。
二、六军团拟在中央红军渡江地点渡过金沙江的企图未能实现后，便继续快速西进，以速度拉开时间差，在丽江附近完成渡江。至此，二、六军团注定要走出最靠西的长征路线，注定要翻越数量最多的雪山和海拔最高的雪山。
渡过金沙江后不久，二军团和六军团就按原来的建制分成两路纵队向北开进。贺龙、任弼时率领二军团走左路，基本是沿着金沙江谷地北上巴塘，行军路线上的藏巴拉山垭口海拔接近4900米，成为全部红军长征途中翻越的最高垭口。萧克、王震率领六军团走右路，经稻城北上理塘。巴塘、理塘均位于现在的318国道上。两军到达这一线后就轻松多了，因为红四方面军已派出部队南下接应，距离不远。
翻越雪山之多，有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此时的二、六军团，行军地图竟然是手工画出来的示意图，可见当时环境之恶劣。其实，中央红军在长征路上也受缺少大比例尺地图的困扰，地图不细，指挥不灵，心里没底。刘伯承曾从敌人那里缴获一张某一区域的比较详细的地图，就如获至宝。
三支红军的长征，从南面过来的只有中央红军和二、六军团。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走出了最远的路途。二、六军团从湘鄂川黔交界地出发，那片区域附近有两个响亮的地标：张家界和凤凰古城。二、六军团走出了最靠西的长征路线。而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基本是在现在的川西地区完成的，也就是甘孜州和阿坝州，路程最短。
甘孜会师后，位于陕北的党中央电令成立红二方面军，由二、六军团和第32军（原中央红军的红9军团，懋功会师后整编为第32军，归属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后受命南下前出，接应二、六军团）组成。红二方面军的成立，提升了二、六军团的地位，对张国焘也产生了制衡的效果。在是否北上的问题上，贺龙表现出强硬的个性本色，任弼时也展现出极强的党性、鲜明的态度和坚决斗争的精神。两人的加入，明显地改善了朱德、刘伯承等人势单力孤的状态。当时，红二方面军指挥的部队有一万人，这也极大地增强了主张北上的力量。对此，张国焘既有所忌惮又无可奈何。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促使张国焘同意北上，那就是红四方面军的作战失利。出现了重大损失，官兵情绪低落，怨言较多。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已失联很久。共产国际指派张浩作为代表回国建立联系，从外蒙入境，与中央红军同时期到达陕北。那时，只有张浩掌握着与共产国际联络的密电码。张浩的态度非常关键，其意见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共产国际的意见。张浩和张国焘同期在武汉发动过工人运动，两人有私交。张浩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致电张国焘，对促使张国涛继续北上也发挥了较大的作用。
抗战期间，张浩在陕北病逝，这是毛泽东一生中亲自抬棺的唯一一次。
张浩，原名林育英。林育英有个堂弟叫林育蓉，林育蓉还有一个名字叫林彪。林育英大林彪十岁，是林彪的革命引路人。他们还有一个堂兄弟叫林育南，也是革命早期的著名人物。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大名鼎鼎的林氏三兄弟。
土地革命时期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共产党人对共产国际的依赖度非常高。所以，无论是中共派出到共产国际的代表，还是从苏联回来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的人员，都先后登上过中共的最高层，或在一段时间内拥有极大的发言权。萧劲光是陈独秀的学生，派去苏联学习政治，期间却随其兴趣学习了军事，陈独秀得知后痛斥其没有远见。那段时间，陈独秀的这种观点似乎是正确的。但后来的历史证明，在苏联学政治的回国，基本都带有或僵化或不切实际的致命缺陷，都没能较好地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所以，最后胜出的还是本地化群体，是那些真正懂得国情并深耕于这片土地的人。
1935年7月，甘孜会师后的红军也兵分三路北进。朱德、张国焘仍在左路，从甘孜出发。徐向前在中路，从炉霍出发。董振堂在右路，从丹巴出发。此次，董振堂的红五军团是第一次通过毛尔盖草地，而另两路也从不同位置通过了其他草地路段。重新集结后，全军向甘南进发，最终会宁会师时已是10月份了。
会宁会师后，宁夏战役即刻展开，主要目的还是要向北打通与苏联的联系。期间，中央调张国涛到陕北开会，自此，张国焘脱离部队再也没有返回。彭德怀被任命为战役的前敌总指挥。宁夏战役流产后，剩下的就是西路军的故事了。
十五年前，二、六军团从湘鄂川黔出发开始长征。十五年后，也是在这里，陈锡联的第三兵团十几万大军歼灭了宋希濂的二十万守军，从而打开了川东的大门。
自从胡宗南退守四川后，秦巴山区成为四川的北大门，湘鄂川黔区域成了四川的东大门。此时，国民党政府进行总动员，四川境内拿起枪的都算上，约有九十万人，这是蒋介石据守四川、争取时间等待变局的依靠。但人多未必强大，实际上，除了胡宗南尚存的15万精锐正规军，这个时候的川军、警察部队、消防部队、新争待训的兵员等拿起枪来的人员，可以说是乌合之众，不堪一击。军力整备需要时间，所以，守住大门成为关键。
北大门还是比较牢靠的。秦巴山区地势险要，又有胡宗南的中央军把守，解放军推进非常困难。而在1949年，这个方向却是解放军进军四川的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选择。此时，国民党方面希望解放军能够全力从秦巴山区进攻，因为这样可以为四川军备、为等待时变争取到更多的时间。而解放军也希望对方能这样想，并做足了样子促使对方相信这里是主攻方向。实际上已经策划在川东撕开口子。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具体做法就是：增强秦岭方向的攻势；做出调更多部队增援西安方向的姿态；令二野的剩余部队隐匿行踪，千里跃进，突袭川东和湘西。
从秦岭方向攻击的是第十八兵团。十八、十九、二十，这三个兵团由华北军区部队整编而来，是四个野战军之外的中央军委直属部队。当时，解放军建制上有二十个兵团，实际上已成军的有十六个，其中，一野两个、二野三个、三野四个、四野四个、军委直属三个。余出来的四个编制，因战事发展比预想快得多就没有再组建成军。
第一野战军多年征战于贫瘠的黄土高原，兵员及物资问题限制了发展壮大，以至于改编时，满打满算只能凑成两个兵团。在较长的时间里，西北野战军的很多战斗都是围绕抢夺粮食等物资而展开的。在最初阶段，一野进攻胡宗南很是力不从心，于是，中央军委将直属的三个兵团划归彭德怀指挥，西北战场的态势立刻改变。胡宗南遭受重大损失后退守秦岭，宁、青二马不断收缩且难以支撑。这期间，十八兵团的任务是稳固战略后方，封堵胡宗南于秦岭，并努力攻击，步步压迫，将从秦岭进入四川的姿态做足。这是为进军四川做出的样子之一。
三大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军主力尽失。解放军饮马长江时，国民党能够调集的防御部队只有70万人，从宜昌到上海，在几千公里的长江建立防线，困难重重。而解放军方面，仅二野、三野就集中了百万大军，四野的先遣兵团也开始南下，扫荡江北片区，为渡江做准备。
防守长江的国民党军分为两大部分：白崇禧的25万人防守宜昌至九江段，汤恩伯的45万人防守九江至上海段。汤恩伯防守的这段有两大城市，一是首都南京，二是繁华的国际大都市上海，两个都非常重要，因此，用兵上也明显形成两个集团。如果长江防线失守，南京集团兵力将后撤至浙赣线建立新的防线，上海集团的兵力将收缩到城市区域固守。
解放军方面，二野负责西起九江，东至芜湖的江段。经过大别山时期的转战，二野伤了元气，恢复较慢，渡江时建制兵力二十多万人，后抽调一些地方部队进行了补充，渡江发起时指挥的总兵力达到了三十万。三野的部队分为两部分，一是谭震林指挥三十五万人负责西起芜湖东至南京的江段，二是粟裕指挥三十五万人负责西起南京东至江阴的江段。
突破长江防线后，粟裕的部队向南直插太湖北岸，从而切断了南京、上海两大集团之间的联系，并凭借兵力优势向东西两侧扩展。谭震林的部队则由芜湖快速攻击，到达太湖西岸，切断南京集团的南撤道路，从而实现了对南京集团的合围。将国民党南京集团消灭后，两军合兵一处战上海，并向南席卷。
二野渡江后的任务是：陈赓的四兵团陈兵于鄱阳湖以东，虎视眈眈监视九江、南昌方向，与长江以北萧劲光的十二兵团共同看守钳制白崇禧，等待四野大军的到来；陈锡联的三兵团和杨勇的五兵团南下浙赣线，控制上饶、衢州那片区域，切断国民党军的东西联系，粉碎汤恩伯建立第二道防线的作战计划。
随着九江以东长江防线的全面失守，以及四野主力的到达，白崇禧清楚自己已独木难支，故主动弃守长江防线，向南且战且退。此时，陈赓的第四兵团已划归林彪指挥，与四野协同向南推进，最后变成林彪的左勾拳，一直打到广西。在东部战场，三野将汤恩伯压缩在上海，并分兵向南进攻，解放了浙江闽北区域。就在此时，中央军委调陈锡联的三兵团大张旗鼓北上，回师郑州，摆明了要集结于陇海铁路，西运陕西，与十八兵团一起在秦岭方向打开四川的北大门。这是为进军四川做出的样子之二。
随着两个兵团的离去，二野只有剩下的一个兵团驻留在原地，似乎已无能力做出什么大事。而刘伯承被任命为南京市长后，也是接待各方人士不断，大有安稳之意。这是为进军四川做出的样子之三。
实际上，陈锡联到达郑州并高调亮相的同时，三兵团的大部分兵力已在途中悄然掉头南下，而杨勇的五兵团也开始隐秘潜行，穿过四野南下后留下的真空地带，到达湘西。三兵团的任务是消灭宋希濂集团，打开川东大门，后快速逼近重庆。五兵团的任务是从怀化、芷江一带插入，以最快的速度向西挺进，截断四川敌军南撤云贵的道路。那时，五兵团前进方向上没有敌人的重兵，所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云贵高原的崎岖山路。云贵高原，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大军行动困难重重。与天斗、与地斗，也需要勇往直前的精神。
国民党川东防御沿北起巴东，向南经过恩施到达黔江、彭水的这一弧形谷地展开，谷地南北很长，东西较宽。宋希濂手里的兵力号称20万，实际上，有一定战斗力的也就10万左右，防守这么大区域捉襟见肘，勉为其难。
陈锡联的三兵团从两个方向展开攻击，一是从北面的巴东沿谷地向恩施推进，这里也是宋希濂的防御重点。二是从南面的湘鄂川黔交界地带（也就是如今的吉首、凤凰古城方向）进行突击，这里是宋希濂的防御软肋。插向软肋的这一刀对于加快战役进程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南面实现突破后，解放军很快抵达黔江一带，断了敌人的退路，宋希濂是在退路即将被封闭之时逃出去的，身边只剩下一万多人，主力部队被合围歼灭。
在宋希濂失守川东、杨勇进军云贵的情况下，死守四川北大门已无意义，此时，胡宗南最紧要的任务是将残余部队尽快撤向云贵再做抵抗，并争取借道他国将部队转运出来。此时，四川军阀已成鸟散态，各自寻找出路，刘文辉、邓锡侯起义。最后，只有李弥的少量部队跨出国境进入缅甸，后来经过解放军的出境作战，又被消灭了一部分，剩下的逃往了金三角。他们是毒品金三角的第一代人。
历史车轮不可阻挡，坚守西南的美梦终将破灭。
第二野战军的底子就是红四方面军的部队。西路军损失之后，红四方面军的剩余部队整编为129师，129师后来发展成为第二野战军。十五年前，红四方面军没能从川西攻入四川，十五年后，红四方面军的火种在川东打开了四川的大门，从此开始席卷大西南。多少夙愿得以实现，多少英灵得以告慰。
在开国将帅中，周士第上将被提及的并不多，其实，他在革命早期的起点还是比较高的。周士第是黄埔一期，北伐时，叶挺当团长他当营长，叶挺当师长他当团长，叶挺当军长他当师长。南昌起义时，周士第是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25师师长，该师是起义部队的重要力量。
南昌起义那个时期，中国社会风雨飘摇，白色恐怖笼罩大地。
随着北伐的迅速推进，国民政府于1927年1月从广州北迁武汉。蒋介石在上海发动4.12政变后，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政府立即通电全国，声讨蒋介石违背总理遗志的叛变行为，并组织军队东征讨蒋。这一态度，立即吸引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翼，纷纷向武汉靠拢过来。7月15日，汪精卫突然发动反革命政变，以基本相同的方式抓捕共产党。
就在那个时刻，共产党能够掌握的部队在南昌周边出现了历史性的瞬间聚集。这种聚集，如果通过刻意的组织和调动，在当时状态下很难实现。
汪精卫开始抓捕共产党后，贺龙及叶挺的部队群情激奋，反应强烈，汪精卫遂联合张发奎谋划对贺龙和叶挺下手。张发奎当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司令，下辖部队中就包括第四军和第十一军，是当时国民党军队中的实权人物。汪精卫、张发奎的图谋被时任第四军参谋长的叶剑英得知，叶剑英及时向贺龙、叶挺通报情况，并建议二人率军由九江向南昌方向移动。
贺龙第二十军的三个师完整建制地参加了南昌起义，是起义部队的主力。叶挺当时是第十一军副军长，兼24师师长，25师的师长就是共产党员周士第，由于情况复杂，他们拉走的部队不是完整的建制。这五个师共二万多人几乎就是起义部队的全部了。
贺龙早年参加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从两把菜刀抢夺枪支开始，拉起了自己的队伍，这是“两把菜刀闹革命”的出处。这支队伍壮大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0军，与正规军相比，可以划分在杂牌军之列。贺龙在南昌起义时并不是共产党员，但心理上非常靠近共产党，为准备南昌起义，可以说押上了全部本钱。起义军南下失败后，贺龙的部队也已散尽。贺龙又回到家乡从头再起，这一次，有党组织的基础，有同志们的配合，有原来控制当地时留下的老关系，队伍建立的比两把菜刀时更快。
当时，朱德虽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副军长，但第九军只是一个空架子，朱德能够掌握的只有第九军的教导团500人，故在南昌起义时，朱德基本属于边缘人物。虽资历很老，但手中无兵，只能这样了。因朱德与江西省的最高长官朱培德在云南时有旧交，故起义当天的任务就是设宴请客，使当时在南昌的一些国民党军政要员脱离岗位，以达到延迟国民党军队指挥的目的。
汪精卫发动7.15反革命政变后，李立三与周恩来由武汉去上海，途中在南昌停留。他们敏锐地发现了当时的有利态势，并由李立三提出武装起义的构想，且立即组织实施。南昌起义走出了新中国的8位元帅，另外，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澎湃、叶挺、张国焘、陈赓等众多人物都参加了起义的组织，有的参与了策划，有的参与了指挥，有的经历了全过程，有的赶上了尾声。
起义军撤离南昌后，沿江西南下，目标是先占领潮州、汕头、海陆丰地区，建立起工农政权，随后攻取广州，再举北伐。起义部队在三河坝进行分兵，朱德的教导团与周士第的第25师共3000多人留下阻击追敌，为一万多人的主力南下潮汕建立政权争取时间。三河坝南距潮州150公里，是三条河流汇集之地，河谷内的三条道路自然也汇集于此。虽是交通要道，但地形上基本无险可守。紧跟的追敌有两万人，敌强我弱。
在出现较大伤亡的情况下，起义部队向南撤退，恰遇从南面溃败下来的主力部队中的少量人员，粟裕就在其中，当时是班长。他们带来了南下失败、主力全军覆没的消息。三河坝阻击部队立即转兵脱离战场。
这支队伍在随后的转战中非常艰难，没有上级，没有后援，没有补给，大量官兵脱离队伍，最后剩下的只有800人，团级以上干部仅剩朱德、陈毅、王尔琢，连周士第这个师长都脱离了部队。这些就是南昌起义留下的火种。在保留火种的过程中，朱德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朱德率此800人辗转到达湖南，发动了湘南起义，组建起8000人的队伍，后与毛泽东会师于井冈山。朱德的到来，给井冈山增添了非常重要的力量，对坚持井冈山武装斗争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朱毛汇合，产生了朱毛红军（红一军团），从此朱毛再未分开。
三河坝阻击战中走出来共和国的三位元帅、一位大将、一位上将。三位元帅中，朱德当时是“空壳”军长，陈毅是一个团的政治指导员，林彪是连长。大将许光达当时是排长。上将周士第当时是战场最高指挥员、第25师师长。脱离起义部队的那段历史还是多少改变了周士第的人生轨迹，多年后，周士第回忆说“自己当时这一决定，本质上还是在革命受挫折时缺乏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表现”。
南下潮汕失败的这段历史，后人不愿提及，可查资料较少。目前所知，主力部队到达潮汕后，曾与当地的军界、政界、商界等各阶层广泛联络，试图组建联合政府，但因矛盾重重，种种努力均未实现。一万多人的主力部队，未经激烈战斗，在短时间内消失得无声无息、无影无踪，现在仍让人感到茫然。
在潮汕失败后，许多高层领导暂时撤往香港，随后就开始策划广州起义。徐向前也到达广州参加起义的策划。徐向前是十大元帅中唯一一位北方人，看起来老实木讷，实际上作战指挥水平非常高超。南昌起义时，徐向前就在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指挥部担任参谋，由于张发奎的严控，起义时并未实际参与。他是在南昌起义失败后离开第二方面军指挥部的，按照党的安排，南下参与组织广州起义。南昌起义的许多重要领导人也都参加了广州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后，徐向前到达临近的海陆丰地区，参与根据地建设及军事斗争。后调去鄂豫皖，于1929年中旬到达。
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斗争的第一枪。南昌起义规模最大，重要领导人聚集最多。南昌起义为武装割据树立了榜样，增强了信心，让共产党人看到了希望。随后，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武装起义不断涌现，中国革命开始摆脱第一次低谷期，进入土地革命的全新阶段。南昌起义成为人民军队诞生的标志，无可争议。
第五天
从道孚出发，沿X179到达317国道上的观音桥，再向西，经翁达到色达。
这天最满意的是走上了X179线。当然，在县城里逛逛心情也不错。
道孚、炉霍所在的谷地相对开阔，城建面积也显得大一些。道孚是此次出行唯一一次在心情放松的情况下巡逛的地方，仔细观察了藏式建筑。在道孚休息的不错，以至于有兴趣前往色达。
从道孚出来，走上X179。之前并不知道这条路怎样，只是问了两个人，都说全是铺装路面，能到达观音桥，于是就驾车出发。其实，走这条路有个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能够经过本次旅途的最高点。在道孚休息时看地图，发现这条路的最高处达到了4500多米，立刻产生了兴趣。踏上这条路时，还不知要经过的地方叫白日垭口。所以，最开始只是奔着那个高度去的，一路下来却得到了满满的收获。这条路是真的好。
最后一张照片，是在玉科草原登山坡时发现的一个洞，一开始还以为是鼠洞，但仔细观察后觉得不对。草原的鼠类是比较多，但就那小身板也不需要这么大的洞口啊。用脚比照了一下，大约有四个脚面宽，说是狼窝更有可能。
红军曾翻越过夏羌涅阿垭口和白日垭口是确定的，前者是回忆录的记载，后者是途中亲眼看见了红军翻越垭口的雕像。夏羌涅阿垭口过后即可沿谷地到达道孚县南部，从南向北攻取县城难度不大，所以，当年不应该再分出一支部队取道党岭的另一侧山谷，翻越夏羌涅阿垭口北侧不远的另一个垭口（看地图也超过了4700米）。而且，在短距离内还要再翻越白日垭口（沿山沟走约20公里），才能重新进入谷地，从北侧攻击县城。如果是这样安排，连续翻越两个高高的垭口，体力也受不了。现在已无从查询当初的作战安排，但从地形上看、从县城规模上看，既不险要，也不重要，故守军不会太多，红军没必要大费周折连续翻越两个垭口从两个方向攻击，只要进入县城所在谷地平推就行了。猜测，应该是红军从道孚向炉霍、甘孜进发时派出的另一只部队，这支部队翻过白日垭口后沿谷地向北行军，经过玉科草原等地，最后到达317线上的观音桥地区，那里是敌军的防御节点，可夺过来为我所用。沿317线，观音桥距离炉霍不到200公里，可以作为红四方面军在甘孜--炉霍地区落脚的前哨阵地。
玉科草原东侧的深山中有个党岭镇，从地形上看，党岭呈Y字形，借鉴玉科草原的形态，感觉党岭那里应该更漂亮。登山时遇到游客说起党岭，也说非常漂亮。只是玉科这条沟与党岭那条沟之间隔着大雪山，连通道路正在施工不能通行。
沿317线接近翁达时，看到一只猴子在路上穿过，注意到了其没有左上肢，当时就判断是人类为其进行了手术，否则从肩部断掉无法自然存活。
色达县，住地海拔将近3900米，身体不动也觉气短，总觉吸不足空气。
色达商业化太浓，商业设施和服务态度却都没有跟上，只是靠着五明佛学院吸引的流量带来住宿和餐饮收入。按照目前的限流规定，很多人注定要在这里住上两天的时间。
第六天
高原天气多变，乌云来去匆匆，降雨不需要长时间的酝酿。低海拔地区的降雨，以和风细雨开始的较多，而高原降雨的雨头，经常是雨点很大，降落时就轰轰作响，气势恢宏。本来买了门票，但早上下着大雨，索性退票，顶雨动身走人。
色达地区的地貌基本是高山草甸，接近翁达时，山川植被显露秀美，突出的标志就是树木多了起来。在一个拐弯处停了几辆车，还有大人小孩横穿公路，车速自然降了下来，临近才发现，那些大人小孩在投喂猴子。猴子有7、8只，体毛光鲜亮丽，看着就舒服。有3只小猴挂在妈妈胸前和腹下，还会腾出一只手来抓取食物。应该是一个固定的群落，拖家带口的。也应该是已经习惯于游客的投喂，经常在路边等待。
由于道路较窄，先有车停下后就不能再停了，不想添堵，就继续前行。出来时的想法是再回马尔康，马尔康比色达低1000多米，身体会好受一些。再出发就走出川西。所以，到翁达后左转，沿317国道东行。昨天来时是由东向西，现在是由西向东再走一遍。这段317的景色，与318神似，只是山沟的开阔度略差，但也因此更显秀色，是一种紧致的美。
翁达以东，再次遇到那只独臂猴。前不久的那群猴子没能停下来观看，还在遗憾呢，这次不能错过。将车速降下来，慢慢靠近，就怕惊到它。同时在车内寻找可投喂的食物，随手抓起最大的一个红色桃子，本来是留给自己路上吃的，就剩这一个了。但喂给猴子毫不犹豫，很高兴能把最好的东西给它。它也很高兴，知道我们的善意，没有走开，坐在路边让我们看它慢慢吃。
再上路，边欣赏两旁景色，边谈论那只猴子，心情便愉悦开来。于是趁机再次引导去看其他地方，因为时间还有剩余，因为就此出去还是不甘心。向前走了几十公里，终于达成一致，立马掉头回返，奔向炉霍方向。
过了翁达不久，再遇一猴。这次是前车刚投喂结束，好像车里的人对其劝说了几句，这只猴子有点恋恋不舍地看着那车开走，见我车慢慢靠近，便径直走来，仿佛知道会有吃的。此时，一种感觉更加清晰了，那就是在翁达附近，一些聪明的猴子已经掌握了这种求食技巧，所以经常出现在路边。
还有一点饼干，全都给了。
这次川西之行走过的所有道路，翁达至炉霍这段景色最美，不是之一。一切都显得和谐，看着舒坦。
再次路过道孚，到达八美住下。
第七天
这天的路程，选择了大渡河沿线的那条路，看看那条路况怎样，看看那里的大渡河怎样。从八美出发，先向北到达丹巴，再南下沿大渡河前往泸定。
在丹巴之前，路过了前几日地图上曾出现封路的路段。
在丹巴县城穿城而过，只进行了简单的补给。归程的心情总是有所变化，兴致不那么高了。
丹巴以下才称大渡河，以上的分支各有名字。分支汇聚后的河水明显壮大，感觉已经与泸定那段差不多了，无论是山势还是水势。水面宽，有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水电站的建设。看样子，梯级电站的开发一直在进行，短距离内，已建、在建工程较多。水势变大，但山势不改，河谷两侧的山坡立陡。
100公里的路，感觉有90公里在隧道里。由于是在河谷一侧的山坡内开凿的隧道，随河而行，故隧道会被大大小小的众多凹谷断开，露出天来，于是架起隧道间桥梁进行连接。隧道内限速60，桥梁这里就突然降到30了。这次康定垮塌的高速桥梁就是这种设计，只是高速上的限速不能这样设置。如果还是这种限定，康定断桥后就不会有那么多车掉下去了。
临近318国道时，看到路边卖仙人果（桃），买点尝尝，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头一次见到仙人掌上长果子，好奇的代价是手被扎了。果上布满了小刺。
道路在泸定城内折返向高速，出山的回程就很顺利了，中间看了看刘氏庄园。其实，刘氏庄园的名字是在返回的路上看到的，那时才回忆起刘氏庄园与“半夜鸡叫”的渊源。
据说，“半夜鸡叫”里的地主就是刘氏庄园的主人、川西大邑县的大地主刘文彩。在儿时那个年代，书籍极度匮乏，翻来覆去看的只有手里的那几本小人书，其中就包括“半夜鸡叫”。每一本小人书都在长时间内反复地翻看，印象自然深刻。
刘氏庄园占地好大一片，青砖灰瓦，高墙深院，院落套院落，各种功能分区齐全。参观时不仅发出感慨，以种地为主要财富来源也能发展成这么大，以前还以为只有搞商业的才能如此积累财富，就像山西的王家大院、乔家大院那样。
看着看着，竟然想起鸡窝的事来。布置严谨的各种院落，看哪里都不像可以养鸡的地方。再想，故事中的鸡窝应该在庄园外，临近佃户居住区才对。能想起这事，大概在潜意识里，还是鸡窝更重要。
临近还有一个庄园，是刘文辉的，这次没再进入观看。刘文辉是刘文彩的亲弟弟，因进入军届较早，常年在外，故猜想其庄园应该不大。刘文辉有个堂侄叫刘湘，这个侄子比这个叔叔大7岁，看介绍，刘文辉的父亲与刘湘的爷爷应该是亲兄弟。叔叔靠侄子提携在军届发展起来，后两人矛盾激化发生战争，叔叔败走西康。刘湘还打败了杨森等多位军阀，成为实实在在的四川王。雅安决战取胜，就是在刘湘的统领之下。
你是天空中最亮的星，照耀我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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