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4.29

江苏省常熟博物馆游记

天数:1 天 时间:5 月 和谁:一个人

      2016年5月1日,我离开沙家浜风景区,驱车前往常熟市内的虞山风景区,发现常熟博物馆就在附近,于是,我决定还是先参观一下博物馆。常熟博物馆坐落在风光旖旎的常熟古城区,距离虞山东麓先贤仲雍、言子墓很近。想了解一座城市的历史,一定要去当地的博物馆看看,这已经成为了我的一种习惯。常熟博物馆正是一张可以代表常熟历史文化的名片,博物馆以“吴文化第一山”虞山为背屏,与吴国始祖仲雍、“南方夫子”言子的长眠之处为邻,静谧雅致,文艺气息浓厚。

 

      走到博物馆前面,抬头就看到门匾上“常熟博物馆”五个鎏金大字,据说此馆名是由著名书画家、鉴定家谢稚柳先生亲笔题写的。拾级而上,迈入窗明几净的大厅。常熟博物馆馆藏丰富,珍品荟萃,全面而系统,享誉国内外。现拥有上至崧泽、良渚文化,下至近现代的各类藏品数量为20453件/套,其中国家一级文物22件/套、二级文物266件/套、三级文物851件/套,国家珍贵古籍名录20种,省级珍贵古籍名录25种。藏品数量、等级均在全国同级博物馆中名列前茅。陶瓷、玉器、书画为馆藏三大门类,常博基本陈列也依此主题展开。尤以明清书画、历代陶瓷、历代玉器、古籍善本、文玩、印章、碑刻、铜镜、钱币等九大门类为馆藏特色,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考古、艺术价值。

 

      进入主展厅一层,从服务台左转,便来到A1展厅——“历史文化名城常熟”图文展。步入展厅,丰富而生动的图文就展现在眼前了。这个主题展览共分为五个部分,详细地介绍了常熟近五千年文明历史中的闪亮片段:一、新石器时代的常熟——文明的曙光;二、先秦时期的常熟——吴文化发祥地之一;三、秦至五代的常熟——发展的初期;四、宋元时期的常熟——发展的持续期;五、明清时期的常熟——发展的成熟期。此外,常熟作为吴文化发祥地之一,艺坛流派纷呈,展厅内,展出了一系列以虞山为名的艺术流派。在绘画领域,有以王翚为首的虞山画派;在诗歌领域,有以钱谦益为领袖的虞山诗派;在古琴领域,有以严澂为宗师的虞山琴派;在篆刻领域,有以林皋为代表的虞山印派等。

 

      对常熟历史文化有了简单了解后,我前往二楼A2展厅,品赏“妙彩繁花——馆藏瓷器精品展”。厅内荟萃了从春秋到民国的馆藏瓷器80多件。精致的橱窗里,整齐摆放着各式佳器珍品,洁白的灯光下,好似映照出历史的千年光泽。我就介绍其中几个特色展品。西晋的青釉鸡首壶,器高8.6厘米、口径5.8厘米、底径5.2厘米。鸡首壶,又称鸡头壶、天鸡壶,以鸡首作流而得名。浅盘口,矮直颈,平底微凹。器形规整,瓷胎坚致,白中略带灰色。器身满施青灰色釉,釉层厚而均匀。上腹部模印带状网纹一周,其上堆贴模制的无颈尖嘴鸡头,相对处贴鸡尾,两侧各置泥条形系。此壶鸡头无流,纯作装饰之用。器形娇小,当为明器,从整体来看,该器典雅秀丽、温润沉静,其质地、造型、装饰都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西晋青釉魂瓶,1972年11月大义公社小山大队出土。通高43.5厘米,口径11厘米,底径15.2厘米。釉色青绿,器表施半釉,砂底,胎呈灰色,整器堆塑楼阁、禽鸟、力士等。魂瓶又名谷仓罐,是专为随葬而烧造的与宗教信仰有关的明器,它由东汉的五联罐发展而来,至东晋时消失。

 

      西晋年代的青釉虎子,长26厘米、宽14.4厘米。灰白色胎,施青釉,釉色青中带灰,釉质莹润匀净,器身呈蚕茧形,头上扬,圆口平唇,上面堆塑眉眼、鼻耳。提梁作索纹圆条状,器身中部内缩,两侧刻划飞翼,前后腿部外鼓并以线条划出轮廓,显得强壮有力,四足卧伏腹下,整体形似一只蹲伏的狂虎。 该器造型别致,姿态生动,是西晋青瓷中一件佳作。

 

      1982年4月,在常熟石梅西晋太康三年(282)纪年墓,出土了一组西晋青瓷器(三乳丁罐、提梁香薰、薰炉鐎斗、狗圈、猪圈和鸡笼),造型优美,釉色纯正,为西晋青瓷的标准器,均为国家一、二级文物。1992年,这组瓷器入选第二届中国文物精华展,2008年,还入选了常熟博物馆十大“镇馆之宝”。

 

      明代官窑器也各具特色,永乐甜白碗造型沉稳,优美素雅;正德青花阿拉伯文瓶胎骨厚重,纯净雅致;清代瓷器更是精彩纷呈,青花和彩瓷相得益彰,姿态缤纷。青玉御题“碧峰馆”诗山子,高20、宽29、厚7厘米。青玉,有赭黄色沁斑。文玩摆件。扁长体,随行而琢。正面通体浮雕亭阁、茅屋、长阶、松树及携琴访友等图案,上端正中铲平处琢御题“碧峰馆”七绝诗一首。背面部分带皮雕,饰有羊、鹿、鹤等二禽二兽。题材硕大,琢工精良。

 

      白玉透雕花鸟纹圆饰,直径4.5、厚0.5厘米。1对2件。白玉,玉质莹润细腻。呈扁圆形,正面通体镂空透雕,上部琢一飞翔小鸟,周饰树及花草,叶脉纹清晰可见。图案布局繁褥,琢工精湛。背面留出边框从四周向内下凹。1994年西门外明嘉靖墓出土。

 

      玻璃翠透雕雀梅牌,长3.3、宽2.8、厚0.5厘米。玻璃翠种,质地透明,绿色纯正。通体镂空。两面纹饰相同。构思巧,琢工细。巧色琢出一株盛开的梅花和栖息枝头的喜雀,寓意为“喜上眉梢”。

 

       走进博物馆的C2展厅,观摩“罗墩遗址发掘25周年——良渚文化特展”。良渚文化是中国原始社会晚期最重要的古文化之一,最早发现于1936年,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历史学和考古界才逐步揭示出其真面目。良渚先民们留下的巨大城址、宗教祭台、贵族墓地以及玉石陶器无不让人惊叹。1993年3月,常熟城西约七公里的练塘罗墩村发现了一处良渚时期人工所堆筑土墩,是环太湖地区一处极为重要的良渚文化早期遗址。经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由苏州博物馆与常熟博物馆联合组成考古队,出土器物250件,其中玉器116件,石器29件,陶器105件,玉器明显占有主导地位。下面的良渚文化神兽纹玉琮,是良渚文化的祭祀礼器,1983年常熟张桥嘉菱荡仁厚墩遗址出土,其上镌刻四面各六层共24组神人兽面纹图案,为全国同类玉琮中最精美者之一。国家一级文物。1992年入选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举办的第二届“中国文物精华展”。玉琮外表以四楞为中心线饰简化的象征性的戴冠兽面纹,眼为圆圈,圈外左右对称一小横线表示眼珠与眼角,转角上相接的凸横档为嘴部,中有一横线表示上下唇,横线两端向上刻两斜线,表示伸出的一对獠牙,器上共有二十四组兽面纹。

 

      其中,最有特色的展品是良渚文化双龙连体环形玉佩,也是常熟博物馆的明星文物,长年独占展厅的最显眼的位置。玉龙1993年出土于罗墩遗址8号墓,直径3.5、孔径1.2、厚1厘米。玉佩形如小璧,通体磨光,器表白中带淡黄、有赭红色瑕斑。中心孔对钻,留有较明显台痕。在造型上,采用了二龙首合一体的对称原理雕琢而成,在边缘的一侧雕琢头向相对嘴唇合一的龙首各一,雕琢长度约占整个外缘的二分之一;另一半则自然合为双龙的龙身。使整件饰品达到了整齐、稳重和静穆的艺术效果。在全国出土的9件良渚玉龙当中,经科学测定,此件玉龙绝对年代最早,距今约5200年,故又被学术界誉为“良渚第一龙”。

 

      行至C1展厅,是“方寸博雅——虞山印派篆刻展”,在这里可以集中鉴赏虞山印派篆刻作品,一览其在方寸之间浓缩的文人心中的大千世界。在篆刻艺术领域,常熟也是名家辈出,领风气之先,虞山印派是中国篆刻艺术史上的一个重要流派。常熟最早的印人可追溯到元代的缪贞。 到了明末清初,以林皋、沈和、王瑾为代表的虞山印人力求苍润厚朴,气韵风秀,开创一代印风,形成虞山印派。下面是一方北宋官印,该印印面长5.3厘米,宽5.1厘米。台高0.9厘米。长方形无穿直钮,钮长3.1厘米。铜质。印背刻“淳化四年三月铸”,楷体,字大遒劲。印文:“归远第二指挥第二都朱记”,字题为朱文九叠篆书。该印拥有者,是北宋军事组织中营的下属机构——都的步军首领。按唐宋官制规定,当官者殁,印即交于朝销毁,因此,唐宋官印存世极少,弥足珍贵。此方印原藏于晚清四大私家藏书楼之一的常熟铁琴铜剑楼,藏于常熟博物馆。

 

      紫檀雕花笔筒,高10.5、口径6、底径7.5厘米。笔筒紫檀胎,外壁以浮雕刻法,雕高耸山峰一座,下有楼阁一处,右为一持拐老翁桥上行,山坡上刻有竹林、民舍、松树等。作者采用通景雕刻,圆形器物上徐徐展开,富有叙述性,雕镂精湛,古朴典雅。

 

      虞山画派是中国画的重要流派之一,展出的书画藏品集古开今,集中展览展示了“虞山画派”自清代至今的整体发展风貌,特别是“清初四王”中的王时敏、王鉴、王翚等人的众多精品都在其中,体现了常熟博物馆所传承的地方历史和艺术价值,也充分展示了常熟博物馆的馆藏实力。《仿古山水册》,此册共二十开,是王石谷早期刻意继承古人传统画法的代表作。其中,仿董源、范宽各二开,仿王维,关仝、高克明、李成、郭熙、王诜、宋徽宗、阎次平、李唐、刘松年、赵伯驹、赵大年、夏圭、黄公望、赵孟頫、王蒙各一开。 王翚(1632-1717),字石谷,号耕烟散人、乌目山人、青晖老人等,江苏常熟人。与王时敏、王鉴、王原祁合称为“清初四王”,为“虞山画派”创始人。曾奉诏作《康熙南巡图》,圣祖赐书“山水清晖”。

          

      《花卉小品册页》是任颐 (1839-1896) 的作品,初名润,字伯年,一字次远,号小楼(亦作晓楼),萧山城厢镇人。其父善画肖像,任颐自幼随之习画。人物、山水、花卉、翎毛等均有扎实功底,尤以人物画见长。

 

      走出常熟博物馆,准备开始上虞山了。此时正值春天,古老的虞山到处的绿色茵茵,繁花点点,而常熟博物馆就好比另有一朵“文化之花”,常开不败。她从常熟近五千年的历史中萌芽,以岁月与艺术灌溉,结花于吴地先贤遗址旁的。我想,参观博物馆并不是纯纯地去让欣赏文物、品味书画,更多的是让我们从中寻找历史的足迹,从那些存在与残缺中去思考。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能这样纵观史迹,都是中华人民努力探索过去,寻找正确的道路和模式走向未来的成果。如何继承先人理想,接过发展重担,培养自己丰富的涵养,这是所有人无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和值得深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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