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朱熹的足迹游八闽（下）

        朱熹在福建生活期间，主要居住在闽北，且不在县城而是乡村，其祖父朱森死后葬政和县，其父朱松死后葬武夷山市，这两地也均位于闽北，因此，只要说起朱熹其人，闽北都是一个绕不开的地方，朱熹的大半辈子都在闽北度过，这里也是朱子文化遗存最为丰富的地方。也许有人会问，闽北位于闽浙赣三省交界，远离福建政治经济中心，一代大儒为何蛰居在此长达60年？实际上闽北是历代王朝开拓福建的第一站，也是中原人南下入闽的首要聚居地，东汉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在闽首设4县，除侯官外其余3县均在闽北，隋唐以前闽北一直是福建的政治经济中心，福建省名便是唐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从福州、建州（今闽北建瓯市）两府各取首字而来，唐末时福建的中心才逐步从闽北转到福州，但南宋时国都位于浙江临安（今杭州市），闽北仍占有近距地利之便。

                                                                                久居五夫

        五夫是武夷山市的东南重镇，这里地势开阔平坦，潭、籍二溪环绕，而四周的山峦都相距较远，地理条件得天独厚，历史上就是个富足之地。五夫镇始建于晋代中期，古称五夫里，迄今已有1700余年，据《五夫里志》载：“东晋有蒋氏者，官至五刑大夫，故有五夫之名”，这里自古人杰地灵，名人辈出，载入典籍的就有100多位，仅宋朝就有一代词宗柳永三兄弟的“柳氏三绝”、胡安国的“一家五贤”、刘氏家族的“三忠一文”等，朱熹父亲朱松的好友胡宪、刘勉之、刘子羽也是此地人。宋绍兴十三年（公元1143年）朱松去世，临终前把家人托付给刘子羽，次年朱熹随母从浦城迁来，至此朱家才结束了转辗迁徙的局面，正式定居五夫，在此生活了半个世纪之久。

刘子羽成了朱熹的义父，视其如己出，在其舍旁筑屋5间安置朱熹一家，“器用完备，有圃可蔬，有池可鱼”，朱熹54岁时对住所进行扩建和改造，取名为紫阳楼，并作《名堂室记》一文以兹纪念。刘子翚、刘勉之、胡宪3人均为程颐、程颢的再传弟子，朱熹后来将儒学发扬光大，成为理学大师，正是得益于这3位老师的悉心培养，刘勉之还把女儿刘清四许配给他，成为朱熹的岳父。据说朱熹的七绝《春日》也是写在此地，宋绍兴三十年（公元1160年）3月，朱熹走出“困学斋”放松身心，在五夫与士友们踏青，随口吟出“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朱熹在这里留下许多遗迹和故事，成为武夷山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这座历史文化名镇已经成为景区，2016年建起朱子文化广场，高大的白色塑像是朱熹老年形象，目光幽深，面色沉静，气质深邃（见下图）， 

此塑像高71米，寓意朱熹71年的人生，基座高1.4米则寓意其14岁迁居到此，雕像广场直径50米，象征朱熹在五夫镇生活了50年。在潭溪边有一片古树参天的风水林，其中一株独立的古樟为朱熹亲手种植，至今已有800多岁了，树干虽为空心，但仍枝繁叶茂，郁郁葱葱（见下图1）。附近不远就是紫阳楼，建筑看上去很新，内有朱熹撰文的《名堂室记》，紫阳楼的文字介绍称：“朱熹在此成长、成婚、成才，是朱子理学的摇篮。原紫阳楼元代毁于战乱，后历代几经兴废，紫阳楼历代曾屡经修建，民国后期又毁。2020年正值朱熹诞辰890年之际，紫阳楼在原址上得以重建”（见下图2－4）。

离开紫阳楼来到兴贤古街，此街长1．37公里，始于玉虹桥，终至文献桥，由双溪、紫阳、朱志、儒林、中和、籍溪6坊组成，此街早在中晚唐时即具雏形，到了宋代开始兴旺，南宋后期更趋于鼎盛，街上店铺商肆密布，名人学者云集，是五夫文化古迹最集中的地方，至今仍保留着许多古代建筑，砖雕精湛，古韵犹存，过街式的牌坊上分别镌刻着“五夫荟萃”、“天地钟秀”、“籍溪胜境”、“三市街”、“过化处”、“邹鲁渊源”等字样，且各路口标识指向、距离明确，便于游览（见下图1－4）。

首先来到朱子巷口，巷口右侧还有个巷名小石碑（见下图1、2），此巷建于五代十国的南唐时期（约公元930-950年），距今已逾千年，原名朱始巷，后人为纪念朱熹改为朱子巷，全长300米，现仅存138米，仍是鹅卵石路面，朱熹无论是幼时去兴贤书院求学，还是成年后探友寻幽问道，每次都要经过这条小巷，次数竟达数万之多。

沿古街再往前，过三市坊后右拐进凤凰弄，很快见到朱子社仓，门前右侧有官井一口，井水清澈（见下图1、2）这是宋代一种官民合办的赈济慈善机构，由朱熹首创于宋乾道七年（公元1171年），他多次上书建宁知府建仓，终于得到官府的支持，竣工后称为五夫社仓，由朱熹亲书竖碑，并有《建宁府崇安县五夫社仓记》一文追述此事，后人为纪念朱熹改称为朱子社仓，这种做法可以解决百姓灾年生计问题，为许多地方所仿效。

返回主街继续向前便是刘氏家祠，上有“宋儒”2个大字，显示出刘家不凡的身世气质（见下图1、2），当年朱熹曾写下“八闽上群先贤地，千古忠良宰相家”的评价。刘氏为五夫第一大姓，闽北望族，三代忠良，父刘韐为北宋末年大臣，《宋史》有其传，长子刘子羽即为朱熹的义父，次子刘子翚是朱熹的“五夫三先生”之一，他希望朱熹成为一个外表不露、道德内蓄之人，遂给朱熹取字“元晦”，所以朱熹题字时常用“晦翁”2字自称。

由此向前不远，就是著名的兴贤书院，始建于南宋孝宗时期，为“籍溪先生”胡宪建造，朱熹当年也曾在此受教。在“五夫三先生”中，朱熹追随胡宪最久，受影响最大、最深远，朱熹自己也说：“从三君游，而事籍溪先生为久。”宋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朱熹的南康军任满后回到五夫，为纪念恩师扩建兴贤书院，并亲书门匾，正中是砖雕汉字“洙泗心源”4字，洙、泗是孔子故乡的两条河流，在此借指书院与孔孟的文化渊源关系，朱熹也曾在此书院讲学传道，但在元初时书院毁于兵火，现在的兴贤书院为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重建，门楼气势轩昂，

门前还有一片宽敞空地，这在古街上很少见，书院原有正堂、书庑、文昌阁三进，现仅遗存正堂一进。走到古街北端入口，出街过桥就是万亩荷塘，五夫白莲有千年的种植历史，至清朝末年这里的白莲一直是皇室贡莲，是有名的荷花之乡，每年7月底五夫镇都会举办荷花节，眼下虽然未到鼎盛时节，但已有不少荷花悄然怒放（见下图）

                                                                                治学武夷

        朱熹一生历南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从步入仕途至去世共计27年，但在政治派别的斗争中屡遭失败，生前不被朝廷重用，仕途颇为坎坷，在官场上作为不大，其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讲学、著述学，主要贡献和成是在学术与思想文化方面，理论研究和著书立说涉及儒家经典所有领域，包括哲学、经学、教育学、伦理学以及自然科学，最重要的则是理学。理学是两宋时期产生的主要哲学流派，但在北宋后期到南宋初的一个时期内，理学受到执政者的压制，影响未能扩展，南宋乾道淳熙年间理学开始盛行，随着政治形势的突变，宋学各派出现了错综复杂的局面，力量互有消长，宋高宗统治的后期到孝宗乾道年间(公元1165—1173)，理学正式形成，并成为宋学中的主要学派。朱熹不仅克服了二程思想体系中的明显矛盾，并对传统哲学范畴作出新的解释，加以完整的解释与严密的规范，从而将理学提高至一个新的层次，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成为中国古代最为精致、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南宋末期理学被采纳为官方哲学，并对后世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四书章句集注》是朱熹最有代表性的理学名著，“四书”指的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四部书（见下图）

汉儒大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孔子的儒家思想受到了统治者及思想界的推崇，记载孔子及其主要弟子言行的《论语》被奉为圭臬，但《大学》、《中庸》、《孟子》三书并未受到重视，在当时的影响也很有限。程颢和、程颐使《孟子》一书的地位有了明显提高，并对《中庸》和《大学》的思想也给予了充分重视，建构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开启了宋代理学大门，但将这四部合为一书，始于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其中《大学》、《中庸》中的注释称为“章句”，《论语》、《孟子》中的注释集合了众人论点，称为“集注”（下图为古本《论语》集注首页），四者上下连贯传承而为一体后，后人合称其为“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位列“五经”之前，是朱熹重塑孔孟形象、发扬儒家精神、宣传理学道义的最简要、最普及、最权威的一部教科书，有人甚至将其地位等同于欧美的《圣经》、阿拉伯国家的《古兰经》。

“四书”在南宋以后之所以能取代“五经”的权威，与朱熹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朱熹几乎用了毕生精力研究“四书”，他在临死前3日还修改《大学章句》。淳熙九年（公元1182年）52岁的朱熹将《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四书合刊，经学史上的“四书”之名第一次出现。武夷山九曲溪之五曲畔隐屏峰南麓的庐舍园圃，原是朱熹义父刘子羽家族的产业，淳熙十年（公元1183年）朱熹在此创建武夷精舍，并长居达8年之久，从其《武夷精舍杂咏》的序文描述，结合现存遗址来看，武夷精舍的原始格局有仁智堂、隐求室、止宿寮、石门坞、观善斋、寒栖馆、晚对亭、铁笛亭等建筑。书院建成之时，四方学友士人云集，陆游、辛弃疾、杨万里、袁枢等均有诗文以记之，后来一批理学名家也相继在此择地筑室，读书讲学，武夷山因此被称为“道南理窟”。

在武夷精舍朱熹广收门徒，聚众讲学，并以书院为依托，潜心著书立说，开展了奠定他一生成就的理论研究活动，其中最重要的著作《四书章句集注》就是在武夷精舍完稿的，宋光宗绍熙元年（公元119O年）首次出版于福建漳州。朱熹十分重视学说的普及化和通俗化，这也是朱学产生巨大影响的原因之一，四书逐渐取代五经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学习的唯一经典，对后世中国哲学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孔孟儒学在汉唐以后逐渐式微，朱熹使之中兴，并提高，江西铅山鹅湖书院牌坊上的4个字“继往开来”，形象地体现了朱熹的地位和作用（见下图1、2）。宁宗嘉定五年（公元1212年）朝廷把其中的《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列入学官，作为法定的教科书，后来还得到宋理宗的大力推崇，此后元、明、清三朝600多年都以此书作为学官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应试科目和唯一标准答案，并逐渐取代五经，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学习的必读之书，也是人们思想行为的规范，

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思想产生了深远、巨大的影响，长期为历代王朝所垂青，成为官方哲学，占据统治地位，作为治国安邦之本，而理学也借着《四书章集注》得到了广泛传播，1999年武夷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其文化部分与朱子理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武夷精舍旧址历代都曾加以修建，南宋末经扩建后改为紫阳书院，由官府拨给公田，以供养学者。元至正二十五年（公元1365年）毁于兵灾，明正统十三年（公元1448年），朱熹八世孙朱洵、朱澍出资重建后改称朱文公祠，明正德十三年（公元1518年）辟地百余丈，绕以围垣，前竖牌坊，改名“武夷书院”。清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官方再度大兴土木加以修葺，由康熙皇帝御笔“学达性天”匾额，现在游客看到的武夷精舍是2001年按照清代董天工“武夷精舍图”在原址重建的，包括序厅、朱熹生平展厅、讲堂和遗址区等多个区域（见下图1、2）。

五曲是九曲溪沿岸最为开阔的地方，这里有林木葱郁的平林洲，东侧有隐屏峰、接笋峰，玉华峰等名峰，是九曲溪风景最美的一段，朱熹在此治学时也不忘寄情山水，轻松身心，著书讲学之余常和四方士友或弟子流连九曲溪畔。五曲溪流中有一“巨石屹然，可环坐八九人，四面皆深水，当中科臼自然如灶”，当年最为朱熹所钟爱，曾与陆游和辛弃疾石上品茗，把此石命名为“茶灶”，亲笔题写并请工匠刻上，并专为此石题诗一首：“仙翁遗石灶，宛在水中央。饮罢方舟去，茶烟袅细香”，但行草书写的繁体“茶灶”2字常被人误读“奈龟”或“奈宠”等等，平添一点情趣。

淳熙十一年（公元1184年）朱熹在陪同好友辛弃疾游武夷时作组诗《九曲棹歌》，这是描绘九曲溪的一幅长卷佳作，在历代文人骚客吟颂武夷诗中，首次全面概括描写武夷九曲风貌。五曲现在是武夷山风景区的主入口，武夷精舍后的隐屏峰峭拔千寻，直上直下，方正如屏（见下图1、2），进入检票口后最先看到摩崖石刻“重洗仙颜”，过“叔圭精舍”石门后地势开朗（见下图3、4），右侧的天游峰下有摩崖石刻“壁立万仞”，由于流水长年冲刷的结果，岩壁上布满无数竖直的沟槽，好似峰顶垂下的布条，故又名“晒布岩”（见下图5、6）。

再向北就是六曲，九曲溪在此折了个180度的大弯（见下图1），对岸的响声岩下有一大片摩崖石刻，密密麻麻达十几幅之多，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朱熹的“逝者如斯”，刻文出典于《论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其下一段倾斜的石刻，镌于宋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为朱熹赴江西“鹅湖之辩”前陪同辩论主持人吕祖谦时所题，据说是武夷山现存最早的摩崖题刻，其右侧还有字迹较大的淳熙戊戌年（公元1178年）朱熹的纪游题刻（见下图2、3）

 

                                                                           安葬黄坑

       宋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朱熹之父朱松赴任政和县尉，途中经过建阳（今南平市建阳区）考亭村，相传此地因唐末侍御史黄子棱祭父筑“望考亭”而得名，这里山环水绕，风景优美，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建阳是福建省最古老的五个县邑之一，绍熙三年（公元1192年）5月朱熹遵父遗嘱，从五夫迁居考亭麻阳溪畔，作为其晚年定居、终老之地，第二年朱熹在居室东侧建竹林精舍，后更名为沧洲精舍，实际上是一座书院。朱熹在闽北创立过多座书院，这是其中的最后一座，也是南宋全国最有影响的书院之一，朱熹在此授徒讲学长达8年，淳祐四年（公元1244年）宋理宗褒奖朱熹，赐沧洲精舍更名考亭书院，朱熹因此被称为“考亭先生”，其学派被称为“考亭学派”。解放后政府在此办学校，文革期间考亭书院仍然保护完好，但上世纪60年代时在书院下游建造水电站，书院遗址被水淹没，今仅存的一座明代石牌坊还是近年从水库中打捞上来的，坊上的“考亭书院”4字传为宋理宗御笔（见下图），据说牌坊前面一片开阔的低洼地，就是考亭书院的遗址，牌坊后的小山上是1998年新建的文公祠。

创立于北宋中期的程系理学，到南宋孝宗乾道、淳熙年间，影响已遍及江、浙、闽等南宋全境，逐渐超越其它学派而取得主流学派的地位，到了孝宗淳熙末年在朝廷上形成一股独立的政治势力，与反理学派分庭抗礼、朋党交攻，双方的斗争几经起伏，愈演愈烈。宋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知枢密院事赵汝愚主谋发动宫廷政变，拥立光宗之子赵扩（即宋宁宗）为皇帝，当时韩侂胄身为宫廷内臣也参与其事，事成后身为宗室的赵汝愚以拥立有功升为右相，外戚韩侂胄迁枢密都承旨，韩本希望论功行赏封他为节度使，但遭到赵汝愚的反对，韩侂胄因此对赵产生怨恨，两人嫌隙日深，势如水火。朱熹时任潭州知府兼荆湖南路安抚使，赵汝愚把将其从湖南召到临安，升任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即皇帝的顾问和教师，刚即位不久的宁宗全面肯定理学，称朱为“儒宗”，每逢双日早晚由朱熹进讲《大学》，这应是朱熹一生中距离权力中心最近的一次，也是其仕途最后的高光时刻，实际上他已卷入朝廷权力斗争的漩涡之中，因朱熹借进讲之机对朝政多有批评，并上书宁宗指斥韩侂胄窃权害政，终于使宁宗产生不满，内批罢去朱熹待制兼侍讲之职，以干预朝政的罪名将其逐出朝廷，朱熹任此职仅仅46天。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11月朱熹还居建阳考亭，专事授徒讲学，不再过问政事，从此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但厄运并未到此终止，

赵汝愚与韩侂胄的矛盾，促使反理学派与韩合流，终于酿成了南宋历史上又一次大规模党禁运动，前后历时6年之久，史称“庆元党禁”，这并不是一场学术论战，其直接起因就是韩、赵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庆元元年（公元1195年）2月，韩侂胄指使谏官奏赵汝愚以宗室居相位不利于社稷，赵被宁宗罢相，先外放为福州知州，后又被贬永州（今湖南零陵），行至衡阳时暴毙身亡，以赵汝愚为首的理学之党的全面崩溃，韩侂胄则步步高升，先任保宁军节度使，后又进拜少傅，封爵豫国公，次年再升进位太傅，韩党专权，盛极一时。因为朱熹是赵汝愚引荐入朝的，并曾参与赵汝愚攻击韩侂胄的活动，因此朱熹也成为韩党的打击对象，韩侂胄提拔的监察御史沈继祖以捕风捉影、移花接木的手法，弹劾朱熹“十大罪状”。庆元二年（公元1196）12月，宁宗下诏定理学为“伪学”予以严禁，凡荐举为官一律不取“伪学”之士，对理学掀起了一场史所罕见的残酷清算，与赵汝愚有关的官员被定为“逆党”。次年底“庆元党禁”达到高潮，宁宗仿效北宋“元祐党禁”的做法，立《伪学逆党籍》，入籍者有59人，朱熹被斥之为“伪学魁首”，位列黑名单中第5位，在此之前入籍者大都已经受到迫害清洗，分别被罢官、逮捕、充军，甚至迫害至死，凡与他们有关系的人都禁止担任官职或参加科考，立《伪学逆党籍》是把以前的排斥清洗做了一个总结。

庆元五年（公元1199年）时朱熹被各种疾病所困扰，预感到死亡的逼近，第二年入春以后足疾大发，病情恶化，生命垂危，此时他左眼已瞎，右眼也几乎完全失明，庆元六年（公元1200年）农历三月初九（公历4月23日），朱熹在血雨腥风的“庆元党禁”运动中去世，卒于建阳考亭沧州精舍，终年71岁。去世后人们甚至未将死讯向朝廷报告，以致朝廷竟还以为他活着，后来又下令守臣约束，不得参加会葬，《宋史》称“门生故旧至无送葬者”，辛弃疾悲愤地写下：“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实际上在抗金方面辛辛弃疾和韩侂胄同为主战派，韩崇岳飞、贬秦桧，北伐的决心在当时获得正面评价，金人也佩服他的气节，后韩侂胄被杨皇后等人设计暗杀，投降派按照金朝的无理要求，将其头割下送到金朝，韩的下场也很悲惨。朱熹之妻刘清四早在宋淳熙四年（公元1177年）就已因病去世，次年二月朱熹亲选吉穴将其安葬在建阳黄坑九峰山下的大林谷，这里也是朱熹为自己选择的安葬之地，当时朱熹才48岁，宋庆元六年（公元1200年）11月朱熹与妻合葬于此。黄坑古称唐石里，位于建阳西北部，距城区83公里，因诗“叶黄满坑金”而得名，这里地处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一路山清水秀，景色宜人，黄坑镇游客中心对面是一座石牌坊，上书“大儒世泽”4个大字，进去不远可见一座影壁，正面是“龙归堂”3个大字，影壁后就是朱熹纪念馆（见下图1、2）。

放眼九峰山下的大林谷，绿意葱茏，岗阜隆起，环境优美，别有洞天，前方是虎头山，状如猛虎伏卧山涧，左前方是鲤鱼岗，有鲤鱼归塘之说，墓后方九峰叠翠，山势绵延起伏，颇有一派龙舞凤翔、跌宕雄建的气势，俗称九龙岗。大林谷为朱熹生前亲自勘察选定，传说曾梦见一位异人对其曰：“龙归后塘，乃先生归藏之所。”后与弟子蔡元定一起来到黄坑，寻找梦中异人所说之地，来到后塘大林谷时，看见这个地方和梦中景象相同，也符合风水之说（见下图1），而且宋代这里乃边远闭塞之地，也是与外界隔绝的世外桃源，安葬在此既无兵荒马乱之扰，更无掘坟覆尸之祸。从右侧石径上山，周围山林青翠，环境幽静（见下图2－4），

很快就看到山坡上的朱熹墓，墓为凤字形，背倚九龙岩，规模不大，略显简陋，正中的封土堆和后面的弧形周壁均用卵石垒砌，墓前有清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717年）立“宋先贤朱子、夫人刘氏墓”石碑一方，高约2米，墓前有石香炉、石供桌及石华表一对，据说均为明代所置，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见下图1－4）。朱熹去世那年秋天“庆元党禁”渐近尾声，两年后以赵汝愚平反为标志，“党禁”全面弛解，一大批列入“伪学逆党”的健在者都复官，宋宁宗也逐渐认识到朱氏理学的价值和作用，但朱熹并没有等到这一天，恢复名誉已是其死后9年之后的事，

嘉定二年（公元1209年）朱熹被赐予文臣最高荣誉的一字谥“文”，故世称朱文公，第二年又追赠为中大夫、宝谟阁直学士、累赠通议大夫。宋嘉定十七年（公元1224年）宁宗驾崩，新帝宋理宗对朱熹的封号更是不断升级加码，宝庆三年（公元1227年）加赠太师，追封信国公，3年后改追封为徽国公，虽然拥有如此多的显赫头衔，但其墓碑上仍只是“先贤”2字。据说宋理宗读了朱熹的书后感慨地说：“读之不释手，恨不与之同时”，并称理学为“千载绝学”，淳祐元年（公元1241年）还下诏将朱熹、程颐、程颢等5人牌位从祀文庙。清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朱熹塑像被移入山东曲阜孔庙大成殿供奉，成为大殿内“孔门12哲”中唯一的非孔子亲传弟子，朱熹也成为中国历史上自孔孟之后最伟大的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