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广州西汉南越王博物馆游记

2019年3月17日，今天是周末，中午与在广州工作的儿子一起与我在广州的两位中学同学一起吃午餐，下午，我们父子两人就一起去参观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西汉南越王墓是1983年发现的南越国第二代国王赵眜之墓，是岭南地区已发现汉代最早的、规模最大的汉代彩绘石室墓。墓中出土文物一千多件套，共万余件，其中“文帝行玺”金印、玉角杯、错 金铭文虎节、印花铜板模、平板玻璃铜牌饰等文物具有重大历史、科学、艺术价值，集中反映了两千多年前南越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发展状况。

 

南越王墓是广州珍贵的历史文物遗产，是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重大考古发现之一。1988年正式对外开放的的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建筑面积17400多平方米，主要展示南越王墓原址及其出土文物。博物馆以古墓为中心，依山而建，将综合陈列大楼、古墓保护区、主体陈列大楼几个不同序列的空间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突出了遗址博物馆的群体气派，是岭南现代建筑的一个辉煌代表。2010年博物馆对基本陈列进行全面改造，从文物保护、文物内蕴的揭示和观众服务等角度综合考量，立足于让广大的游客更深入了解南越文明的独特魅力。

 

西汉南越王博物馆整体布局以古墓为中心，上盖覆斗形钢架玻璃防护棚，象征汉代帝王陵墓覆斗型封土。墓的东边为三层的综合陈列楼，北边为两层的主体陈列楼，用环绕的回廊上下沟通将三座建筑物连成整体。博物馆在外型、装饰及用材方面也独具匠心，因陵墓的石室所用石材主要是红色砂岩，所以展馆的三个组成部分的外墙，也选用红砂岩作衬面。西汉南越王博物馆是广州越秀山一象岗文化史迹游览线的主要景点，建筑以轴线对称布局，按参观路线依山建馆，拾级而上，把展馆、墓室及扩建之展室连成有机整体。

 

南越王墓已出土珍贵文物1000多件（组），墓中出土文物尤以铜器和陶器最具南方越族文化的特色，有青铜编钟乐器3套，铜鼎36个，铜镜39面，以及金印3枚，出土玉器240多件。墓主身穿的玉衣殓装已复原，它是中国截至2017年为止发现完整的西汉玉衣中年代最早又是唯一的"丝缕玉衣"。墓中出土蓝色平板玻璃、世界第一套套色印花铜版模、非洲象牙等，都是一批有意义的稀世珍品。不少在南越王墓出土文物，被世人誉为“岭南文化之光”和“国宝”。

 

南越国是西汉时期割据岭南广阔疆域的一个封建政权，开国国君赵佗为了开创南越国伟业奋斗70余年，威震南国，享年百岁有余。他在世的最后几十年里，一直在周密安排死后之事，为防死后坟墓遭盗，派重臣于都城番禺城外广阔的山岭之中开凿疑冢几十座。赵佗之孙赵胡即位后，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为他举办了一场充满隐秘而声势浩大的国葬。首先派人驻守番禺四围山岭，然后由完全相同的4支送葬队伍高举幡旗，护送着一模一样的四方灵柩从番禺城四门出发，到达不同的安葬地点。这种空前绝后的送葬方式果然迷惑了众人之眼，再加上赵佗生前的几十处疑冢，没有人知道伟大的国君到底葬在何处，更不知道那些丰厚的陪葬珍宝藏在何方，从此留下了中国历史上最为传奇的墓葬之谜。

 

广州城古称番禺，城外越秀山最西边的象岗是一座并不高大的小山坡，形如卧象，一直是古城附近的风景胜地。最早时它与越秀山连为一体，树木参天，溪流淙淙，可谓山明水秀。南越王墓劈山为陵，从象岗顶劈开石山20米，凿出一个平面“凸”字形的竖穴 ，再从前端东、西侧开横洞成耳室，南面开辟斜坡墓道。墓室以红砂岩石仿照前堂后寝的形制砌成地宫，墓顶用24块大石覆盖，再分层夯实而成。墓室仿照生前宅居筑成，墓室坐北朝南，前三后四共7室，宽 12.5米，长10.85米。墓主居后部中室，前厅后库，前部东西为耳室，后部东西为侧室。

 

墓道呈长方形斜坡状，长约10.5米，宽约2.5米，深度为3.2米，至墓室前方4米左右，墓道开始变为竖坑，竖坑中堆积着大量青铜器、陶器等随葬品。墓道尽头是2扇巨大无比的石门，墓门里面，布满精美绝伦画像的墓室终于展现在人们面前，四壁黑红相间的云纹图案气势磅礴，飘逸奔放，仿佛在诉说着墓主人叱咤风云的一生。在地宫前室里，有巨大的铜鼎、玉佩、玉璧、2把铁刀以及一方“景巷令印”等珍贵文物。

 

东侧耳室长约.2米，宽约1.7米，高约1.8米，完全凭借象岗内部的岩石结构掏挖而成，室内除了琳琅满目的金、银、玉、石、象牙、漆木、陶器等精美制品之外，最为珍贵的当属数量巨大、品种繁多的青铜和石质乐器。其中铸造的编钟有2套，分别为甬钟和钮钟。甬钟一套5件，钮钟一套14件，做工精细，音律精准，乐声悠扬。编钟附近还列放着石质编磬2套，由大到小排列，共计18件。另外还有铜瑟、铜琴若干，漆木琴2件。如此庞大的乐器群，如此完备的乐队编制，就是放在今天也是编配非常齐整的。

 

早在西周时期，帝王为了加强统治，施行“封诸侯，建同姓”政策，王室贵族分封各地，周公旦又在“分邦建国”的基础上，系统地建立了一套“礼乐”制度。按照“乐”从属“礼”的思想，以“礼”区别宗法远近，同时又以“乐”来融合“礼”的等级秩序，两者相辅相成，通过“礼乐”来显示权力等级。舞队行列中八人为一行，称作一佾，按照《礼记》记载，天子的舞队用八佾，诸公六佾，诸侯四佾，士二佾。这样，因阶层不同，舞队人数也不同，从而大大促进了封建等级思想的普及与牢固。

 

前部前室四壁和顶上均绘有朱、墨两色云缎图案；东耳室是饮宴用器，有青铜编钟、石编钟和提筒、钫、锫等酒器以及六博棋盘等；西耳室是兵器、车、马、甲胄、弓箭、五色药石和生活用品、珍宝藏所，尤其珍贵的是来自波斯的银盒、非洲大象牙、漆盒、熏炉和深蓝色玻璃片。这些文物证明南越国早期或更前年代广州已与波斯和非洲东岸有海上贸易。后部主室居中，为墓主棺库主室，墓主身穿丝缕玉衣，随身印章9枚，最大一枚为“文帝行玺”龙钮金印，此外，还有螭虎钮“帝印”。龟钮“泰子”金印以及墓主“赵眜”玉印等。东侧室为姬妾藏室，殉葬姬妾4人均有夫人印1枚。西侧室为厨役之所，殉葬7人，无棺木，室后置猪、牛、羊三牲。后藏室为储藏食物库房，有近百件大型铜、铁、陶制炊具和容器。出土文物共千余件（套），金印是国内首次出土的汉代帝王金印。这些出土文物对研究秦汉时期岭南土地开发、生产、文化、贸易、建筑等状况以及南越国历史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价值。现就陵墓及部分珍贵文物作较详细的介绍。

 

西汉南越王赵眜墓是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重大考古发现之一。墓中出土各类随葬品一万余件，以玉器中墓主身穿的“丝缕玉衣”为中国考古首次发现。青玉角杯、十一套组玉配饰、五十八件玉剑饰等都是汉玉中的重大发现。铜器中刻有“蕃禺”铭文的鼎、刻战船纹的提筒和刻有“文帝九年”铭文的句鑃都至为重要。还有古波斯银盒、蓝色平板玻璃牌饰等大批珍品。出于墓主身上的龙钮“文帝行玺”金印和“赵昩”玉印，确证墓主为第二代南越王。墓室内外还发现十五个殉人。本展览分为五个单元：文帝金印、主室瑰宝、墓中殉人、御库藏珍、钟鸣鼎食。

 

古墓中发现玉印共9枚，其中3枚有文字的玉印 (有6枚无文字)都是出在主棺室墓主身上，分别是 “赵昧”、“泰子”、“帝印”的方形玉印。“赵昧”印和 “帝印”都是墓主身份的物证 。“帝印”是“皇帝之印”的意思，是赵昧生前僭越称帝的物证。“帝印”玉印台长：2.3厘米 宽：2.3厘米 通钮高：1.6厘米。这枚玉印是在墓主腰腹位置出土的九枚印章中的一枚。这九枚印玺原来是三个一组用小漆木盒盛放着，后来盒子朽烂掉了。玉印的印文是阴刻篆书的“帝印”两个字，因墓室进水及年代久远，玉印被浸蚀成黄白色。印钮雕成螭虎形状，装饰有云纹。根据《史记》、《汉书》记载，南越国第一代王、第二代王都曾僭越称帝，在国内使用皇帝的礼仪。“帝印”玉印及封泥的出土是对这一史实有力的证据。

 

南越王墓有一件文物被称为“镇墓之宝”——“文帝行玺”金印，是我国考古发掘出土的第一枚帝印。在传世或发掘出土秦汉印章中，未见一枚皇帝印玺，只有文献记载。但是文献讲的帝印，是白玉质印、螭虎钮印，印文是“皇帝行玺”或“天子行玺”；而南越国赵眜这枚帝印却是金质印、蟠龙钮印，印面边长3.1厘米，宽3厘米，通高1.8厘米，重148.5克，含金量是98%。印面阴刻“文帝行玺”四个字，应是南越文王的发布命令的官印。这是金印的独特之处，是南越国自铸的。“文帝行玺”金印出土于墓主人的胸部位置。金印的印钮是一条游龙，盘曲成“S”形，龙头伸向一角，龙身上的鳞片和爪是铸成后凿刻的，龙腰隆起可以用来穿印绶。出土时，金印印面沟槽及印台四壁都有使用和碰撞的痕迹，显然，是墓主生前的实用物。“文帝行玺”金印主要特点以龙为钮，黄金铸成，僭称帝玺，打破了秦汉时期天子用玺以白玉为材料，以螭虎为印钮的规制。“文帝行玺”金印是我国目前考古发现的最大的一枚西汉金印，也是唯一的汉代龙钮帝玺。它与先前发现的“皇后玉玺”玉印和“皇帝信玺”封泥共同印证了史书记载秦汉实行的印玺制，此外，它还是墓主人身份最可靠的物证，具有十分珍贵的历史和文物价值。

 

南越王墓除了“文帝行玺”金印外，还有“泰子”（泰同太）金印和“右夫人玺”金印，但不是龙钮，而是龟钮。“泰子”金印也是首次发现，在传世印玺中未曾见过。按秦汉礼制规定，只有皇帝、皇后的才能称“玺”，其它臣属的印是不能称“玺”的。皇帝用玺并非只有一种，而有多种。例如“皇帝之玺”（用于赐诸侯王）、“皇帝行玺”（用于封国）、“皇帝信玺”（用于发兵）、“天子之玺”（用于册封外国）、“天子行玺”（用于治大臣）、“天子信玺”（用于事天地鬼神）。“皇帝玺”被视为“传国玺”，历代统治者视为保国镇疆之宝，正所谓“得宝者得天下，失宝者失天下”。汉武帝就有六个玺，是可以往下传的，而赵眜的“文帝行玺”是个人专用，不往下传，因此死后用于陪葬。历史上发现的印不少，但大多是铜质、玉质或水晶质的，很少发现有金印，现存世的只有12枚，12枚金印中属东汉的有8枚，属西汉的4枚，仅南越国便占了3枚。南越王墓的金器除金印外，还有金带钩、金花泡和杏形金叶，均是饰物。而金花泡普遍被认为是海外输入的“洋货”。泰子玉印台长：2.05厘米 宽：2.05厘米 通钮高：1.25厘米“泰子”玉印的印文，书体等与“泰子”金印有完全不同的风格。此印出土于墓主腹部，原放置于一个小漆木盒子中，印文“泰”字书写风格和著名的秦代刻石《峄山刻石》相似。

 

玉衣是汉代特有的丧葬殓服，东汉灭亡以后，未发现有玉衣。玉衣是有等级规定的，有金缕、银缕、铜缕玉衣，诸侯王多用金缕，也有用银缕的。南越王墓出土的丝缕玉衣为首次发现，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件。南越王墓出土的丝缕玉衣是中国考古历史上所见的最早的一套保存完备的丝缕玉衣，且从未见于文献和考古发现中，比名闻天下的河北中山靖王墓中刘胜所穿的金缕玉衣所属时间还要早12年。这套玉衣由头、上衣、左右袖筒、左右裤筒、手套和鞋10部分组成，全长1.73米，共用近2300块玉片，其中头部用玉片260余枚，上衣530余枚，左右袖筒各约210枚，左裤筒266枚，右裤筒388枚，左右手分别为113枚和21枚，左右鞋分别为108枚和109枚。每枚玉片四角打磨四孔，通身用朱红色丝带穿连而成，走线规整，图案精致。玉片材质不一，颜色各异，以黄褐色为主，质地温润，取材自珍贵的软玉石料。根据钻孔工艺和玉料质地来看，属于南越地区所产。由于年代较早，因此它并不像其他墓葬中出土的玉衣一样采用金缕或铜缕等金属作为穿连材料。有学者将其与河北满城汉墓中出土的中山靖王金缕玉衣进行了对比，认为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南越国是得到汉朝中央政府承认的王国，因此如果是皇室所赐，那么应当至少是使用银缕作为穿连材料，而此玉衣采用丝缕穿连，无疑表明是南越当地自行制作。也正是这种独一无二的做法，才显出了它独有的历史参考价值。

 

透雕龙凤纹重环玉佩直径10.6厘米，厚0.5厘米。是一件装饰玉器，堪称国宝。它出土于墓主右眼位置，青白玉雕成，土沁呈黄白色。透雕体态轻盈的龙凤，饰以卷云纹，造型饱满有力，龙凤均有呼之欲出之态，确是玉饰精品。在设计上，玉佩分为内外两圈，内圈透雕一条游龙，外圈透雕一只凤鸟，站在龙的前爪之上。龙尾和后爪伸向外圈，凤冠和尾羽上下延成卷云纹，把外圈空间填满。凤鸟回眸凝望游龙，龙凤似喃喃细语，妙韵天成。龙凤相对，寓意吉祥。这件玉佩雕镂精细，构图完美和谐，主次分明，是汉代玉器中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它的器形图案被选为西汉南越王博物馆的馆徽。

 

角形玉杯出土自墓主棺椁头箱，为主人自用的酒具，用一整块青玉雕而成，呈犀牛角造型，口部椭圆，腹中空。高18.4厘米，口径5.9-6.7厘米，口缘厚0.2厘米，重372.7克。杯身作弧形优美流畅地回卷，尾端形似浪花飞扬，饰以阴刻、浮雕，构思奇妙，制作精美。器表上面线刻一尖嘴兽，回环往复，生动逼真。相传犀牛角的酒杯可以溶解毒物，玉虽不能解毒，南越国的玉匠却借题发挥，就着石头的形状施刀，综合运用玉雕的各种工艺方法，在器身上巧妙布局各层纹饰，再经过细致的打磨，二千年后玉角杯仍放射出温和恬润的光泽，这件独一无二的玉器精品被誉为 “汉玉中的稀世之宝”。

 

由于玉石具有优良的质地和美丽的色泽，又能迎合人们的求美天性和祈求健康、避邪的心理，从古至今是人们追求的时尚。在古代佩戴玉质装饰品是达官贵人追求的时尚。汉代装饰用玉大为流行。南越王墓出土玉器224件，其中装饰玉多达140余件，分为玉容器、玉带钩、玉佩饰、玉剑饰四大类，充分体现了当时高超的制玉技艺，被认为是西汉玉器的代表作，具有极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例如，犀形玉瑛，整体作透雕形的犀牛，呈蹲曲不想状，全身肌肉隆起，充满生机活力。双龙纹玉瑛，对称的双龙头，张口鼓目，饰以透雕云纹，形象生动。透雕龙璃纹玉环，双面透雕二龙二兽的优美造型，十分别致。连体双龙玉佩，构思奇特的双龙拥爪，形象生动。凤纹牌形玉佩，独特的不对称设计，形象美观。还有11套玉佩已复原了3套，墓主赵昧的组玉佩是最大、最豪华的一套。右夫人有两套组玉佩，这是A组。这套组玉佩，一共由3种不同材料的20个器件组成，组合复杂。自上而下依次是：连体双龙佩、两件玉环、三凤涡纹壁、玻璃珠、十颗金珠、五件玉璜。连体双龙佩的构图是二龙探爪张口攫物的形状，极富动感，正中间是一个花蒂形的物件。三凤涡纹壁的构图是三只凤鸟偎依在璧上，凤鸟大小不一，姿态各异。五件玉璜分为三种，玻璃珠下面的那件是一种，透雕四条龙。中间两件璜的两端都雕成龙头状。最末端的两件璜只在器身雕刻涡纹。南越王墓中出土组玉佩11套，以南越王和右夫人的最为精美。

 

铜框玉盖杯，通高16厘米，口径7.2厘米，杯体呈八棱筒形，座足呈喇叭形，杯身是一个鎏金（把溶解在水银里的金子涂在器物表面，以装饰）铜框架，有上下两截，上截嵌入8块片状的玉片，下半截嵌入五块心形的玉片。玉盖杯的盖子外沿也是一个鎏金铜框，盖顶嵌入一块青玉。体现了汉代的镶嵌工艺水平。出土的时候，铜框玉盖杯被多层的丝织物包裹着，它应是用来喝酒的酒杯。

 

玉盒自主棺室出土，由青玉雕成，呈青黄色，盒身鼓圆，通高7.7厘米，口径9.8厘米，盖子与盆身有子母口相扣合。盖面的纹饰分为三区，上面桥形的小钮里所套的玉环可以活动。盒身像个圆碗，也装饰有三圈纹饰。玉盒的玉质温润，内外打磨光洁，雕镂精细。玉盒刻有两凤鸟，饰以美丽浮雕纹，结构严谨，雕工精细，光洁夺目，被称为“玉器绝品”。

 

玉璧是正中有回孔的圆形玉器，南越王墓出土各种玉璧56件，仅主棺室就 有47件，说明墓主对玉壁的喜爱。这些玉壁中比较突出的有大玉璧、透雕重圈二龙衔环璧、透雕龙纹玉璧、透雕龙凤涡纹玉璧、鲁首玉璧、双连玉璧等。特别是主棺室出土的一件大玉璧，直径达33.4厘米，是墓中所出土玉璧中最大的一件，雕刻精致，纹饰古朴庄重，颇有帝王之气。大玉璧是我国已知考古发掘出土玉璧中体形最大、龙纹饰最多的一块，被称为“璧中之王”。

 

南越王墓出土文物中有一件白色的银盒特别引人注目，那闪闪发光的花瓣显得尤为突出。这个呈扁球形银盒，通高12厘米，腹径14.9厘米，重572.6克。出土时在主棺室，盒内有十盒药丸。从造型、纹饰和口沿的鎏金圈套等工艺特点看，与中国传统的器具风格迥异，但与古波斯帝国时期（公元前550～330年）遗物相似。经化学分析和专家们研究，认为是波斯产品，银盒里的药丸很可能是阿拉伯药。因此，银盒并非南越国制造，而是海外舶来品，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南越王墓出土的银器除了银盒外，还有银洗、银卮和银带钩，都是越王室的专用器具。7件银带钩工艺十分精美，有5种式样、钩首有雁头形、龟头形、龙头形和蛇头形等。特别是主棺室出土的那件银带钩，通长18.4厘米，呈弓状，镶嵌宝石并饰以凸浮雕。龙头形的钩首饰以卷云纹和腾跃的飞虎。复杂的纹饰，发光的宝石，通体鎏金，显得高贵华丽，是很好的工艺精品，反映了主人高超的制作工艺和审美观点，从中我们也可看出当时人们的生活风尚。带钩的用途，主要用于扣接束腰的皮带，还可以用于佩剑和钩挂刀剑、钱袋、印章、镜囊及各种饰品。

 

铜器在南越王墓的出土文物中占有重要地泣，共有青铜器500多件，不但品种数量多，而且工艺技术精湛，极具地方特色。这批铜器中有厨具、饮食用具、酒器、乐器、车马器、生产工具及各种日用器具，等等。铜鼎。共36件，数量超过了殷墟的商代妇好墓，有汉式鼎、楚式鼎和越式鼎，其中有9件刻有“蕃禺”铭文，都是由南越国的都城工匠所造，是广州建城历史的重要物证。特别是越式大鼎，通高54．5厘米。出土时鼎内有“泰官”封泥一枚。南越国也像西汉一样设有“泰官”一职，是掌管南越王日常饮食的职官。

 

铜壶共9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个鎏金铜壶，高37厘米，细长颈，大腹，造型美观大方，通体鎏金，光亮华丽，是一件艺术精品。铜提简共9件。铜提筒是南越王墓出土文物中最具地方特色的器物之一。特别是一个船纹铜提筒，高40.7厘米。除器身有几组几何饰纹带外，最为突出的是4只首尾相连的羽人船，每船有羽人5名，各饰羽冠，赤脚。船首倒挂一具人头。船首尾各竖两根羽旌。5人形态各异，有的划桨，有的击鼓，有的持兵器，有的在杀人。有人分析，广州临海，多海患，画面表现的应是杀俘虏祭海神的场面。船与船之间还有海龟、水鸟、海鱼等作装饰，形态生动，工艺精美，是精美的艺术品，是中国考古史上发现的规模最大、最为完备的海船图形。

 

出土的39件铜镜大部分是精品，例如连弧龙纹镜、带托镜、十字龙凤纹镜、绘画镜、六山纹镜等。其中绘画镜是彩绘人物大画镜，直径达41厘米，为国内考古发掘出土最大的西汉绘画圆镜，是汉代铜镜中的珍品。特别是出土时仍保留白、青绿两色的绘人物组画，中央有2人作跨步弓腰斗剑表演，两侧各有4人站立围观，生动逼真。周围和中间还配以连弧纹和卷云纹。还有六山纹镜，有6个斜形山字，衬以浪花形羽状纹和莲叶形花瓣纹饰。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有一面六山字纹镜是传世品，但是南越王墓出土的这面镜则是第一次由考古工作者亲自发掘出来的，实为珍贵。铜鉴出于后藏宝，是深鼓腹大盆，可用来盛水或食物，出土时盆内有猪、牛、羊、鸡骨和鱼、龟等海产，说明这是当时的主要食品。

 

铜甬钟、铜句鑃都是乐器。宴乐之器是古代统治者炫耀其奢华生活和身份地位的标志。墓内东耳室出土的一批乐器，旁边还有一名殉葬的乐师。乐器可分铜、石、陶、丝四大类，这里只说青铜乐器，有钮钟一套14件，甬钟一套5件；句鑃一套8件。还有铜铸等。钮钟是南越国自造的乐器，大者通高24.2厘米，小者通高11.4厘米。最大的通高49厘米，最小的通高38厘米，长圆筒呈椭圆形。最大的通高64厘米，扁方形实柱体柄，弧形口，阴刻篆文“文帝九年乐府工造”，并刻有“第一”至“第八”的编码，是迄今我国唯一发现具有绝对年代，而又有序号的句鑃。“文帝九年”是公元前129年，由乐府工匠制造，赵昧自称文帝，与历史文献记载相符。经测定，句鑃音质还好，仍可演奏，弥足珍贵。勾鑃是古代越族特有的打击乐器。西汉南越王墓这套勾 一套共八件，重191公斤，每件腹部均刻有铭文，按大小有“第一到第八”的编号，表明是在南越王赵即为第九年由乐府公官铸造。这套勾鑃是岭南首次发现如此大型的越族打击乐。

 

墓中出土的兵器种类多，数量大，除15把剑为铁质外，其余皆为铜造。最为难得的是一把“张仪”铜戈，铭文“王四年相邦张义（仪）”等字，“王四年”应为秦惠王时。东耳室出土，说明了这件戈是秦惠王四年由秦国的相国张仪督造的，由于秦统一百越而到达岭南地区，随后成为南越国的王室文物，成为礼仪场所的仪仗之器。是一件秦平岭南地区的重要历史物证。

 

铜虎节是一件难得的珍品，姿态生动威猛、蹲虎欲跃、虎头昂扬。张口、露齿、弓腰、卷尾，饰以错金虎斑纹，是国内仅存的一件错金虎节，属于孤品。节是外交和军事上的信符，有虎节、龙节、人节之分．可以用来证调战车和士兵，有错金铭文“王命：车徒”，尤为珍贵，是一件重宝。所谓“节”，是一种外交礼器，《礼记》中记载“凡邦国之使节，山国用虎节，土国用人节，泽国用龙节”，其他史料中也有“天下之六节，山国用虎节，土国用人节，泽国用龙节，皆以金为之。道路用族节，门关用符节，都鄙用管节，皆以竹为之”的记载。虽然“节”的种类繁多，铜虎节也曾经在其他地区有过发现，但唯有南越王墓出土的这件通体以错金铸造法制成。此虎节极有可能是当年南越王赵佗攻占了楚国旧地时所获，随后传给后代，并最终成为南越王墓的随葬品。

 

铁器的使用，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增强了国防力量。中国考古发现最早的铁器始于春秋时代，战国时期已普遍使用。汉代铁器以农具、工具和兵器为主。南越王墓出土的铁器有700多件，有农具、工具、兵器和日用器具等。铠甲通高58厘米，属轻型铁甲。共有709片甲片，均呈四角抹圆的长方形。这种轻型铁甲适合于气温较高的南方地区使用，代表了西汉时期南方铠甲的基本形制，与北方中原地区出土的铁铠甲形制有较大差别。

 

在人们生活中，陶器比其它器具的存在时间更长、作用更大、关系更密切。南越王墓共出土陶器371件，计有储容器、炊煮器、日用器，还有网坠、响器和模型明器－－陶壁等，众多的陶器说明其在王宫的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主要有陶鼎、陶璧、陶瓮、陶钵、陶碗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打上“长乐宫器”戳印的四件陶鼎、陶瓮。长乐宫是汉代首都长安最重要的皇宫，是皇帝和太后居住的宫殿。按照长安的宫殿位置，长乐宫在东南边，未央宫在西边，正好位置相符，而这个试掘宫殿遗址的东边又是宫署御花苑，是南越王及王室休闲和游乐的地方。据推测这四件长乐宫器应是南越国长乐宫的用物，以其随葬，是祈求赵昧死后仍会长生长乐。

 

在南越国短短93年的历史当中，开国国君赵佗在位67年。赵眜，在《史记》称为赵胡，中国西汉时期南越国的第二代王，公元前137年至前122年在位，是南越国第一代王赵佗的孙子，号称“南越文帝”。南越王墓的发现，为探究秦汉期间岭南地区的开发及南越国的历史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其社会、历史、文化科学价值不但震撼岭南大地，这是“令无数人苦苦探寻了2000多年的隐秘，中国考古史上最辉煌的发现之一”。墓中的宝贝被形容为：“珍宝灿烂”，“金灿灿”，“银闪闪”，“玉器之最”，“碧玉之宝”，“稀世之宝”，”汉玉中价值连城的绝品”，还有许多“罕见”、“首次”、“唯一”、“独一无二”、“精美绝伦”、“无法替代”等顶级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