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三洞

         广西桂林风光为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各种洞穴数不胜数，素有“无山不洞，无洞不奇”的美誉，较著名的有月亮山、芦笛岩、聚龙潭等，但我却对以下三洞情有独钟，因为它们兼具自然山水与人文景观之美，历史和文化积甸较为深厚，所以桂林三洞值得一游。

       首先要说是位于象鼻山的水月洞，象鼻山简称象山，位于桂林市区中心、漓江与桃花江的交汇处，因其犹如一匹舒卷长鼻、豪饮漓江的巨象而得名，是桂林山水的典型代表，1995年被确定为桂林的城徽标志。象鼻山高出水面55米，长108米，宽100米，山体由3.6亿年前海底沉积的纯石灰岩组成，距今1.2万年时地壳抬升，漓江水面由2千米宽度不断缩小，江水在山体东麓冲刷溶蚀出一个长17米，宽9.5米，高12米的通透圆洞，这就是水月洞，清代《象山记》载：“有石穴一，彼此可以相望, 形圆而长，其半入于漓水中，水时高时下，故其穴亦时有大小”。

象鼻山第一景“象山水月”，位于象鼻和象腿之间，清碧的江水从洞中穿鼻而过，山洞如同满月，洞影倒映江面，构成“水底有明月，水上明月浮”的奇观，“象山水月”为桂林山水一绝，如果能在明月当空的夜晚来此欣赏水月洞的风景，那天上、洞中、水底月亮相映成趣，凡是来桂林旅游的国内外游客，基本上都要来象鼻山游览。象鼻山早在唐代就已是游览胜地，水月洞的幽奇令古往今来的墨客骚人文思泉涌，洞内外石壁上留下了历代石刻文物50多件，多为宋代镌刻，其中最著名的有两幅，即张孝祥的《朝阳亭诗序》和范成大的《复水月洞铭》。

水月洞又名朝阳洞，为何一洞二名，此事要追溯到800多年前，从两位前后任的地方长官之间一场“改名官司”说起。南宋时广西的治所不在南宁而在桂州(即今桂林)，地位相当于今天的省会，绍兴三年(公元1133年)桂州升格为静江府，故桂林在南宋、元时期又称为静江。张孝祥（公元1132年-1170年）为安徽省和县人，自幼资质过人，“读书一过目不忘”，绍兴二十四年（公元1154年）廷试，高宗赵构亲擢张孝祥为进士第一，历任秘书郎、著作郎、集英殿修撰、中书舍人等职，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出兵北伐时被任为建康留守，此外还出任过抚州、平江、

潭州等地的地方长官，宋乾道元年(公元1165年)曾任静江府尹两年。张孝祥为南宋著名词人、书法家，《全宋词》辑录其词223首，是宋淳熙年间词坛黄金时代到来之前的一个重点人物，其书法在南宋一代也名气甚著，诸多名家文人都对其书法推崇有加。张孝祥任职静江时游水月洞留连至晚不归，不久再度重游并题诗作序，因洞口东向，故将亭名、洞名、岩名全部改为“朝阳”，并把记述其事的《朝阳亭诗序》该在此洞北壁（见下图1、2）。

5年后范成大主桂，以集英殿修撰出知静江府兼广西经略安抚使，范成大（公元1126年－1193年）为张孝祥同榜进士，素有文名，尤工于诗，与杨万里、陆游、尤袤合称南宋“中兴四大诗人”，其作品在南宋时已有名，到清初时影响更大。范成大数次出任地方官员，曾知处州（今浙江丽水）、静江府、明州（今浙江宁波）、建康（今江苏南京）及四川制置使等职，范成大在此任职时酷爱桂林山水，尤其钟爱水月洞之景色，当得知此洞更名朝阳洞之后，认为水月洞之名自古流传，由来已久，洞名与山水景观十分贴切，且桂林隐山已有朝阳洞不应重名，所以又将此洞恢复原名，并写下《复水月洞铭并序》，于宋乾道九年（公元1173年）镌刻在此洞的南壁，正位于张孝祥《朝阳亭诗序》石刻的对面（见下图1、2），希望“百世之后，尚无改也”，现在看来范成大是对的，因为800多年后的今天，这里仍叫水月洞，但800多年前的这场“改名官司”为此洞平增一段历史传奇。

         其次是伏波山的还珠洞，伏波山位于桂林市区东北漓江西岸、滨江路北端凤北路交界处，孤峰突起，东临漓江，有遏波伏澜之势。伏波山高度仅63米，东西长120米，南北宽60米，山体占地面积0.7万平方米，沿着西麓的石级拾阶而上，约20分钟便可登至山顶，每年的春夏之交，湍急的漓江奔流经此处时遇山阻挡，江水逆转回旋，波浪翻涌，因此有“伏波平浪”的说法，故称伏波山，也有传说汉代伏波将军马援出征安南曾经在此驻军，唐代在山上修建伏波庙而名，“伏波晚棹”为桂林老八景之一（见下图1、2）。

伏波山不仅秀外而且慧中，到此游览既要领略山的外在奇秀，更要一睹山腹的别有洞天，其中位于伏波山东麓山腹的还珠洞正是其精华所在，也是伏波山公园最重要的人文景观，该洞属于喀斯特地貌，为丁字形溶洞廊道，主洞南北长127米，高4－6米，宽6－8米，洞底面积600余平方米，支洞东西穿插，与珊瑚岩、千佛洞、海螺洞相连。此洞名为“还珠”的起因说法不一，其中一个是讲述当年伏波将军马援率军南征得胜班师回朝，用船运载买来的薏苡回中原作为药用，路过这里时有人诬告他运的是从合浦搜刮来的珍珠，

于是他就当众把这些薏苡倒入漓江里，以表明自己的心迹，让这些所谓的“珍珠”流还合浦，故名还珠洞。古时此洞只有临江的东面有洞口， 唐宋时需坐船到达山岩东面才能入洞游览（见下图1），明代在伏波山西北开凿岩口，民国时又在山南麓开凿南口入洞通道，这才可以从陆地步行入洞。洞内有千佛岩，均为晚唐时期佛像，现在尚能辨认成形的有239尊，加上斧凿痕迹尚未成形的共有400尊之多（见下图2－4）。

还珠洞中最重要的景点是“试剑石”，位于洞中临江的东口，有一根奇特的石柱“悬空而下，状若浮柱，去地一线不合”，因下垂的石柱与下面平整的巨石之间留有4－5厘米的缝隙，状如刀剑劈削所致而得名“试剑石”（见下图1－3）。传说马援南征时与敌方在此洞中谈判，谈至僵局时马将军拔剑而起，竟将巨大的石柱贴地削去寸余，对方为之色变，立刻答应退兵，其实所谓的试剑石只是一根溶蚀残柱，如今它已无水的溶蚀作用，失去了继续生长的条件和环境，所以它将永远都是一块离地悬空的奇石，现石上布满各种摩崖石刻（见下图4、5）。

还珠洞中还有不少摩崖石刻，伏波山现存石刻绝大部分位于此洞，多为纪游性的赏景题名、题诗、填词、题榜以及营缮纪事之作，既有擘窠大榜，又有图画雕刻，在书法上包括行、真、隶、䓍各体，题刻早起唐代晚至民国，而以宋代最多，较大的石刻有范成大的“正夏堂”、钟传书的“桂州靖江军”等，大部分位于东面的洞口处（见下图1－4），其中最著名的是大书法家米芾所题的“潘景纯、米黻，熙宁七年五月晦同游”（见下图5），宋神宗年间23岁的米芾在此任临桂县尉多年，宋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曾与县令潘景纯同游此洞，当“米黻”是米芾早年的名字，

41岁后才改名米芾。题名右侧还有米芾的自画像，其身着古衣冠定袍大袖，右手伸二指，神态自若，风度潇洒，此画为宋嘉定八年（公元1215年）南宋名臣方信儒根据米氏子孙家藏本镌刻的，原高1.2米，画像的上方有宋高宗赵构的御笔：“襄阳米芾，得名能书，六朝翰墨，渔猎无余，骨与气劲，妙逐神俱，风姿奕然，纵览起予。”米芾（公元1051年—1107年）以书法名世，以行书成就最大，也擅长篆、隶、楷、草等，与蔡襄、苏轼、黄庭坚合称“宋四家”，曾被宋徽宗诏为书画学博士，是集书画家、鉴定家、收藏家于一身的全才，其墨宝流传后世不多，因此这幅自画像显得弥足珍贵，可称得上是“镇洞之宝”（下图1为米芾自画像，下图2为米氏子孙家藏本原图）。

在还珠洞这一片石刻上，集中了赵构、米芾及其子米友仁和方信孺4位宋代名家的墨迹更是难得，更何况画像为米芾自作，又和他年轻的题刻并列于一洞之内，堪称绝版。

        如果前二洞多为游人熟知，位于七星公园的龙隐洞则比较低调、隐秘，知道的人应该不多，一般游客来七星公园都直奔骆驼峰，而去龙隐洞则需进园右拐，沿水边小道前往瑶光峰西麓，这是一个巨大的喀斯特溶洞，高8—12米，宽8—20米，长64米，面积645平方米，是桂林三洞中最高大的（见下图1、2），此洞有两个洞口,一个如龙头高昂,一个如龙尾低伸，故名龙隐洞，其实龙隐洞是远古时代的一条地下河道，由于水流的溶蚀和冲刷作用，

使洞体越来越大，后因地下水位下降使地下河水流逐渐消失,就形成今天人们所看到的干洞，其中有一条硕大、蜿蜒的石槽通贯洞顶，似龙身若隐若现，科学上称石槽为“天沟”，两面洞壁上有大量圆形、碟形的浅穴,这是被水溶蚀后的痕迹，宛若一片片龙鳞，其实洞顶的天沟和壁上的浅穴,都是喀斯特洞穴中一种常见的现象,可以指示该洞穴形成的环境和水流流动的方向。龙隐洞紧临小东江，洞身呈弧形走向，一条石径从左侧蜿蜒而过，如果江水上涨时洞中积水，人们也可以乘游舟穿洞而过。这一带是始于宋代的泛舟游览线，古人也从龙隐洞码头登舟，顺流而下入漓江从而泛游诸山。此洞的喀斯特地貌也值得一看，尤其是南洞口外更是怪石嶙峋，形态各异（见下图1－6）

走进洞里摩崖石刻琳琅满目，远多于象鼻山水月洞和伏波山还珠洞，在桂林众多的洞穴中，龙隐洞刻石当居首位,明代人就称其“壁无完石,有碑如林”（见下图1－6），这里的摩崖石刻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桂林石刻”的子项（见下图7），也是最为精彩的一处，现存摩崖石刻205处，计唐代1处、宋代104处、元代1处、明代40处、清代24处、民国3处、年代无考者32处，其中最早的是唐代乾宁元年（公元894年）张浚、刘崇龟的《杜鹃花唱和诗》还有北宋的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米芾与知交程节唱和诗石刻，

但龙隐洞最著名的摩崖石刻是“元祐党籍”碑（见下图），北宋徽宗崇宁元年间(公元1102年) 蔡京专权，把元祐、元符年间司马光、苏辙、苏轼、黄庭坚、秦观等309人列为奸党，将其所谓罪行及名字刻碑为记，立于内府端礼门，次年又勒令诸州据以刊刻，被刻上党人碑的官员重者入狱关押，轻者贬放远地，非经允许不得内徙。后来徽宗赵佶又下诏毁碑，曾立于各州县的党人碑石也无一保留，被列入“元佑党籍”的官员陆续得到追赠谥号或官职，改称为“元佑忠贤”，党人子孙也以祖先名列此碑为荣，重行摹刻以示光大，这样的碑刻现存的全国仅有两处，其中龙隐洞这处也是如此，“元佑党籍”碑中309人之一的梁焘为湖北襄阳人，曾任吏部郎中、御史中丞、尚书左丞等职，列入党籍后三年三贬，卒於贬所，其曾孙梁律时隔93年后到桂林为官，根据家藏碑刻的拓片于庆元四年(公元1198年）

重刻于龙隐岩石室内。清光绪年间康有为来桂林讲学，写有《读元祐党人碑跋》，刻在“元祐党籍”碑的左下侧，但大部分已被后来的地方官吏当作“逆迹”凿毁，现仅残余10多个字依稀可认。“元祐党籍”碑就其内容来说没有什么值得称道，其可贵之处是它留下了一代书法高手赵佶和蔡京的真迹，其碑额大字为宋徽宗的“御笔”，碑序和党人名单系蔡京所书，字体为八分书，现为国家一级文物，但字迹有三分之一已经漫漶（见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