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博物馆孤山馆区游记之四

2014年2月28日，上午，我在浙江省博物馆孤山馆区参观完毕“昆山片玉”陶瓷展，继续参观“百砚千姿”杭州古越会馆藏古砚特展。我本人因为生活在肇庆端州，所以比较喜欢收藏端砚，对这种展览也就比较感兴趣。《百砚千姿:杭州古越会馆藏古砚特展》展示了杭州古越会馆藏古砚一百余方，精选从汉代到清代系列古砚，形制各异，材质多样。尤其以宋代砚台精彩，充分体现了文房用具的多彩和雅致。独具东方特色的、博大深厚的砚文化，寄托了历代文人的思想、情感，以及为人处世的理念。

 

展厅里多姿多彩的砚台文化让人大开眼界，展出的这批砚台中，材质有石、陶、瓷、漆、木、玉石、铜等，造型有圆、四方、六方、八方、带足、有盖等多种式样，品类繁复，让人目不暇接。展品中最大的砚台，长49.6厘米、宽44厘米、高2厘米；最小的砚台，长仅2厘米、宽1厘米、高1厘米。这些砚台，有的如一只静卧的蝉，有的如一双刚脱下的鞋，有的如一面待敲的鼓，有的如一只引吭高歌的鹅，形态各异，百砚千姿。中国四大名砚分别是端砚、歙砚、澄泥砚和洮河砚。在这批展出的砚台里，中国四大名砚齐聚一堂。在这些展品里，最得之不易的是一方“唐·李颢款箕形澄泥砚”。澄泥砚为泥所制，工艺复杂，坚硬如铁，研磨中可与石砚相媲美。如今存世的古澄泥砚极为稀少，上品更是难求。这方澄泥砚长25厘米。

 

砚作为文房四宝之一，但最早使用砚台的并不是断文识字的文人，而是绘制彩陶的艺匠。考古证明新石器时代已用打制细磨的石研盘和石棒碾磨红或黑的颜料，将陶器绘制得绚丽多彩。这些与天地同寿的石头制成的研盘，是为最早之砚，也是文房四宝中最为耐久者，得以流传百世，成为中华文明的见证。当以笔书写替代刀刻铜铸文字时，砚因其“润彼元墨，染此柔翰；申情写意，经纬群言”而成为文人―生相伴的挚友，封之为“即墨侯”，并随着时代的更迭而丰富发展，蔚为颇具特色的文化现象。

 

秦汉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统一的封建帝国，在“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等一系列措施下，产生了著名的秦篆汉隶，这些文字都是写在竹木简上的，因此墨汁的用量都不大，砚面都是平整的，材质并不讲究，多为石砚，往往就地取材。讲究的砚台以雕琢、彩绘纹饰来增添美感。最常见的有二种形制：长方形砚板 (包括漆木盒嵌石砚) 和圆砚 (包括三足和无足的) 。

 

三足圆砚是两汉时期最常见的砚台，魏繁钦《砚颂》中的“钧三趾于夏鼎，象辰宿之相扶”就是对三足砚的赞颂。三足砚较高，可能和当时席地而坐的生活习惯有关。东汉时期块墨出现，演变出极具时代特色的带耳杯形墨池的三足圆砚，是为最早的有墨池的砚台。洮砚，亦称洮河砚，在宋初就闻名于世，历代作为贡品而显赫于当时宫庭或权贵之书房中。其料取于甘肃卓尼一带洮河深水处。因而石质细腻，肤理缜密，发墨而不损毫，磨面不光，呵气即湿。北方最为贵重。洮砚石质细润坚实，泼墨如油不损毫，书写流利生辉，有“鸭头绿”、“柳叶青”、“鸊鹈血”等名贵品种，绿色中含有条纹，形成变化万端的云水；不但有其美妙，而且含有云霞风漪，下墨既快又省。洮砚湿润，所以呵气或珠，籍以墨既可书写，将磨好的墨贮于砚中，经月不涸，又不变质。这种砚石带有黄标的更为名贵，故有“洮砚贵如何，黄标带绿波”之赞。

 

六朝时期，纸张逐渐替代了竹木简，无砚池和小砚池已不能满足书写的需要，逐步被淘汰。从文献记载看，砚的质地也越来越多样，除传统的石、陶、漆木外，还有铜砚 (《文房四谱?杂说》：“魏孝静帝有芝生铜砚”) 、铁砚 (王子年《拾遗》云：张华造《博物志》成，晋武帝赐青铁砚。此铁于阗国所贡，铸为砚也。) 、银砚 (魏武《上杂物疏》云：御物有纯银参带台砚一枚，纯银参带圆砚大小各四枚。) 、玉砚 (《西京杂记》云：以酒为书滴，取其不冰。以玉为砚，亦取其不冰。) 等。由于真正的青瓷在东汉中期的浙江上虞一带烧制成功，瓷砚成为六朝时期的一大亮点，主要流行于南方地区。

 

辟雍砚，宋苏易简的描述是“圆如盘而中隆起，水环之者，谓之辟雍砚，亦谓之分题砚” (《文房四谱》“砚谱 二之造”) 。它应该是从三足圆砚发展而来的，青瓷圆砚的支烧痕为我们留下了可以寻觅的演变踪迹，三国时期的三足圆砚在中心有支烧痕，说明那时追求的是砚面平整；东晋时偌大的砚面将支点置于周边而无中心支点，有意识地让中间隆起，已初露辟雍砚之貌；南北朝已完全形成，石回环纹八足辟雍砚已如苏易简描述之状。

 

隋大业三年，影响中国官场1300年的科举考试拉开帷幕，从此中国的众多学子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进入统治阶层，光宗耀祖。而唐朝不但要学问好，更是“以字取士”，因此，其间书家辈出，如被称为“初唐四家”的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被尊为“颜筋柳骨”的颜真卿、柳公权等，诸多书法名家各树一帜，使得读书习字成为时尚，促进了文房用具的发展。隋唐五代的砚台有以下特点：一是储墨量大，无论是辟雍砚，还是箕形砚、龟形砚等都有较深广的墨池，以应书写之需。二是开始注重材质地的优劣，通过文人墨客的使用对比，端砚、歙砚、澄泥砚和红丝砚被认为是比较宜用的，特别是端石、歙石的出现，对中国砚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三是砚作为岁贡方物进献朝廷，如唐代杜佑《通典》云：“虢州岁贡砚十枚”。虢州石砚是唐代名砚，其紫色极似端砚，因质细不渗而深受上流阶层的青睐。

 

唐代流行最广的莫过于辟雍砚和箕形砚，箕形砚继辟雍砚为时尚，其形制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砚首储墨处如捣臼状，可称其为“白池箕形砚”；另一种是有“勒成痕”的箕形砚，可称其为“有折箕形砚”，其池底有折痕线，线两端向砚首和砚尾放射两道折痕，棱角分明。有折箕形硯对五代箕形砚影响很大，五代箕形砚基本是有折的，但砚首加宽，上翻沿常带装饰，双足更短。易水古砚取自易水河畔一种色彩柔和的紫灰色水成岩，有紫、绿、白、褐色，天然点缀有碧色、黄色斑纹，石质细腻，柔坚适中，色泽鲜明为砚颇佳，历史上素有“南端北易”之称。

 

《歙砚说》记载五代“李后主留意翰墨，用澄心堂纸、李庭邦墨、龙尾三者，为天下冠。当时贵之”。龙尾砚即歙砚，五代之际大有超越端砚之势，选作砚台之石大多青绿色，如当时之秘色青瓷，有些还细阴线划花装饰，彰显了时人的审美意趣。松花御砚：最早发掘于吉林通化长白山区砥石山的江沿。用松花石制砚始于明代末年，推重于清朝，康熙、雍正、乾隆等帝对松花石砚都十分欣赏，康熙帝还封它为“御砚”，一直专供宫廷使用。易水古砚石质细腻，易于发墨，雕刻古朴，为各代书法家和收藏家所珍爱。

 

辽是先后与唐、五代、宋对峙的北方政权，在文化上深受博大精深的中原汉文化的影响，唐代的箕形砚、多足辟雍砚，宋代的抄手砚、古样风字砚、天砚等都对辽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辽砚在学习唐宋样式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如箕形砚和圆砚等都体现了砚额宽、砚边多装饰的特点。辽砚存世不多，所见材质有石、陶、澄泥、水晶、玉等，形制有箕形、抄手形、平首风字形、方形、秉砚等。

 

经历了“城头幻大王旗”的五代国，宋代皇帝觉得习武之人威胁太大了，而文人最厉害的武器不过是舌头和笔头，既拧不下他的脑袋，也撼动不了他的江山，于是重用文人治国，提倡读书。宋真宗有诗云：“富家不用卖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明自无误的告诉大家读书谋功名，于是乎全国上下都为“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而奋斗。如此氛围之下，文房四宝之一，与读书人相伴最久、距离最近的砚台，从理论到实践都得到了空前未有的繁荣。首先是此前几乎没有论砚的专门著作，而宋代一下子涌现了多部论砚等的专著，如苏易简的《文房四谱》 、米芾的《砚史》 、唐积的《歙州砚谱》 、无名氏的《端溪砚谱》 、赵希鹄的《洞天清禄集》、高似孙的《砚笺》、无名氏的《歙砚说》和《辩歙石说》等，杜绾的《云林石谱》也论及多种砚石。这些论著从宜用的角度对诸多砚石进行品评，首先提出了“石品”这个概念，以石品的优劣来评判砚石的等级。米芾《砚史》中的一段话很能代表宋人的审美意趣，“夫如是，则石理发墨为上；色次之；形制工拙又其次；文藻缘饰虽天然失砚之用”。《砚史》中例举的砚材有24种之多，有些材质尚不能明其所指，但最发墨宜用的主要为歙石、端石、洮河石、澄泥四大名砚。

 

宋米芾《砚史》“用品”条下列材24种，分别是“玉砚、唐州方城县葛仙翁岩石、温州华岩尼寺岩石、端州岩石、歙州婺源石、通远军漞石砚、西都会圣宫砚、青州青石、成州栗亭石、潭州谷山砚、成州栗玉砚、归州绿石砚、變州黔石砚、庐山青石视、苏州褐黄石砚、建溪黯淡石、陶砚、吕砚 (即泽州陶砚) 、淄州砚、高丽砚、青州蕴玉砚红丝石青石、虢州石、信州水晶砚、蔡州白砚”。贵州思州石砚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因内含有天然的金星矿石，故又称 “金星石砚”。有文人赞曰：“水石殊质，云滋露液，浑金璞玉，惜墨惜笔”。

 

端砚产于广东肇庆东郊的端溪，世称端砚为“群砚之首”。其材料取于广东肇庆高要县东南端溪之烂河山（又称斧柯山）。不但具有“体重而轻，质刚而柔，摸之寂寞无纤响，按之如小儿肌肤，温软嫩而不滑”之特点，更具有“秀面多姿，呵气研墨，发墨不损笔毫”的长处。自唐代问世以来，便颇受文人学士青睐。加上纹理绮丽，各具名目，加工技艺亦愈纷繁，地位越来越高，以致升到我国石砚之首，长盛不衰。并且与湖笔、徽墨、宣纸并称为中国文房至宝。端石采自唐代，“世传端州有溪，因曰端溪”。因溪得名端州，所产砚石称端砚。唐代的龙岩坑石色深紫，几无石品可言。宋代端石分坑口、石品。《端溪砚谱》将端石分为上岩、中岩、龙岩、半边山岩、下岩、蚌坑等，其中以下岩水口石为上，清代文献称水岩，为陈公密所开，其石色“紫如新嫩肝”，有眼正圆、五色十数重、具瞳子。这是宋代最上品的端石了。《端溪砚谱》认为“石有眼则易分品第”，以青眼为上黄赤为下，以圆正、色晕、瞳子将眼分成鸲鹆眼、鹦哥眼、了哥眼、雀眼、鸡眼、猫眼、菉豆眼等；根据方位又分成高眼和低眼。有些端石眼多，在抄手上镂雕石柱以保留，排列如星斗。《端溪砚谱》将“火黯 (即明清时期的火捺石品) ”列为石病，又注日“唯火黯端人不以为病，蓋嵓石必有之，他山石皆无。”端砚始于唐代，盛于宋，其颜色以紫色为主调（分为青紫、红紫十多种，另有灰色、青黑色、青色和绿色等）。其主要特点是石纹丰富，有青花纹（砚面上带有青黑色花纹）、朱砂钉（如坚硬的红色钉头般的斑点）、五彩钉等，另有形似动物眼睛的“石眼”。端石的“石眼”为辉绿岩凝结物，也有石连虫化石。其中的“鸲鹆眼”形似八哥眼，圆晕中还有“瞳仁”，是“眼”中上品。端砚古来已十分名贵，更因几大名坑砚材枯竭封坑，砚资源越来越少。加上纹理绮丽，各具名目，加工技艺亦愈纷繁，地位越来越高，故而于近现代升到我国石砚之首。

 

歙砚，产于江西婺源龙尾山，又名婺源、龙尾，因唐时属歙州，故名。宋唐积《歙州砚谱》记载:“婺源，在唐开元中，猎人叶氏逐兽至长城里，见叠石如城磊状，瑩洁可爱，因携以归，刊粗成砚，温润大于端溪”。南唐李后主评为“天下冠”。据《砚说》云“李氏亡而石不出”，到北宋景祐时校理钱仙芝守歙，改大溪流经之道，始得佳石。“其后县人病其需索，复溪流如初，石乃中绝”。“后邑官复改溪流遵钱公故道，而后所得尽佳石也，遂与端石并行”。宋代是歙石的黄金时期，其声誉甚至超过了端石，南宋趙希《洞天清禄集》感叹说“世人论砚者皆曰多用歙石，蓋不知有端。”其中的原故皆因两宋时期最上品的歙石全被开采出来了，其光芒盖过了石品尚未完全表现的端石。《歙砚说》例举了优质石品31种，其中眉子九品，罗纹十ニ品，水絃金纹十种，是端石无法比拟的，宋以后再也没见如此众多的歙石佳品了。此番展出的上品歙砚有被称为“砚之奇材”的细罗纹、仅次于细罗纹的刷丝罗纹、纹路奇特的算条罗纹、豪华典雅的金晕鳝肚眉子、莹润细腻的枣心眉子等，展现了两宋时期的歙砚风采。歙砚，全称歙州砚，中国四大名砚之一，与甘肃洮砚、广东端砚、黄河澄泥砚齐名。歙砚的制作材料被称为歙石或歙砚石，歙砚石的花纹结构十分突出，分为鱼子纹、罗纹、金晕纹、眉纹、刷丝纹等类型。由于其矿物粒度细，微粒石英分布均匀，故有发墨益毫、滑不拒笔、涩不滞笔的效果，受到历代书法家的称赞。造型浑朴，浮雕、浅浮雕、半圆雕等手法是歙砚台的工艺风格和特点。歙砚为历代文人所称道。南唐后主李煜说“歙砚甲天下”；苏东坡评其“涩不留笔，滑不拒墨，瓜肤而縠理，金声而玉德”；米芾说：“金星宋砚，其质坚丽，呵气生云，贮水不涸”。

微型砚这个展柜有十五方砚台，材质各异，即使同为歙石，品位亦不相同。十五方砚台的样式更是各呈异彩，一砚一貌，充分体现了砚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这些砚台告诉我们另一个事实是砚台并不是士大夫文人的专利，除两方尺寸稍大的歙砚外，主要是闺阁私房女眷化妆所用的黛砚，表现了砚台别样的功用。红丝石砚产自山东青州。在唐朝，红丝石砚台居四大名砚之首，产地是在青州的黑山。至宋末石源枯竭，历朝虽有产出，但数量相当稀少。山东红丝石砚为鲁砚代表，历史上以其质地嫩润，护毫发墨，色泽华缛，瑰丽多姿而被称为中国名砚。

 

风字砚，因砚面形如“风”字故名，也称“凤字视”，其形制与唐代两足箕形砚的承继关系是十分明显的，《端溪砚谱》记录有五种风字砚，分别是平底风字、有脚风字、垂裙风字、古样风字、琴足风字。风字砚主要流行于北宋时期，砚背双足是从矩形砚台体足或无足向圆足和垂裙足发展，足的位置逐渐向砚尾两端靠，或直接落在尖端处。腰从不收到渐收，直至束腰状。砚尾越来越阔，弧度也加大，有的呈斧形。整体形制由瘦长向宽矮发展。抄手砚，也称插手砚，是宋代最有特色、存世最多、款式变化最多的砚台形制，宋代文献却没有出现此名称，可能是叫法不同，“端样”抑或就指的是抄手式。华慈祥《中国古砚》根据出土资料将其分为四式：一式为斜坡状堂池，时代最早，出上资料是北宋乾德四年 (966年) 墓葬出土；二式砚堂渐趋平坦，墨池为淌池；三式砚面有凸起的缘边阻挡墨汁，在堂面挖各式深槽为池；四式砚面外围长方梯形，内围椭圆形淌池。四式实为只履砚，因形似古代鞋履故名，分抄手式和平底式两种。还有两个履形堂联在一起的，称双履砚。只履砚和双履砚均见之于宋高似孙的《砚笺》。抄手砚中有一款两边平直、砚堂平坦、砚体较高的样式，有些书上称为“太史砚”，材质多为优质端石，有的抄手处为保留石眼雕琢许多高低不一的石柱，从数个到数十乃至百个不等。这类砚台历来就有宋代和明代之争，据考古资料和可靠铭款证实此类砚台应为抄手式之第五种样式。

 

厢式砚，是宋代特有之砚样，砚堂依形挖出后不打磨，而是另外依样切割一块颜色不同、往往是材质更优的石片，正面打磨后镶嵌于砚堂，民间称为“箱式砚”。但石片之下几乎没有空间，为何称箱式呢? 九砚山房刘新园先生认为应该是“镶式”之误，《百砚千姿》一书均采用“镶式”之说。《格古要论》一书中将“镶嵌”写成“厢嵌”，所以此款砚样正确的表达应为“厢式砚”。从砚台的形制分析，厢式砚大约出现于北宋晚期，流行于南宋乃至元代。圆砚，也是宋代流行样式，总体都有砚堂微隆、体上大下小依次收分的特点，砚底以平底、环底、穹窿底为主，平底为多，还有在平底上设两足的，但北宋早中期“绝不见三足砚”。三足圆砚流行于南宋，《端溪砚谱》称为“鼎样”。圆砚中的古样风字也是宋砚中别具特色的，辽砚中的三彩圆砚就是受其影响而发展起来的，一般为平底，砚堂开得较深，呈淌池状。马蹄砚也是宋代流行圆砚样，《歙州砚谱》和《端溪砚谱》都载有“马蹄样”，马蹄样有平底的和双面马蹄二种。圆砚也有盒砚，《西清砚谱》均称“石函”，有些是一物两用，盖子翻过来当墨砚用的，盒身作朱砚用。

 

宋代的砚台不喜雕琢，惟论石品，但不拒绝模仿，辽宋金时期是仿生砚兴盛时期，宋代文献就记载有鱼样、凫样、蟾样、犀牛样、鹦鹉样、葫芦样、荷花样、玉兰样、海棠样、瓜样、云样、琴样、阮样、琵琶样、腰鼓样、古镜样、银锭样等，真正的千姿百态。宁夏贺兰砚采用贺兰石，它天然形成深紫、绿两色，相互辉映，色彩鲜明，紫底绿彩，雕刻艺人因石制宜，精心用料，雕出千姿百态的贺兰砚。贺兰石结构均匀，质地细腻，刚柔相宜，是一种十分难得的石料。贺兰砚发墨迅速，不郁结，又耐用，带盖的贺兰砚如同密封器一般，素有“存墨过三天”之誉。与天下第一的端石齐名。

 

宋、金、元纪年铭文砚。生瓷“熙宁四年”铭箕形砚，为无釉的素烧瓷，也称“生瓷”。箕形，背部中间竖排锥刻行书“熙宁四年置用”，熙宁四年即1071年，为宋神宗赵顼年号。该件有绝对纪年的北宋中期箕形砚，其头部宽度、上缘宽度、足高、边的处理等与唐代箕形砚都有明显区别，保留了箕形砚的发展轨迹。歙石“建炎戊申”铭三足圆砚，砚歙石质，外缘一周篆书阴文“圣宋新安郡江南道婺源邑朝议大夫董公文府作用寒泥文章”。底部外边鼎立置三个阶梯状足，中间从右到左四字一行楷书阴文“建炎戊申，董氏书堂，香鼎之记”，建炎戊申为宋高宗建炎二年，即公元1128年。为宋元之际有纪年的最早的三足圆砚。紫石“咸淳”铭蓬莱山纹砚，砚面长方形，池上阴文楷书“蓬莱山”，砚背刻有两行铭文“清源胡氏寿姑/乙丑咸淳孟夏”。“乙丑成淳”为宋度宗赵禥咸淳元年，即公元1265年，时为南宋晚期。该砚的纪年铭款将此类蓬莱砚出现的时间提前到了南宋。澄泥“梁公砚”铭鼎砚，砚圆形，背部鼎立三个圆饼足，三足间模印一篇砚铭：“砚铭 (疑为鼎砚铭) 易有太极兮两仪分，三才鼎立今肇人文，谁为斯器兮至理存。见海若”，铭下书刻“梁公”三字。此款圆砚比较多见，玩家呼为“梁公砚”。北京通县唐大庄金墓出土一件形制、落款完全相同的圆砚，因此虽无纪年，公认为金代典型样式。陶“延祐四年”铭四足砚，砚面长方形，底板和四个不规则方足形成一个连体托座，底部行书刻“後西县郭下圣寿院全和尚自置眾人使，延佑四年三月”。延祐四年即1317年，此有绝对纪年的元代陶砚，对研究元代砚台极有裨益。

 

砚台在宋代经历了文人化的历程，得到了极大的繁荣，但繁荣的景象被蒙古的铁骑踏得粉碎，随之而来的七十多年竟没有举行科举取士，长达1300年的科举制中途抛锚了，由此影响了文房用具一砚台的发展。元代砚合总体来说呈现一种低迷的态势，前期基本为南宋金的特征，有些可能就是前朝遗物。其后才体现出一些独特的风格，如喜好随形置足：圆三足，长方四足，八角砚八足等，如大砚增多，最大的近五十厘米，这可能与元人席地坐卧的主活习惯有关。

 

元帝国备受压抑的文人，在明代慢慢地舒缓过来了。重新审视他们的案头之物，一股思古之幽情悄然涌来，他们发现唐宋之物竟然那么古雅，那些天然纹理、细腻的石质都是文人们梦寐以求的。但精美的罗纹、眉子歙石少之又少，因此转而寻找端石，经过永乐、成化、万历等时期多次重开水坑，获得了许多优质砚石，明代好砚多为端石。值得一提的是优质白端的开采，改变了人们对白端的看法，如一品仙鹤纹微型砚，莹润过玉，以仙鹤纹补子作纹饰，彰显了使用者的显贵地位。明代中晚期，砚台又经历了一次文人化历程，表现为仿古和名人名砚题刻诗文，此类砚台往往质精形美，文人气十足，为砚中璧圭。

 

清代康雍乾三朝是古砚发展的鼎盛时期，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砚学研究重新兴起，特别是端砚。集大成的著作莫过于饮定《西清砚谱》，由大学士于敏中等八人编撰，共收各类砚台二百四十方，图文并茂，蔚为大观。以皇家之力编撰砚谱，史所未有，彰显其对文房雅具的重视。清代制砚的鼎盛还表现在载入史册的如顾二娘、卢葵生等制砚名家辈出，他们多为闻人制硯，品质精良。其三是砚之材比以往更多，如松花石，因产石的松花江流域是龙腾之地，松花石被视为皇石，所制均为官砚。紫砂砚在使用上可与澄泥媲美，也是清代使用较多的砚材。瓷砚除传统的青花外，还有粉彩、颜色釉、雕瓷以及仿生瓷砚等。另外菊花石、翡翠、琉璃、锡、木、蚌壳等也都被用于制砚。砚台发展到清代已无规制可循，但总的趋势是仿古、雕琢、随形三大特色。仿古以乾隆皇帝为最甚，亲力亲为地仿制了许多古代名砚，明代《遵生八笺》中的奇砚图二十方基本都被仿制。

 

澄泥砚属陶瓷砚的一种非石砚材，其制作方法是：以过滤的细泥为材料，掺进黄丹团后用力揉搓，再放入模具成型，用竹刀雕琢，待其干燥后放进窑内烧，最后裹上黑腊烧制而成。澄泥砚的制作始于晋唐时期，兴盛于宋朝。其特点是质地坚硬耐磨，易发墨，且不耗墨，可与石砚媲美。澄泥砚的颜色以鳝鱼黄、蟹壳青和玫瑰紫为主。唐时，虢州（今河南灵宝县南）已成为制澄泥砚的着名产地，在现代，澄泥砚的产地有河南洛阳、河北钜鹿、山东青州、山西绛县、湖北鄂州、四川通州和江苏宝山等地。澄泥砚它色彩多变，造型独特，在中国砚文化的历史长河中，澄泥砚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历来被文人墨客所推崇。澄泥砚具有贮墨不耗，积墨不腐、呵气生津，触手生晕、发墨而不损毫的特点。最好的为山西澄泥砚，在唐宋时已是贡品，其精于雕琢，泽若美玉，冬不冻，夏不枯，写字作画虫不蛀。

 

歙砚，全称歙州砚，以江西婺源与安徽歙县交界处的龙尾山下溪涧为最优，故又称龙尾砚。其石坚润，抚之如肌，磨之有锋，涩水留笔，滑不拒墨，墨小易干，涤之立净。歙砚在古代为中国四大名砚之首，自唐以来，一直保持其名砚地位，南唐后主李煜说“歙砚甲天下”；苏东坡评其“涩不留笔，滑不拒墨，瓜肤而縠理，金声而玉德”。歙砚始采于唐代开元年间（713年—741年），于南唐时期兴盛起来，南唐李后主曾派专门的砚务官制作官砚。歙砚的石品很多，主要分为罗纹类、眉子、眉纹类及金星和金晕类。古代称：“罗纹砚，其纹如罗丝精细，其色青莹，其理坚密。刷丝罗纹砚银色刷丝如发之密”。金星罗纹，是指砚面融有谷粒的结晶物，在光线照耀下犹如天空星斗，金星久研磨而不褪，且越磨越亮，是歙砚中的佳品。眉子砚，“纹若甲痕，如人画眉，遍地成对”。用歙砚研墨不滞，发墨快，研出之墨汁细滑，书写流畅不损毫，字迹颜色经久不变，好的端砚，无论是酷暑，或是严冬，用手按其砚心，砚心湛蓝墨绿，水气久久不干。

 

苴却砚石质温润如玉、嫩而不滑。叩之有铮铮金石声，抚之如婴孩肌肤般细腻温润者为上品石，颜色以紫黑澄凝为最佳。它集中国四大名砚的优点于一身即有“眼”、“标”、“青花”、“水纹”、“眉子”、“金线”和“银线”，具有发墨滋润，存墨不腐，耐磨益毫的奇特功效。苴却砚源于苴却（古时永仁县城）而得名。据史料记载，咸丰年间，苴却街已有人取石制砚，至同治、光绪年间比较兴盛。苴却砚取材于国内罕见的具有特殊结构的绢云母角岩，人们称它为苴却石，苴却砚的石品主要是指石色、石眼和花纹，颜色是决定砚石品质的直接因素之一。苴却石主要呈紫黑色、黑褐色或黑紫色。石眼是指天然“生长”于砚石中的圆形、椭圆形、卵形斑点构造。眼的直径相差悬殊，毫米级的常密集成团或呈星点状，岩石学上称为斑点构造。厘米级者称球粒构造。眼常具核心，称“睛”有睛的眼称为活眼。“石贵有眼”，“石有眼者，最显名贵”，尤其是石眼的数量。苴却砚的石眼，一是形大廓晰，二是数量极多，古人形容端砚之珍贵有“七珍八宝”之说，即在一方砚石上如有7至8个天然石眼，便是稀世珍宝，而苴却石的石眼很多，一方砚往往有十几个石眼，较大的砚甚至可打磨出上百个石眼。且眼中有眼，有晕，有环，更名贵的是石眼中有冰纹重叠，妙不可言。苴却砚的水纹层理现象主要是由于不同纹层之间存在物质组分、颜色及结构上的差异。是由变形形成的复杂纹状构造常被称为花纹或水纹，实质上是层的变种，与真正的水纹不同。水纹一般是指由地下水的渗透作用及相伴进行的某些组分的蚀变或交代而形成的不规则状花纹，一般规模较小，不同水纹不存在结构和构造的差异，但常切割层理或层纹。

 

风字形是古老的砚式，在晋代已常见，也是唐、宋时的主要砚式之一。宋代米芾的《砚史》认为凤字形砚的含义是“凤之义，取五色英文，灿然成章也。”文中还列举了他当时看到晋画、唐画中的凤字砚，并与时人收藏的王右军砚、智永砚、宋真宗砚等相对照，对凤字砚的渊源、流变及各个时期的特征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作为一个书法家，就砚台而言，他似乎更偏重实用；作为一个鉴赏家，他对凤字砚样式演变的优劣，叙述是比较全面客观的。看得出来，他推崇古法，尊重古制。这款龙尾石凤字形砚，砚首由圆到方、束腰明显、尾部开张，砚面平坦，砚堂与边线齐平，与砚池已有圆润饱满的砚岗过渡分界，这应是宋代晚期凤字形砚样式。此砚石质为细罗纹，石色青莹，细润致密，叩之作金铁声。《辨歙石说》：“细罗纹，石纹似罗縠精细，其色青莹，其理紧密、坚重，莹净无瑕，乃砚之奇材也。”罗縠，古代称用细丝织成，质地轻薄纤细透亮、表面起绉的平纹丝织物为縠。并用“縠纹”即绉纱的皱状纹来比喻水面的细小波纹，对照此砚纹理，这样的描述非常形象生动。此砚制作工手纯熟，折痕干脆利落，砚体棱角分明，制砚风格具有明显的特征。古代的手工艺作坊一般以家庭或家族为主体，各家会尽自己所能体现制作或经营特色，制砚也不例外。宋治平年间唐积《歙州砚谱》记录了婺源县制砚工匠七姓十家计二十一人，如刘、周、朱、戴、方、胡、汪等，可能还有当时没有著录的李家、何家等。从存世的砚台看，古时歙州制砚人家似乎很注重知识产权保护和对产品自信、负责到底的精神。

文人与砚朝夕相处，咫尺距离，不免触景生情，咏怀感叹，魏晋文人留下了多首咏砚的辞赋，不仅显现了砚台的文人情结，还为人们研究早期砚台保留了史料。文人（这里的文人包括因才学推荐为官和通过科举考试为官的各级官吏）也是砚台最大的消费群体，文人对砚的品质论形直接影响砚台的发展和美学风尚，他们的品砚心得是后人研究砚史的宝贵资料。砚为文人案头之物，既要话用，又要养眼，更要怡情、励志，因此，文人对砚要求质佳形美，往往亲力亲为地对砚的雕琢提出独特的要求，抒写非常时期的文人情怀，如反映文人处世哲学的北宋括囊砚和见证历史的双桃池砚。更有雕花琢纹、题名记事之砚，直接记录了与砚有关的事件和纪年，是研究砚史不可多得之物。砚的石材不同，纹理各异，有天然的物理之美；而形制更是千姿百态，各异其趣，有人为的艺术之美。一石一砚的连缀和铺垫造就了独具东方特色的、博大深厚的砚文化，寄托了历代文人的思想、情感，以及为人处世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