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合肥李鸿章故居游记

      2020年5月2日，我参观完毕合肥明教寺，沿着淮河路步行街来到了古色古香的李鸿章故居。李鸿章故居又名李氏家族旧宅、李府、李鸿章府，是晚清名臣李鸿章的家宅，属于典型的文人士大夫式的住宅、庭院和书斋相结合的晚清江淮地区民居建筑。李鸿章故居总占地面积3500平方米，由李府和淮系展馆组成。李府占地2000平方米，淮系展馆占地1500多平方米。李府故居坐北朝南，自南向北依次为大门、过厅、中厅以及内眷所住的走马楼，李鸿章故居是合肥市的“十大景点”之一和市民心中的首选景点。　　

 

      在高楼大厦的背后，在繁华的淮河路步行街，有一排江淮风格的老宅，让人仿佛回到100多年前的晚清时代，这就是李鸿章故居。在李鸿章故居的大门上方挂有“李府”横匾，四盏大红灯笼挂在檐下，上面也写着“李府”二字，两扇高大厚实的朱漆大门和门前一对威武的石狮，面对着日夜川流不息的人群，故居的墙由青砖垒成，门前柱子和瓦则是黑色，一下子便将人带到了那个悠远的年代。其实，在李鸿章故居写上“李府”的字样，是一种非常无知和错误的做法。虽然现代人动不动就称“贵府”“府上”，可在清朝，只有王公贵族的住宅，才能够称为“府”。根据《大清会典·工部》记载：只有亲王、郡王、世子、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等王公贵族的住所，才能被称为“府”。其中，亲王、郡王的住所称“王府”。世子、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的住所称为“府”。

 

      《大清会典》对于“王府”和“府”的营建规模有严格的限制：“王府营建，悉遵定制。如基过高，或多盖房屋者，皆治以罪。”“逾制者罪之。”“王府”的规模最大，品级最高。“王府”中的正房可以称为“殿”，殿顶覆盖绿琉璃瓦，殿中设有屏风和宝座。“王府”除了规模不及皇宫外，其余设置与皇宫大同小异，就像一个缩小版的皇宫。“府”的规模比“王府”小了许多，在营建上有更多限制。比如，正房也不能称“殿”，不能使用琉璃瓦覆盖屋顶，不能设置屏风和宝座。在亲王、郡王、世子、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等王公贵族之外，有的达官显贵，尽管拥有封爵，或官至殿阁大学士、军机大臣，权势显赫，住所的规模也很大，但他们的住所依然不能称为“府”，只能称为“宅”“第”，否则，就是违制了。虽然李鸿章的爵位是一等肃毅伯，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深得慈禧太后信任，在朝廷里属于横着走的角色。可他的住宅绝对不能称为“府”。如果李鸿章地下有灵，得知他的故居挂着“李府”横匾，一定会大惊失色，因为这种行为，放在清朝是要杀头的。

 

      李家的祖先由江西迁来合肥磨店，并建设祖宅。清文宗咸丰八年（1858年）8月，太平天国将领陈玉成率部攻克庐州，将李鸿章的祖宅“焚毁一空”。清同治年间（1862年-1874年）开始，李鸿章及其兄弟在合肥广置房产，李氏兄弟6人聚族而居，家族深宅大院覆盖了合肥繁华的淮河路中段半边街，被当时的人用“李府半条街”来形容李家住宅群的恢弘气势。李鸿章故居是晚清时期江淮民居的代表性建筑，布局整齐，雕梁画栋，当年规模很大，虽然历经了百年的风风雨雨，李府依然保留独有的风貌，只是现存规模已不到原来的十二分之一。

 

      李鸿章故居陈列馆是以晚清军政重臣李鸿章故居为依托建立的博物馆，也是国内唯一以李鸿章和淮军文化为主题的专题性博物馆，现陈列有《近代洋务自强之路——晚清重臣李鸿章》、《李鸿章墨宝》、《李鸿章与招商局》及《淮军与近代国防》等展览，通过大量的珍贵图片与实物，全面客观介绍李鸿章“少年科举，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的风云变幻的一生。多层次多角度地揭示了作为军事家、实业家以及外交家的李鸿章这样一位极具争议性和传奇性的人物。李鸿章1823年出生于合肥，他24岁中进士，他既有报国之心，也有治国之才，只不过生不逢时，无法改变历史命运罢了。即便是在临终之际，李鸿章仍然惦念着国家的命运安危，不忘劝说众人报效国家。

 

      我从淮河路步行街进入李鸿章故居大门，行数步即到过厅。过厅正中是一座屏风，上方高悬一块匾额，上书“钧衡笃祜”四个丰筋多力的金色大字，钧衡，比喻国家宰相一类重臣；笃是厚的意思；祜是大福。意思是李鸿章官显福厚。这四个字是李鸿章七十大寿时光绪皇帝御笔所赐，以褒奖他对大清帝国的功绩。过厅过去为来客稍候，待佣人通报后再入中厅与主人会面之处，现兼作展厅之用。

 

       李鸿章故居可以说是江淮之间古民居的杰作。安徽省在全国是很独特的省份，被淮河和长江分割为有着较大差别三个经济文化带，而合肥位于长淮之间，受到南北文化的影响。从李鸿章故居建筑的各方面就能看到南北两派的影响，从而有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其墙面是硬山顶配博风板，接近淮北建筑的风格，但一扇扇精美的格扇门窗却又明显带有皖南民居的特色，又多又高大，整个木构架及建筑比较高，便于采光。李鸿章故居的中厅（福寿堂）和走马楼（小姐楼），建筑风格古朴典雅。中厅和小姐楼则采用复原陈列的形式展现了家接待客人和家眷们的日常起居生活情况，充分表现了江淮地区的建筑风格。

 

      李鸿章故居的中厅又叫福寿堂，是整体建筑中规格最高部分，堂高9米，连见惯了高大住宅的专家们都叹为观止，是现存江淮地区最大的晚清私人住宅厅堂。每扇格门上都雕有造型精美的图案，房梁全是斗榫，不用一枚铁钉。大梁两头都雕成象头形状，寓意吉祥（象）。正上方的横梁上雕有“佘太君祝寿图”。故居内的雕刻也堪称一绝，虽与徽州雕刻图案相差不大，但在刀法上更为粗犷流畅，比较徽州雕刻的精致细腻别有一番风味。徽州雕刻部分都集中在门口向外展示，似乎带有夸耀的成分；而李府只在府内做文章，更符合古代文人含蓄内敛的性格，于沉静中格外显出一种张力来。东西两厢是李氏后人的书房，清雅疏阔，青砖漫地。中厅上方的长几上，摆有古钟、花瓶、镜子，寓意住宅“终生平静”。中厅的正中，四根木柱正好构成一个开间，木柱的一左一右，各为一个开间，加上东西两面厢房，形成了明三暗五的格局，颇具江淮地区富家豪宅的建筑特色。东厢房是书房，房中的博古架为“过桥式”，相映成趣。左右两部分正好可以重合在一起，这一构思，源于中国古代阴阳互补理论。左边摆放的楠木书架，正好可以装下一部《二十四史》。

 

      在中厅和走马楼之间的过厅有“李鸿章墨宝展”，可以欣赏李鸿章苍劲有力的书法。李鸿章擅长奏牍，工于诗文，从政之余留下大量匾额、对联以及信札等珍贵墨迹。其书法以行书为代表性书体，受过严谨的笔法训练，得力于唐人庄重质朴、宋人圆润秀逸以及清代碑学的书法风格。展览收录了众多李鸿章墨宝，李鸿章的书法作品雄强朴茂，浑厚庄严，在清代书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此次由全国收录的李鸿章墨宝多为难得的珍品，书法造诣较高，具有极高的美学和史学价值。

 

      李鸿章的书法非凡功底，是一位造诣甚深的书法家，更是一位素养颇高的文化人，欣赏一下李鸿章的诗词：“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

 

      推开把前院与后宅严密隔开的屏门，即是典雅古朴的小姐楼。李鸿章故居的小姐楼与前院中间有道墙，墙中间的门，便是过去人们常说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二门了。墙门把小姐楼与外界严密隔开，男子严禁进入二门半步。小姐楼又叫“走马楼”，是李府女眷住的地方。小姐楼后一进的楼上摆放着古老的绣床、雕花的梳妆台、大理石面的圆凳，床、台、凳都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红木家具。屋内一个漂亮的粉彩瓷礅，放在红木梳妆台前，古色古香。小姐楼造型为上下两层封闭回廊式木雕楼，造型精致，融合了南北建筑风格，内部木雕技法流畅，堪称皖北木雕的上乘之作。楼下正中的一方天井，上承天光，下接地气，迎合阴阳调合之风水学。楼上东首第一间房，是李鸿章幼女菊耦（著名作家张爱玲的祖母）所住，正中则是老夫人所居。原先的老宅有一个比现存面积大得多的后花园，但光阴荏苒，后花园早已湮没，无法恢复，只保留下这座美丽典雅的小姐楼供人观瞻了。

 

       走马楼是整个故居的精华，二楼是小姐们的闺房，一楼有“李鸿章与招商局”展览。李鸿章创办的轮船招商局是洋务派创办的第一家民族工商企业，成为洋务运动转型、开始“求富”之路的标志。招商局积极地与外国轮船公司展开竞争，维护了民族利益，收回了部分的江海航权。更为可贵的是，招商局大胆创新，引进西方股份制管理模式和先进的技术、设备，并广招商界专才，实行近代化管理，成为洋务运动“中体西用”、“以商立国”等开放思想、商战理念的实施典范。

 

      “李鸿章与招商局”展览以李鸿章创办、扶持、掌控和发展招商局的过程，展现这一民族工业对于维护民族利益，抵制资本主义经济侵略具有的重要意义。展览主要讲了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的经过以及这个企业在近代为国家作出的贡献。洋务派们不仅利用轮船招商局挽回了中国的江海航行权益，还与英美轮船公司展开竞争，最后竟凭借自身财力收购了美国的旗昌轮船公司。

 

      “必先富而后能强”，在李鸿章的主持和参与下，洋务派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条铁路、第一座钢铁厂、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第一所近代化军校、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等。李鸿章中年位极人臣，开始大搞洋务运动，以卓绝的眼光和超凡的魄力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移到中国来，他建立淮军，又创办北洋水师，修造铁路，创办近代第一个军工企业与航运企业。李鸿章是一个能睁开眼睛打量世界的人，他的这些操劳并未从根本上挽救国运，却种下了挽救国运的种子。从本为保留一个政府而种的幼苗中生出了毁灭自身并更新大地的枝叶。

 

      李鸿章注重实业，创办了第一个招商局。他倡导推动洋务运动，1860年代初，积极筹建新式军事工业，创办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江南造船厂前身）、金陵机器制造局（晨光机器厂前身）、安庆内军械所、福州船政局（今福州马尾造船厂）、 汉阳铁厂 、轮船招商局 、上海洋炮局 、天津机器制造局、开平煤矿。被视为中国开放第一人：第一个把电报引入中国，开辟了第一条专用电话线，开办第一家电报局——天津电报局，废除了延续几千年的驿递制度；主持修建了中国第一条自建铁路——唐山到胥各庄的唐胥铁路；第一家钢铁煤炭联合企业——汉冶萍厂矿公司；第一家大型煤矿——开平矿务局；第一家船舶修理厂——同茂铁厂；第一家大型纺织企业——上海机器织布局；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第一家保险企业——仁和保险公司；第一家保税仓库——上海关栈；第一家南洋公学——现上海交大。

 

      在故居主体建筑的东侧是陈列馆，布置了“淮系集团与中国近代化”展览，是在丰富李鸿章生平展的基础上开放的，共分五个部分，包括前言、淮系阵容、洋务新政、西学东渐、抵御外侮和结束语。整个展览向人们充分揭示了这个晚清历史上最具影响力和实力的集团——淮系集团在李鸿章的领导下，对近代军事、经济、文化以及国防方面所做出的突出贡献。 中国军事现代化，始自洋务运动的军事改革。李鸿章创办的淮军和北洋海军，在国防近代化的进程中，有种种作为。在近代兵制、后勤保障、军事教育和陆海协同的国防体系建设等方面，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创举。淮军作为国防军主力，直接参与了近代抗击法国、日本以及八国联军的三次反侵略战争，其成败得失、创巨痛深，留下了深刻而警醒的教训。

 

      淮军是李鸿章以庐州地区团练为基础组建的地方武装，自1862年建立至1901年后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是晚清国防军主力，也是军事体制从传统向近代转型中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清代传统国防、淮军崛起、国防主力、近代国防工业、近代军事人才培养和抗击外国侵略六个篇节，构筑了一条淮军历史长廊，全面展示了其在国防近代化进程中的作为，叙述了中国军事近代化的艰难历程。淮军历史上先后涌现出了刘铭传(台湾首任巡抚、“台湾近代化之父”)、丁汝昌、聂士成等多位合肥籍著名将领，在抗法保台、抵抗日本和八国联军侵略中立下赫赫战功。淮军作为精锐力量，成为维护清朝封建统治的得力工具。由于独特的政治和军事地位，淮军成为晚清近代化程度较高的军队，驻防东南沿海，西南边陲直至整个北洋门户，为抵御外侮、保卫国防做出重大贡献。展览介绍李鸿章领导的淮军，陈列着当时淮军的铠甲、武器，还有用满汉两种文字书写的五色圣旨等。

 

      李鸿章为淮军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歌，可为史上最早的军队纪律军歌。“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生。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人家搬砖石，莫踹禾苗毁田产。莫打民门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第三行路要端详，夜里总要支账房。莫进城市进铺店，莫向乡间借村壮。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吃便宜茶。更要移居系要书，切莫掠人当长夫。第三号令要声明，兵勇不许乱出营。走出营来救学坏，统是百姓来受害。或走大家讹钱文，或走小家调妇人。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军士与民如一家，千万不可欺负他。”

 

      展览中还有介绍清代官员的服饰，清代官员的朝服上有一块方形图案称为补子。补子又分为文官、武官两种。清代官服补子大体与明朝官服补子类似。不过清朝文官补服上的禽鸟与明朝最大区别是清朝文官补子上的禽鸟只有一只，而明朝文官补子上的禽鸟则是两只，明朝和清朝武官补子则都只有一个走兽。文官：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云雁，五品白鹇，六品鹭鸶，七品鸂鶒，八品鹌鹑，九品蓝雀。武官：一品麒麟，二品狮子，三品豹，四品虎，五品熊罴，六品彪，七品、八品犀牛，九品海马。另外，御史与谏官均为獬豸。獬豸乃神兽,专司辨别忠奸。补子上除了有飞禽走兽外，还绣有海水和岩石的图案，寓意“海水江崖，江山永固”的意思。补服均是由南京、苏州、杭州即江南三织造订做进贡的，用料讲究，做工精良，尺寸、图案都有严格规定，官员不能私自改变身上与其品级相对应的官服。

 

      李鸿章(1823-1901)，字子黻，号少荃，今合肥人。24岁中进士，1862年，以江淮地区的团练武装为基础编练淮军，并以此形成了庞大的淮系军政集团。参与镇压农民起义，因功先后任江苏巡抚、署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成为影响清廷军政外交各方面的关键人物。19世纪60年代主办洋务，修铁路、通电报、创办近代军用和民用企业，建立北洋水师，培养新式人才等。对外推行“和戎”外交，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1901年，卒于北京，后归葬合肥。《李文忠公全书》。

 

      李鸿章概括其一生为“少年科举，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 。作为大清王朝的“文忠公”，李鸿章殚精竭虑地维持和加强清王朝的统治。然而，甲午战争的烽火使他“一生事业扫地无余”。这是大清帝国的悲剧，更是李鸿章个人的悲剧。李鸿章曾形象地把清王朝比作“破屋”，将自己比作“裱糊匠”。“裱糊匠”又有何能力去改造在暴风雨中摇摇欲坠的“破屋”呢？李鸿章的时代是封建社会的末世，其身上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李鸿章既忠予传统，又颇具改革精神。无论生前死后都是颇具争议的人物，一百余年来褒贬不一，毁誉参半。有人嫉妒他的才能，有人钦佩他的见识，有人唾骂他的签约。他所处的时代已是大河奔涌，而他所在的国家却正在冰消雪融。他站在他的政府的一边去谋求国富民强，这本身便是一个无法避免的悲剧。虽然他也要为一些失败负责，可有时我们也无法过度苛责于他。梁启超《李鸿章传》中一段话说得很中肯：“若夫吾人积愤于国耻，痛恨于和议，而以怨毒集于李之一身，其事固非无因，然苟易地以思，当夫乙未二三月庚子八九月之交，使以论者处李鸿章之地位，则其所措置，果能有以优胜于李乎？以此为非，毋亦旁观笑骂派之徒快其舌而已。”

 

      如何评价李鸿章的功过是非，一直是众说纷纭，褒贬不一。他向西方学习，主张开放，兴办洋务，做了一些“富国强兵”的实事，为国家留下了一份遗产。但他始终停留在器物层面上，他没想也不可能去改变腐朽的封建体制，于是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只是“沙上建塔”。正如他自己所言，“只是一个裱糊匠，面对一个破屋只知修葺却不能改造。”所以，我非常认可梁启超对他的总结：“有才气而无学识，有阅历而无血性”，“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可见，李鸿章是一个可敬、可惜而又可悲的历史角色。当然，个人的局限又受制于历史和国情，弱国无外交，落后就要挨打，这也是我们应记取的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