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9.07.13

长征,一本读不完的书(之五)——从会理到小金

天数:26 天 时间:5 月 人均:8800 元 和谁:和朋友
玩法:跟团,省钱
作者去了这些地方:
会理
会理古城

发表于 2019-07-12 17:41

中央红军北渡金沙江以后,进入四川会理县。 1935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在会理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会理会议)。会议批评了林彪提出的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随军主持大计,由彭德怀任前敌指挥的错误意见。毛泽东发言指出:党内因失去中央苏区而缺乏胜利信心、存在怀疑不满情绪,这是右倾思想的反映;改变中央军事领导的意见,是违背遵义会议精神的。周恩来、朱德等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意见,称赞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指出:在危急情况下,由于采取兜大圈子、机动作战的方针,四渡赤水,二占遵义,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北渡金沙江,才摆脱了敌人的重兵包围。会议要求维护遵义会议确立的政治领导和军事领导的团结,克服右倾思想。会议决定,立即北上,同红四方面军会合。

  2018年9月23日上午,旅游团首先参观会理会议会址。

 会理会议是在山上的树林里召开的。

纪念馆里陈列着红军在皎平渡渡过金沙江时使用的渡船的复制品。看到这里,才明白纪念馆馆徽上为什么有一个船的图案。

毛主席在会理期间拍摄的照片。

 用革命政策瓦解敌军。

团友们在会理古城逛街,买石榴。

9月23日晚上,旅游团到达冕宁县,入住冕宁宾馆。

 9月24日上午,旅游团在冕宁参观。 当年,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以后,要继续北上,就要渡过大渡河。而要到达大渡河,有两条路可选择:一条走大路,经越西县,中间要翻越有国民党重兵把守的山岭;另一条走小路,经冕宁县,但要穿过彝族区。由于历史上的反动统治者对彝族人民的歧视和压迫,造成了彝族和汉族之间很深的隔阂,他们不准汉人军队进入他们的领地。1863年,石达开率领太平军通过彝族区时,在大渡河边全军覆灭,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处理好与彝族的关系。蒋介石因此判定红军必走大道,不敢进入彝族区。但是刘伯承听了西昌地下党的同志关于当地民族矛盾的汇报后,还是向中央建议从彝族区通过,得到中央批准。 1935年5月19日,中革军委决定组成强渡大渡河先遣队,派刘伯承为先遣队司令,罗瑞卿为政治委员。临行前,毛泽东指示先遣队执行党规定的民族政策,与彝族果基家族首领结盟修好。他对刘伯承说:先遣队的任务,不是去打仗,而是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用政策的感召力与彝民达到友好。只要我们全军模范地执行纪律和党的民族政策,取得彝族人民的信任和同情,彝民就不会打我们,还会帮助我们通过彝族区,抢先渡过大渡河。 5月22日,中央红军在刘伯承、聂荣臻带领下进入彝族地区。刘伯承与彝族果基家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并应小叶丹要求授予“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旗帜。小叶丹亲率彝民护送红军到达安顺场,使红军抢得了北渡大渡河的先机。

 在冕宁县城的红军广场,和当地小朋友合影留念。

参观彝海结盟纪念馆。

冕宁是“长征”这一光辉名字诞生的地方。 据考证,“长征”这个名称,最早出现在红军总司令朱德于1935年5月在冕宁县发布的一份《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中。


小叶丹于1942年6月18日被国民党收买的彝族罗洪部落杀害。小叶丹的妻子冒险保存下“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队旗,并于1950年春天将它献给人民政府。

 景色秀丽的彝海。

当年,足智多谋的红军指挥员刘伯承与赤胆大义的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结盟。
如今,温文尔雅的高知团友与美丽聪慧的彝族解说员合影留念。 在冕宁县一路带领我们参观的解说员,是彝族中的黑彝,大概是血统纯正的彝民,或者是彝民中的贵族吧。


下午,旅游团在大渡河红军渡口游览。 1935年5月24日晚,中央红军先遣队占领安顺场, 随即控制了安顺场渡口。 5月25日,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成功。 5月26日,毛泽东同周恩来、朱德到达安顺场,听取刘伯承、聂荣臻的汇报。鉴于安顺场渡口水深流急,大部队难以迅速过河,于是决定中央红军主力火速抢占距离安顺场一百六十公里的泸定桥,由林彪率红一军团第二师和红五军团为左纵队,沿大渡河右岸(西岸)前进;由刘伯承、聂荣臻率红一军团第一师为右纵队,沿大渡河左岸(东岸)前进,互相策应,限期夺取泸定桥。


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

旅游团离开安顺场,来到泸定县南部的磨西古镇。 磨西古镇,位于贡嘎山东麓,旧称“磨西面”。古镇历史悠久,是汉、彝、藏、回、苗、满、西蕃、土家等多民族集居地。

磨西红军长征陈列馆。

 磨西会议。 1935年5月29日,红军先头部队已经夺取了泸定县城的泸定桥。 当晚10时,毛泽东在磨西镇天主教堂神甫楼召集同行的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陈云、博古、林彪等开会,决定:红军不去康定,因为兵员、粮食得不到补充;通知部队有序通过泸定桥,先过人后过马;征求陈云意见,中央准备派他出四川,到上海恢复被敌人破坏的党组织,而后去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革命情况;通知部队抓紧筹集补充粮食。 磨西会议对红军通过泸定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是以后召开的泸定会议的预备会。

陈列馆内布置的“陈云出川”场景。 陈云是于1935年6月12日从宝兴县灵关镇离开长征队伍、前往上海的。

磨西会议会址——天主堂。  天主堂一侧的毛主席住处。

晚上,旅游团入住“海螺沟九大碗”酒店。

今天是阴历八月十五中秋佳节,旅游团在酒店举行了中秋晚会,各班依次登台表演节目。 照片中,一班正在演唱《映山红》。

 9月25日,旅游团从磨西古镇来到泸定县城。

飞夺泸定桥勇士碑。

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

终于看到泸定桥了! 1935年5月29日,红一军团第四团二十二名勇士,冒着对岸敌人密集的枪弹,从撤去桥板的十三根铁索上爬到大渡河东岸,夺取桥头堡,四团随即攻克泸定县城。至6月2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大渡河,粉碎了蒋介石使中央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企图。

泸定桥东侧(县城一侧)的桥头堡。

 泸定桥西侧的桥头堡。

从泸定桥西侧看泸定县城。 1935年5月31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泸定县召开会议,决定:中央红军向北走雪山草地一线,避开人烟稠密地区;派政治局委员、中央白区工作部长陈云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组织。

 中午,旅游团在泸定县城用餐。 午餐后,团友们在泸定桥广场与泸定大妈们一起唱红歌。

下午,旅游团从泸定县到宝兴县,入住硗碛藏族乡。 1935年 6月8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出《为达到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任务指示》,指出:“我军基本任务,是用一切努力,不顾一切困难,取得与四方面军直接会合。”“我军必须以迅雷之势突破芦山、宝兴线之守敌,奇取懋功,控制小金川流域于我手中,以为前进之枢纽。”同日,中央红军攻占芦山,突破国民党军的芦山、宝兴防线。 6月11日,中央红军一部到达硗碛乡,准备翻越海拔四千多米、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向懋功(今小金)前进。

与藏民合影。

 9月26日,我们的主要行程是翻越夹金山。 翻越夹金山之前,参观了毛泽东、朱德在硗碛乡泽根村的住处旧址。

这个就叫做“斗底迥贡锅庄楼”。

现在,我们来到了夹金山脚下。

在云雾缭绕中,大巴盘山而上。 视频中有人说到山顶了,其实不然。此时,大巴还在半山腰。

大巴在山腰处停下,我们开始体验“爬雪山”。

 只见云雾不见雪。

山上只有低矮、稀疏的杂草,挂满露珠;没有树木,连灌木丛都没有。

 旅游团最年长的团友——七十多岁的郎老师,拄着双杖,走在队伍相当靠前的位置。

  夹金山海拔四千多米,个别团友出现高原反应。

 山坡湿滑,有人滑倒。

 团友“深山果农”,下巴上蓄着花白的胡须,身手像山羊一般矫健。 旅游途中,他白天用手中相机不停地给大家拍照,每天晚上还要写出美篇,记录当天的行程,抒发自己的感慨。 什么叫做“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我们旅游团中的郎老师和这位“深山果农”就是很好的例子!

手脚并用往上爬。

前拉后推才上来。

 第一班到齐。

十月革命老团友到齐。

中午,自带干粮做午餐。

下午,旅游团下山途中经过“雪山第一村”——夹金村。夹金村属于小金县达维镇,是一个藏族村落,村口竖立着一座高大的红军群雕。我们在此稍作休息。部分团友进村参观,并访问藏族人家。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在前往达维镇的途中与红四方面军一部会合。 6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和副主席项英、张国焘,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和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发表《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宣言号召全国工人、农民、海陆空军以及一切爱国志士、革命民众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反对蒋贼等卖国,坚决对日作战,恢复一切失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6月17日,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等翻越夹金山,至达维镇。当晚,出席红一、红四方面军联欢会并讲话。

  傍晚,旅游团来到小金县四姑娘山镇。
  在旅店办理好住宿后,部分团友在附近乱转,不觉来到双桥沟景区入口处。没有赶上时间,只能在门口照几张相。

在《毛泽东年谱》中看到1935年6月15日毛主席等发表《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这一条时,我心中生出无限感慨。这个《宣言》是针对当时蒋、日正在炮制的《何梅协定》的;而此时,中央红军正在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 众所周知,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蒋介石的基本国策就是“攘外必先安内”。一方面,对日本侵略一再妥协,步步退让;另一方面,对红军“围剿”不遗余力,不惜血本。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蒋介石刚刚以完败结束了对朱毛红军的第三次“围剿”。 “九一八事变”,张学良以“不抵抗”将整个东北送给日军,蒋介石是否直接下令“不抵抗”,现在弄成了一本糊涂账。 毛泽东的反应是明确、坚定的。

1931年9月25日,毛泽东同朱德、贺龙、彭德怀等联名发表《中国工农红军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告白军士兵兄弟书》,揭露国民党军阀不抵抗,号召白军士兵投身革命,加入红军,为共同抗日、打倒国民党、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而战。 同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毛泽东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

12月11日,毛主席同项英等发表《为国民党反动派政府出卖中华民族利益告全国劳动群众书》,揭露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进一步侵略中国和国民党反动政府进一步出卖民族利益,号召全国劳苦群众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在苏维埃的旗帜下,以工农苏维埃革命来消灭国民党反动统治,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的半殖民统治制度,获得中华民族及中国劳苦群众的自由和解放。 1932年1月下旬,毛主席遵照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决定,去瑞金城郊东华山古庙休养。养病期间,他起草了《对日战争宣言》。

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表《对日战争宣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

1932年6月,蒋介石对豫鄂皖湘赣军政长官演讲:“我们应当正确认定革命军当前的责任,第一个乃是剿匪来安内,第二个才是抗日来攘外。要晓得剿匪的工作,实是抗日的前提。要抗日就要先剿匪,能剿匪就一定能抗日。”这就是蒋介石给“攘外必先安内”下的定义。 同年12月,蒋介石发动对中央红军的第四次“围剿”,又以失败告终。

1933年4月6日,蒋介石在南昌电令“剿匪”各将领:“本总司令此来决与我赣中诸将士共生死,同荣辱,殄灭赤氛,以安党国。如再有偷生怕死、侈言抗日、不知廉耻者,立斩无赦。”著名的蒋介石语录“侈言抗日者,立斩无赦”,就是从这里概括出来的。

1933年5月30日,毛主席同项英等发布《为国民党出卖平津宣言》,谴责蒋介石即将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出卖北平、天津和察哈尔给日本。 5月31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本侵略军签定《塘沽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至延庆、通州、宝坻、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以上地区以北、以东至长城沿线为非武装区,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东北、热河的占领;同时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地区,这样就为日军进一步侵占华北敞开了大门。

6月10日,毛主席同项英等发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否认国民党签订卖国协定通电》,指出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的华北停战协定(即《塘沽协定》),将华北广大地域与几千万民众完全出卖给日本帝国主义,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代表全中国民众绝对不承认华北停战协定,全中国民众一致起来反对国民党的卖国协定。 同年9月,蒋介石开始了对中央红军的第五次“围剿”。从那时起,直到西安事变爆发时,蒋介石以不少于十倍的兵力,对红军进行了不间断的围追堵截。 1935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继《塘沽协定》之后,又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对华北统治权的要求,国民党当局再一次屈服。

5月29日,华北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方代表开始秘密谈判。6月9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何应钦提出备忘录,限三日答复。何应钦于7月6日正式复函梅津美治郎,接受日方要求。何应钦和梅津美治郎往来的备忘录和复函统称《何梅协定》,主要内容是取缔河北省的反日团体和反日活动。这个协定实际上放弃了华北主权。 因此,就有了1935年6月15日毛主席等在夹金山下发表的《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

中央红军长征结束后的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发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我们耳熟能详的关于长征的那段名言就在其中。这篇报告宣告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彻底失败,为后来的“西安事变”逼蒋抗日奠定了政策和策略基础。

俗话说:“时势造英雄。” 又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在人类历史上,二十世纪上半叶是一个重要的时期。一方面,世界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并且引发两次世界大战,整个世界炮火连天、弹痕遍地、生灵涂炭;另一方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形成了第一次高潮,先后产生了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等众多的社会主义国家,全世界被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风起云涌,帝国主义体系受到严重冲击。在这个风云激荡、天翻地覆的时代,英雄豪杰灿若群星,狗熊败类也粉墨登场。在中国,最引人瞩目的两个人物无疑是蒋介石和毛泽东。

1931年“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实行完全不抵抗政策。1937年“七七事变”,蒋介石开始抵抗,但不敢宣战。1941年12月7日,日本突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蒋介石于12月9日跟在美国屁股后对日宣战。1943年11月,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在风情万种的宋美龄陪伴下,与二战巨头罗斯福、邱吉尔并排亮相,俨然一副世界级大英雄的模样。但是,仅仅六年以后,他就流落到了台湾岛,在美军舰队的庇护下苟延残喘。 蒋介石究竟是英雄还是狗熊呢?我们说,蒋介石不是英雄,是狗熊。不是因为他不聪明、不勇敢,而是因为他代表了买办豪绅阶级的利益,而这个阶级是反动的。在中华民族要生存、要独立、要自由、要进步的时代大潮中,他逆潮流而动,最终只能归于失败。

1925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临终时留下遗嘱,嘱咐他的国民党同志们:“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他对苏联寄托了极大的希望:“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为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孙中山先生在国民党中播下了龙种,但在买办阶级、豪绅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这块杂草地里,长出来的却多是跳蚤。 孙中山先生虽然没有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但其革命志向临终而弥坚,实属难能可贵!但他身后的汪精卫、蒋介石则背叛了他的革命事业,站到了革命的对立面——买办豪绅阶级一边去了,对帝国主义屈膝投降,对人民大众百般镇压,终于成了革命的对象。

中国共产党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了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在苏区时期,共产党组织和领导人民群众坚决地实行土地革命,铲除封建主义的根基;在长征途中,共产党对沿途各少数民族严格实行民族平等政策,坚决反对历代统治阶级的民族压迫政策,并且广泛宣传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特别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主张,坚持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 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给自己定下的最低纲领。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全世界被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的一部分,而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则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 毛主席牢牢地把握住了世界潮流的方向,紧紧地与人民大众站在一起。因此,他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带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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