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7.19

观展寻宝系列游记之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编辑

天数：2 天时间：3 月人均：2000 元和谁：一个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位于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展馆大楼是一座具有“楼兰古韵、民族融合、文化交融”的现代化建筑，地下一层、地上四层，外观融玻璃幕墙、石材幕墙、拱窗和圆顶风格于一体。目前馆藏文物数量6.4万多件，汇聚了全疆60%的国家一级文物。特色藏品为纺织品、文书、简牍、彩绘木俑、古代干尸等，珍贵文物有箜篌，“楼兰美女”干尸，战国青铜武士俑，汉代《仓颉篇》木简、司禾府印、“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臂（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红地对人兽树纹罽袍（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以及唐代绢画《伏羲女娲交尾图》、绢画《弈棋仕女图》、焉耆语《弥勒会见记》剧本、彩绘木亭模型、彩绘天王踏鬼木俑、彩绘骑马戴帷帽仕女俑、彩绘女舞俑等。

展厅主要集中在2楼，分布情况：7—9号厅为基本陈列《新疆历史文物展》，其中8号厅“两汉、魏晋及隋唐时期”是精华所在，大多数珍品都集中在这里；3号厅为《瀚海珍衣——新疆古代服饰精品展》；5号厅为《逝者越千年——古代干尸陈列馆》；6号厅为《“永远跟党走——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新疆革命文物展》。此外，1楼设有《“共有的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陈列展》（大厅），3楼设有专题展《中华史册——新疆出土文献展》（10号厅）。提醒两点：一是新疆与内地时差2个小时，博物馆等公共设施的开放时间稍晚，夏季（4月15日—10月15日）为10:00—18:30、冬季（10月16日—次年4月14日）10:30—18:00，具体以官方公布的为准；二是展品的文字说明较少，也没有随附二维码，建议事先做好功课或请人现场讲解，不然看不出多少门道。

新疆2021年初夏来过，当时博物馆闭馆改造没能参观（参见携程游记《一人成团南疆行意犹未尽西域情》）。这次与青海、西藏博物馆一起打卡寻宝，感受了多元文明交往交流交融的魅力，更深地领悟到民族团结、边疆稳定是国家长治久安、繁荣昌盛的重要保证。还顺便参观了新疆地质矿产博物馆，见识了世界第三大铁陨石“银骆驼”以及和田玉、祖母绿、羊脂白玉等宝物。

先从基本陈列《新疆历史文物展》开始参观。展览分布在7、8、9三个展厅，以中国通史、新疆地方史为脉络，通过先秦时期、两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时期、五代宋辽金时期、元明时期、清时期7个部分，系统展现新疆璀璨的历史文化，多元一体中华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先秦时期（旧石器时代—公元前221年）

考古发现，新疆最早的人类活动历史，可追溯至旧石器时代中晚期。距今约1万年，进入新石器时代。5000—3000年前后，进入青铜时代。3000—2200年前后，进入早期铁器时代。

考古出土的彩陶、黍粟、小麦、海贝、铜镜、丝绸等文物表明，新疆地区自古同中原地区保持着密切联系。

↗砍砸器（距今约3万年，旧石器时代）。塔城地区和布克赛尔县骆驼石遗址出土。

↗石锄（距今约4000年，新石器时代）。哈密市伊吾县盐池古城遗址出土。

↗双耳彩陶罐（距今约4100—3200年）。哈密市天山北路墓地出土。该处出土的器型多为鼓腹双耳，红衣黑彩，纹饰以几何纹为主，其文化来源与甘肃西部的马厂晚期遗存、四坝文化有直接的承继关系。

↗彩陶盘（距今约3200—2800年）。哈密市亚尔墓地出土。图案对称，简洁大方。口沿饰短竖线，内壁绘黑彩十字和三根线条为边组成的菱形纹。

↗毛布袋（距今约2800—2500年）。哈密市艾斯克霞尔南墓地出土。

↗轧涡旋纹革盒（距今约3000年）。哈密市五堡墓地出土。呈弯角状，由底和盖扣合而成。盖面叠压一圈凸棱，棱间及盖缘刻有螺旋纹饰。

↗雕花骨梳（距今约3000年）。哈密市五堡墓地出土。

↗太阳纹铜镜（距今约4100—3200年）。哈密市天山北路墓地出土。直径8.2厘米。背面以镜心为中心，饰有四周凸弦纹同心圆带，由里至外，同心圆带逐渐加宽，形成向外辐射的光芒。钮为弓形，环钮中心圆部分素地无纹。

↗蘑菇状立耳铜鍑（距今约2500—2200年，战国时期）。乌鲁木齐市征集。直口、筒状、深腹，喇叭形高圈足。双耳立于口沿，立耳两侧各有蘑菇饰。铜鍑是游牧民族常用炊器，广泛流行于亚欧草原上。

↗虎形圆金牌（距今约2500年，战国时期）。吐鲁番市托克逊县阿拉沟墓地出土。直径5.5厘米，重约20克。凸起的老虎纹卷曲成圆形，肩部和臀部饰有螺旋纹，后肢朝上翻转，富有动感。

↗对虎纹金箔带（距今约2500年，战国时期）。吐鲁番市托克逊县阿拉沟墓地出土。两虎相对，虎视眈眈，工艺精细，具有很强的立体感。

↗狮虎形金箔饰（距今约2500年，战国时期）。吐鲁番市托克逊县阿拉沟墓地出土。用整块金箔捶打模压出雄狮扑食的形象。张口睁目，前腿下压一猎狗作咬噬状，后腿和尾向上翻转，身饰弧形条纹和圆涡纹。

↗双联石罐（距今约4200—3900年）。阿勒泰市切木尔切克墓地出土。将一块石料通过整体掏挖、雕刻、打磨成两个相连的椭圆体石罐，造型较新颖。

↗环首铜刀（距今约2500年，战国时期）。吐鲁番市托克逊县出土。刀柄首端有圆形环，主要功能是防止脱手。

↗管銎啄戈（距今约2900—2600年，青铜时代）。乌鲁木齐市萨恩萨伊墓地出土。戈是中国古代一种具有击刺、勾啄等多种功能的木柄曲头兵器，分为直内戈、曲内戈、銎内戈等。该戈属銎内式，援为圆柱状，尖部为四棱锥状圆銎孔，尾部饰兽纹；銎为管状，上部饰格里芬（Griffin“狮鹫”）头部形象。

↑↓铁格夹金腰带（距今约2300年，战国时期）。阿勒泰地区哈巴河县喀拉苏墓地出土。工艺较复杂，用铁制网格和薄铁板夹住事先加工好的金板，金板上的花纹和光泽可透过网格显露出来，这样制成八块方形金牌饰、三块圆环形金牌饰，与包金带钩一道，组成金腰带的主体（背衬皮带缺失）。

↗嵌红宝石金戒指（距今约3000—2200年）。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尼勒克县吉林台水库墓地出土。戒指两端为双目圆睁的蟾蜍，正面镶嵌圆形红宝石，宝石上阴刻一端坐女性，头戴圆冠，鼻梁直挺，眼睛深邃，脖颈修长，手中持花。研究人员结合做工及女子形象分析，这枚戒指可能与古埃及印章戒指有一定渊源，或是一枚印章。

↗铜斧（距今约2500—2200年，战国）。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巩留县出土。长8厘米，宽5厘米。红铜材质，柄部有一弧形带孔钮。

↗叶脉纹铜斧（距今约2500—2200年，战国）。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巩留县征集。銎孔为椭圆形，横孔，銎面饰以叶脉纹。

↑↓兽足青铜盘（距今约2500—2200年，战国）。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察布查尔县琼博拉土墩墓出土。正方形，两侧壁上各有一个半圆形的横耳。盘腿呈人首吞蹄式，人首面形抽象夸张，足呈驼蹄式，像四只骆驼蹄子。

↗蹲跪铜武士俑（距今约2500—2200年，战国）。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新源县71团鱼塘墓地出土。文物出借外展了，自我安慰一下，图片的效果也是一样滴！头戴尖顶弯钩状圆帽，双目前视，上身裸露，腰间系短裙。左腿屈起，右腿下跪。双手环握，拳心相对，手中各有一孔管，应为弓箭类武器。战国武士俑多为陶质和木雕，青铜俑极为罕见。该俑所戴尖顶高帽是典型的中亚游牧部落塞种人（Saka）形象，公元前2世纪前西徙至新疆伊犁河流域。

↗五羊纹彩陶壶（距今约3000—2200年）。塔城地区沙湾市鹿角湾墓地出土。新疆地区发现的第一件饰有动物图案的彩陶壶。颈部由菱形、三角形几何图案构成。腹部由一只跪卧状的盘羊、一只小羊、三只站立的大羊构成。整体画面以静为主、静中有动，描绘了大自然的生机盎然。

↗神兽攀树纹金箔饰（距今约3000—2200年）。塔城地区乌苏市四棵树墓地出土。该组金箔饰一套8件，大小基本相等，形制相同。每件通长约6厘米，宽约5厘米，用金箔片模压、锤揲而成。以剪影形式表现两只神兽前肢向上、后肢弯曲，跃跃欲上、攀缘大树的形象。

↗鹰形金饰件（距今约3000—2200年）。塔城地区乌苏市四棵树墓地出土。

↗鹿纹铜饰（距今约2800—2600年）。昌吉回族自治州呼图壁县石门子水库墓地出土。鹿呈卧姿，鹿角弯曲，具有斯基泰文化特征。

↗石人俑（距今约2500年）。昌吉回族自治州呼图壁县采集。圆柱形。上半部雕刻头颈和手臂，头部有五官及发髻，手臂只有轮廓，抱于胸前。下半部不做任何雕琢。

↗穿斗篷的木雕人像、穿斗篷戴毡帽的木雕人像（距今约4000—3400年）。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小河墓地出土。穿斗篷的木雕人像眉弓突出，高鼻夸张，面部蒙皮并涂红，身穿毛织斗篷。戴毡帽的木俑五官仅涂划红色线条，头戴毡帽，身穿毛织斗篷。

↗毡帽、羽箭（距今约4000—3400年）。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小河墓地出土。毡帽上缝缀毛线、插翎羽，可能与宗教有关。

↗皮靴、草编篓（距今约4000—3400年）。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小河墓地出土。皮靴由靴底、靴面前部、靴腰及后跟三块皮，通过动物筋拧成的细线缝制而成。虽然原始简陋，却能看出先民已掌握了“帮底分件”的制鞋技术。靴面中间的红线和装饰的红毛线、禽类羽毛，显示当时的审美情趣。草编篓中有小麦、黍或干结食物残留，说明可能是盛装食物的用具。

↗毛织腰衣（距今约4000—3400年）。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小河墓地出土。腰衣是小河人特有的服饰之一，穿在腰间既方便劳作，又能蔽体遮阴。主要有两种样式，短裙式为女性所穿，带式为男性所穿。这件女式腰衣采用白色经线、姜黄色纬线、平纹方式编织，下缀一圈饰穗，中部用一根毛线缀连7枚圆形铜饰。

↗角勺（距今约3000—2200年）。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且末县扎滚鲁克墓地出土。长圆形，采用动物的角削刻、打磨而成，其中残留黄色颜料痕迹，可能是当时妇女调颜色的用具。

↗黄地螺旋三角纹缋罽单（距今约3000—2200年）。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且末县扎滚鲁克墓地出土。目前发现所知年代最早的缋罽（huì jì）。“罽”指精细的毛纺织品，“缋”同“绘”，“缋罽”指绘画的毛纺织品。这件缋罽单由一幅毛布制成，表面呈较深的黄色。主要纹饰为螺旋三角纹，呈纵向排列。

↗钻木取火器（距今约2500年）。吐鲁番市托克逊县阿拉沟墓地出土。钻木取火器是先民用钻木摩擦技术进行取火的工具，取材容易，携带便利。新疆在很多地方都发现了钻木取火器，分布地域广、使用年代久、数量类型多、保存状况较好，说明当时钻木取火技术已被普遍掌握。

↗木锨（距今约2800—2500年）。哈密市艾斯克霞尔南墓地出土。一种用来铲粮扬场、清理粮食杂物的农具。

↗田园葡萄纹彩陶罐（距今约3000—2500年）。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静县察吾呼墓地出土。肩部饰四组图案，其中三组为不规则网格，内填圈点纹，寓意阡陌纵横的田园；另一组为藤蔓葡萄纹，枝叶卷曲，表示果实累累。该陶罐表明在公元前5世纪新疆地区已开始种植葡萄。

↗白冰铜锭（距今约2500年）。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尼勒克县奴拉赛铜矿遗址出土。呈圆龟背形，含铜量达60%。该铜矿遗址的发现，为了解两千多年前的冶炼情况提供了重要依据。

↗煤样（距今约3600—3000年）。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尼勒克县仁台沟口墓地出土。煤灰、煤渣和未燃尽的煤块等遗迹表明，新疆先民3600年前就开始利用烟煤燃料，人类的用煤历史因此被上推1000年。

↗木盘葬俑（距今约2800—2500年）。哈密市艾斯克霞尔南墓地出土。

↗木雕女像、石雕女像（距今约3800年）。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尉犁县孔雀河古墓沟墓地出土。木雕女像高57厘米，用整段胡杨木雕刻而成，通体涂红，圆帽，辫发，着毛布衣，推测其可能为聚落中的萨满。石雕女像高27厘米，用白色大理岩雕琢，显示出头、肩、胸部及腰带。面部用四道黑线与一条竖线相交，略示五官。颈下刻三道弦纹，意指项饰。

↗双熊对坐铜祭盘（距今约2500年）。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新源县71团出土。正方形盘内两角各置一熊，呈坐姿相对，前肢双掌合握，中为一小孔，原应插有物品。从器物残缺情况看，盘内可能还有别的雕塑铸像，所以寓意难辨。此类铜盘在塞种人（Saka）文化遗存中多有发现，可能是用于宗教礼仪的祭祀台。

↗翼兽对视铜环（距今约2500—2200年）。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新源县71团鱼塘墓地出土。圆环形，环体中空，内侧有一条开口，表面有凸棱纹。接口处有两个相对的兽头，眼睛大而醒目，整体形象与老虎相似。

↑↓箜篌，出土于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且末县扎滚鲁克墓地、哈密市艾斯克霞尔南墓地，距今约3000—2200年。箜篌为波斯语Cauk的音译，是一种古代拨弦乐器，两千多年前由西亚传入中原。在1996年且末扎滚鲁克墓地发掘之前，我国关于箜篌音乐的描述只停留在壁画、雕塑和有限的复原研究上，没有具体实物。且末箜篌的出土，为研究西域音乐史提供了实物资料，填补了中国音乐发展史的一项空白，且末县也因此被誉为“箜篌故里”。其后，分别在塔什库尔干县吉尔赞喀勒墓地、鄯善县洋海墓地、哈密市艾斯克霞尔南墓地等陆续出土了20多件箜篌实物。

箜篌音色嘹亮、清越、空灵，两千多年前已盛行于西域。传入中原后备受推崇，在汉隋唐宋宫廷燕乐中占有重要位置。汉乐府著名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中，有“十三教汝织，十四能裁衣，十五弹箜篌”的叙事。唐代诗人李白有“箜篌所悲竟不还”，岑参有“南邻新酒熟，有女弹箜篌”，王维有“赵女弹箜篌，复能邯郸舞”等相关描述。明末清初，箜篌在史籍、诗歌、雕塑、绘画艺术里的记载基本不见，随后失传。

新疆地区自古就同中原地区保持着密切联系。周穆王与西王母的历史传说，可能是中国古人关于商周时期新疆与中原之间存在交往的历史记忆。河南安阳妇好墓出土的玉器，实证了早在商代，中原就同新疆存在玉石贸易。在哈密、吐鲁番、巴州等地出土的彩陶、海贝、珍珠，在玛纳斯、轮台以及南俄罗斯等多地出土的“山”字纹铜镜，在托克逊出土的凤鸟纹刺绣，在伊犁河谷等地出土的玻璃珠饰、青铜饰件等文物，清晰地昭示：在夏商周时期，就已存在经由新疆天山廊道和河西走廊，连接中原和亚欧草原的通道。殊方异域的各类奢华珍奇和冶金、农业、畜牧技术及物品，通过这条绵延不绝的通道交流、传播。伴随物质文化的交往，思想信仰、艺术审美也跨越千山万水，拓展于山林草原之上，深入大漠绿洲之间，融汇于千言万语之中。

↗凤鸟纹刺绣残片（距今约2500年）。吐鲁番市托克逊县阿拉沟墓葬。新疆地区出土的时代最早的丝绣作品。凤鸟头部残，但身躯等部分清楚，为飞舞回首形态，体态丰满，姿态矫健。该凤鸟纹造型特征与湖南长沙楚墓出土的纹饰如出一辙，说明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新疆与祖国内地已有密切联系。

看不清楚？来一张大图。

↗“山”字纹铜镜（距今约2500—2200年）。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轮台县阿孜干墓地出土。镜背上的主题纹饰为“山”字，是战国至秦汉时期流行的铜镜类型。河北易县曾经出土此类铜镜的镜范，结合俄罗斯巴泽雷克墓地等出土过“山”字纹铜镜残片，可知在战国中晚期，我国北方和新疆及草原地区之间的文化联系较为密切。

↗海贝（距今约2700—2200年）。吐鲁番市鄯善县二塘沟墓地出土。长约2至3厘米，外形像橄榄核，表明先秦时期中原内地与西域有着密切往来。

两汉时期（公元前202年—公元220年）

汉朝时期是中国多民族大一统格局基本形成的重要时期。

公元前60年，控制东部天山北麓的匈奴日逐王降汉，西汉统一西域。同年，设西域都护府作为管理西域的军政机构。新疆正式成为中国版图的一部分。公元123年，东汉改西域都护府为西域长史府，继续行使管理西域的职权。

早在2000多年前，新疆地区就是中华文明向西开放的门户，是东西方文明交流传播的重地。汉代张骞“凿空西域”后，琵琶、羌笛等乐器由西域传入中原，中原农业生产技术、礼仪制度、汉语书籍等在西域广泛传播，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长期交流交融，促进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发展。

汉代历任西域都护与西域长史

↗八龙纹金带扣（汉）。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焉耆县金疙瘩遗址出土。马蹄形，方尾圆首，雕有1条大龙和7条小龙，首尾相顾，扬爪摆尾，动感十足。龙身多处镶嵌有绿松石和红宝石（已脱落）。可惜文物外展，看的是图案。该带扣应是汉朝封赏赠赐给西域城郭王公贵族的礼物，体现了汉代中央政府对西域的统治。

↑↓司禾府印（汉）。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出土。通高1.7厘米，边长2厘米。印文为阴刻篆体，分两行，一行“司禾”，一行“府印”。尼雅遗址为《汉书·西域传》中所记载丝绸之路南道重要的绿洲城邦“精绝国”故地。东汉时期为实现边陲长治久安，在西域设官建制、屯田戍守、封赏赠赐，这枚小小的印章浓缩了两千多年前的屯垦戍边历史。

↗铁犁铧（汉）。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昭苏县波马古墓出土。新疆至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一件铁犁铧。此件与中原地区出土的犁铧一脉相承，反映中原地区先进农业技术在西域的传播。

↗裴岑纪功碑（汉）。原位于哈密市巴里坤县石人子乡。也称敦煌太守裴岑纪功碑、破呼衍王碑。原高139厘米，宽61厘米。原有文字6行，每行10字。字体以篆入隶，圆劲古厚，记载的是东汉永和二年（137），敦煌太守裴岑率三千郡兵击败北匈奴呼衍王部的战功史事。这段历史在《汉书》等史籍中没有记载，这块汉碑填补了史书空白。

↗“永昌”锦（东汉）。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楼兰孤台墓地出土。纹样以云气纹为骨架，穿插以三脚禽、双角双翼兽等神话动物和羊、虎等现实动物，并缀有铭文“永昌”二字。

↗《仓颉篇》木简（汉）。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出土。残长15.4厘米，宽1.08厘米，厚0.8厘米。正面残存“溪谷阪险丘陵故旧长缓肆延涣”13个字；背面上端的字迹已模糊。这件启蒙识字教材是新疆发现的最早的语言文字材料，表明西域都护设立后，汉字是西域官方通用语言文字。

↗佉卢文木简（汉）。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出土。佉卢文是新疆地区最早使用的民族古文字，起源于印度西北部犍陀罗。尼雅出土的这些木简，主要反映公元3—4世纪鄯善王治下的土地赋税、法律体制、契约、籍账、星占历法、宗教文献、文学作品等方面内容。

↗佉卢文“童格罗迦”王纪年木简（汉）。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出土。这份土地买卖契约文书写于“童格罗迦”（目前已知的最早的鄯善王）在位第36年（约公元176年），对于佉卢文时代鄯善王朝的世系研究具有划时代意义。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臂（东汉）。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出土。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镇馆之宝之一。圆角长方形，长18.5厘米，宽12.5厘米。锦面绢里，上下有六根绢带，为古代射箭时所用护臂（射褠）。用鲜艳的白、赤、黄、绿在青色的锦缎上织出汉代典型图案：云气纹、鸟兽、辟邪和代表日月的红白圆形纹，以及8个小篆文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织锦文字里的“五星”指水、火、木、金、土五大行星；“东方”是古代星占术中特定的天穹位置，即“中国”所对应的“东方”天域；“中国”泛指当时中原王朝直接管辖的地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意味着出现五星聚“东方”的天象，对“中国”的军国大事一定有大利。

↗“讨南羌”锦残片（东汉）。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出土。通长14厘米，通宽7.5厘米。上有云气纹、羽人纹、星纹，与“五星”锦图案风格完全相同，属同一织物。经考证，全幅织锦完整的语句为21个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四夷服单于降与天无极”，意为五星同时见于东方，中原王朝征讨南羌的军事行动必定取得成功。

↗“金池凤”锦囊（汉）。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出土。以锦为面，白绢为里，中心部位有圆口，口上有圆筒状红绢。囊上有树纹图案及“金凤池”三字。据推测此物作香囊之用。

↗“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锦鸡鸣枕（汉）。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出土。该鸡鸣枕由一块“延年益寿大宜子孙”文字锦缝缀而成。中部是鸡身，两端作鸡首相对状。

↗镶嵌宝石金戒指（汉）。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昭苏县夏塔墓葬出土。直径约2厘米，厚度约0.3厘米，重约10克。表面镶嵌着一颗蓝色的宝石，周围环绕一圈凸起的纹饰。内侧刻有一行梵文“愿我主保佑你”。表明这枚戒指可能是一件宗教信物。

↗葡萄坠金耳环（汉）。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特克斯县一牧场墓地出土。环径1.3厘米，下端有一串葡萄式样吊坠。

↗镂空金叶（汉）。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昭苏县夏塔墓葬出土。这些点缀于衣物上的装饰件，色彩鲜艳，反映了新疆古代居民对黄金的崇尚心理。

↗茧形陶壶（汉）。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昭苏县夏塔墓葬出土。因腹部形状类似蚕茧而得名，又称鸭蛋壶，是战国秦汉时期流行的一种器物。该件整体造型与陕西关中地区秦代墓葬出土的同类陶器极为相似。

↗十二开光梯形纹彩陶罐（汉）。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昭苏县夏塔墓葬出土。腹部一周用12组距离相等的近似正置梯形的方格进行分割，似在瓷器中采用的开光绘制图案的手法。每个方格内的纹样简约抽象，错落有致。这件新疆彩陶的陶衣和彩绘颜色，与甘青地区的彩陶有很多相似之处。

↗虎鹰嘴怪兽搏斗饰牌（汉）。吐鲁番市交河故城北沟墓出土。饰牌右上为一只怪兽，集鹰嘴、龙身、鹰爪于一体；左下有一虎。怪兽正猛啄虎颈。

↗骨雕鹿头（汉）。吐鲁番市交河故城北沟墓出土。以圆雕的立体感和透雕的层次感，把人们对鹿的喜爱之情渗透到艺术品中，体现了草原民族丰富的精神世界。

↗黑皮鸭形陶壶（汉）。阿克苏地区温宿县包孜东墓葬出土。外形酷似一只鸭子，嘴部为流形口，壶背上有凸起的棱状，似鸭翅膀。

↗漆奁盒（汉晋）。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尉犁县营盘墓地出土。

↗釉陶碗（汉晋）。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尉犁县营盘墓地出土。

↗人面纹琉璃耳坠（汉晋）。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尉犁县营盘墓地出土。由中心人面纹和外圈红绿放射纹组成，两者之间为一圈黑白相间的圈纹，外圈有11条红色、11条绿色玻璃条带。对该器物工艺和纹饰寓意的研究表明，公元4世纪新疆腹地与东南亚中南半岛之间已存在贸易交流。

↗对人对禽树纹锦衣缘（汉晋）。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尉犁县营盘墓地出土。成对出现的人、兽、树纹饰，在西域较为流行。营盘墓地还出土了一件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红地对人兽树纹罽袍，后面《瀚海珍衣——新疆古代服饰精品展》将会介绍。

↗迦腻色伽一世铜币（公元127—152年）。上海博物馆杜维善捐赠。中亚地区贵霜王朝迦腻色伽一世统治时期铸造发行的一种钱币。这类钱币的正面都是国王迦腻色伽头戴皇冠，左手持矛，右手向祭坛献祭；背面有希腊字母书写的巴克特里亚语铭文，并绘希腊众神、伊朗众神、印度众神图案，如希腊太阳神—赫里俄斯（Helios）、火神—赫斐斯塔司（Hephaistos）、月亮神—塞勒涅（Salene），伊朗幸运女神—阿道克狩（Ardochsho）、火神—阿施狩（Athsho）、风神—欧多（Oado）、太阳神—弥若（Mioro）、月亮神—瑁（Mao）、繁殖之神—娜娜（Nnan）、战神—奥拉诺（Orlagno），印度佛陀（Buddha）、释迦牟尼（Sakyamuni）、弥勒（Maitreya）。该币背面（左）为火神阿施狩，铭文为巴克特里亚文ΑΘϷΟ；正面（右）为国王献祭站像，铭文为ϷΑΟ ΚΑΝΗϷΚΙ（意为王中王迦腻色伽）。

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589年）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处于政治上分裂割据、社会动荡、民族迁徙融合的时期。三国曹魏政权继承汉制，在西域设戊己校尉。西晋在西域设置西域长史和戊己校尉管理军政事务。327年，前凉政权首次将郡县制推广到西域，设高昌郡（吐鲁番盆地）。

448年，北魏设鄯善、焉耆镇。从460年到640年，以吐鲁番盆地为中心，建立了以汉人为主体居民的高昌国，历阚、张、马、麴诸氏。塔里木盆地周缘有鄯善、龟兹、于阗、焉耆、疏勒等绿洲城郭；北疆地区主要有乌孙、嚈哒、悦般、高车、柔然、突厥等游牧政权勃兴更替。

魏晋南北朝时期，多民族迁徙，物质和技术的交流传播，促进了生产水平的提高和绿洲经济的发展。来自中原和河西地区的移民将先进的生产技术（如水利、农耕、养蚕）不断地带至西域地区，吐鲁番盆地逐步成为了西域政治、经济的重心，推动了中华文化在西域的传播。丝绸之路的畅通和拓展，加强了西域诸绿洲与中原、西方的联系以及文化艺术的交融，进一步促进了民族的交流和融合。

这一时期，多民族聚居、多文化荟萃、多宗教并存的文化面貌显著。公元前1世纪前后，佛教文化传入西域；4世纪至6世纪，佛教文化在西域广泛传播与发展，并传入中原，对古代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发展进程产生了深刻影响。

↗萨珊银币（公元309—383年）。吐鲁番市高昌故城遗址出土。银币正面为头戴王冠、后有飘带的国王右侧头像，上图上为沙普尔二世国王、下为阿尔达希二世国王。

↗五行大布（北周）。昌吉回族自治州吉木萨尔县北庭故城遗址出土。北周武帝宇文邕于建德三年（574）铸行，以一当十，与布泉、五铢并行。该币将金、木、水、火、土融入五行理论，面文字体圆润粗壮，不仅具备使用价值，还有很高的文化价值。

↗沮渠封戴墓表（北凉承平十三年·公元455年）。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地出土。上部为弧形顶，下部平底。阴刻五行隶书，每行8字：“大凉承平十三年岁在乙未四月廿四日冠军将军凉都高昌太守都郎中大且渠封戴府君之墓表也”，字迹秀美清晰。墓主沮渠封戴为北凉王室后裔，曾任高昌太守。北凉是由匈奴支系建立的十六国之一，最强盛时控制今甘肃西部、宁夏、新疆、青海的一部分，是河西一带最强大的势力。公元439年被北魏所灭，部分北凉人西迁吐鲁番重新建国，在高昌城建立割据政权。魏晋南北朝时期严禁厚葬、立碑，原立于地面上的墓碑便缩小体型埋入墓中，称为墓表。

“阿斯塔那”是维吾尔语，意为“首府”，即高昌故城。在方圆约1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分布着500余座公元3世纪至8世纪故城官民的公共墓地，出土了数万件文物，是新疆地区发掘晋唐墓葬数量和出土文物最多的遗存。文物大多藏于新疆自治区博物馆和吐鲁番物馆（目前全疆仅有的两家一级博物馆）。后面还将看到很多这里发现的珍贵文物，包括绘画、文书、彩绘俑、纺织品等。

↗前秦韩盆为自期召弟应见事（前秦建元二十年·公元384年）。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地出土。该文书有3行、29字：“建元廿年三月廿三日，韩盆自期二日召弟到应见。逋违，受马鞭一百。期具。”意为：韩盆向当地官府保证，二日内一定召弟到官府听候差遣，如果违期，愿受马鞭一百的惩罚。

↗高昌二人合夏葡萄园券（南北朝）。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租佃葡萄园的文书，前部文字残缺，可见“夏价银钱柒文…三主和同立卷…之后各不得反悔…”字样，最后有书写人和证人署名。

↗古写本《孝经》、《高昌书仪》（北朝）。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地出土。根据随葬品清单“衣物疏”中所列内容，可知《孝经》是墓主生前所用。该《孝经》另一面写有《高昌书仪》，共50行，800多字，虽前后残缺，但内容基本完整，应是现存最早的一件写本书仪。书仪是关于书札体式﹑典礼仪注的著作。

↗对猴剪纸（北朝）。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地出土。团花外围站立两组四猴，每组二猴均相背而立、两尾相连、作回头对视状，其中一猴上肢高举做握树枝状，另一只下垂相握。“猴”与“侯”谐音，猴的形象在中华文化中寓意“封侯”：猴子拿官印爬在枫树上，表示“封侯挂印”；骑在马背上，表示“马上封侯”；大猴背小猴，表示“辈辈封侯”。

↗墓主人生活图（东晋）。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由绘在六张纸上的图画拼合而成，展现了东汉时期豪门贵族的生活：上面三张纸画描绘的是户外场景，可见枝蔓摇曳的大树、日月星辰变幻下的大地；下面三张纸画描绘的是日常生活，可见装饰华丽的骏马、拱手而立的女子、烹饪饭菜的厨娘，足见主人生活之优渥。这是目前我国所见保存完好、时代最早的纸画，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急就章》古注本（高昌延昌八年·公元568年）。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地出土。《急就章》又名《急就篇》，是西汉黄门令史游编撰，被认为是我国现存最早、被保存下来的一部童蒙识字教材。全书分为“姓氏名字”、“器服百物”、“文学法理”三部分，有助于学童学文识字、增长知识、开拓视野。

↗“泰始四年”木简（西晋）。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楼兰古城遗址出土。泰始（265—274年）是西晋时晋武帝司马炎的第一个年号。该楷体墨书木简，为研究楼兰城的历史提供了准确纪年。

↗半袖绮衣（汉晋）。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楼兰方城东北壁画墓出土。半袖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流行的服式之一，由北方游牧民族传入中原地区。此件上下分裁，腰间联属，下摆宽大，左袖为带有褶裥的喇叭袖，衣服大身面料为蓝色几何纹绮，做工精致。

半袖绮衣后面是一幅《宴饮图》壁画，绘有三男三女，虽头部无存，但服饰清晰，正手持杯钵开怀畅饮，据推测可能为来往丝绸之路经商的粟特人。

↗刺绣手套（汉晋）。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楼兰方城东北壁画墓出土。手套为直筒式，中间部分以深蓝、浅蓝、白、绛红色锁绣云气纹。

↗贴金衣饰（汉晋）。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楼兰方城东北壁画墓出土。服饰为三角形，两片与两片之间拼缝，以黄褐色绢镶缘，每个三角形的中部贴缝深蓝色绢条，绢缘和绢条上贴圆形金箔。

新疆历来是多民族聚居和多种宗教信仰并存的地区。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古代印度的佛教，公元前1世纪左右传入西域后，逐渐形成了以佛教为主、多种宗教并存的局面。4—10世纪，佛教文化进入鼎盛时期，伴随着佛教信仰的传播和东渐，形成了鄯善、于阗、疏勒、龟兹、焉耆、高昌等几个重要的佛教文化中心。新疆拥有我国时代最早的石窟及佛寺，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冈石窟等石窟深受新疆石窟艺术的影响。南北朝时期，佛教文化艺术在新疆地区完成了本土化的重要历程，并在交流中不断发展，丰富了中华艺术的形式与内涵。道教在吐鲁番盆地的传播，对北朝时期高昌历史文化产生了极大影响。

↗木雕菩萨像（魏晋）。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出土。立姿，头部微侧，顶部有发髻，右手叉腰，左臂向上屈举，大拇指与食指张开。出土时散落于立柱旁，可能是建筑装饰。

↗舞伎图（晋）。和田地区于田县亚兰千佛寺遗址出土。裸体男子面相圆润，弯眉大眼，体态丰盈，披帛绕肩，挥巾而舞。

↗坐佛壁画（晋）。和田地区于田县喀拉墩佛寺遗址出土。两脚相交坐莲花坐上。双手相叠，掌心向内置腹前。

↗佛头像（西晋）。和田地区洛浦县热瓦克佛寺遗址出土。

↗彩绘菩萨石膏像（北朝）。和田地区墨玉县征集。

↗龟兹文木简（北朝）。喀什地区巴楚县托库孜萨来古城遗址出土。

↗梵文贝叶经（北朝）。吐鲁番市英沙古城遗址出土。贝叶经是书写在贝多罗树叶上的经文，被认为是最接近释迦牟尼原始教义的“佛教元典”。当年唐僧从西天取回的就是梵文贝叶经。

↗舍利盒（北朝）。阿克苏地区柯坪县丘达依塔格遗址出土。陶制，斜坡肩，直壁，平底，漏斗式盖。用赭色与黑色绘制图案，在肩部绘覆莲纹，上下之间的图案用黑色宽弦纹阻隔。肩部凿有对称的四个圆孔，盖边刻有龛式图形。

↗彩绘陶罐（南北朝）。吐鲁番市胜金口遗址出土。

↗《妙法莲华经·卷六·药王菩萨本事品第二十三》（南北朝）。吐鲁番市英沙古城遗址出土。《妙法莲华经》简称《法华经》，是佛教天台宗法典，流传最广的是鸠摩罗什的译本，共七卷二十八品，六万九千多字。

↗鸟龙卷草纹绢绣（北朝）。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葬出土。红色绢地上用蓝、绿、黄、褐色丝线绣出五座倒立的山峰、两头一体的神鸟、矫健的双龙，还有卷草纹等。两头一体的神鸟也称“共命鸟‘’，因此该件也被称为“共命鸟刺绣”。

↗道教符箓（北朝）。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葬出土。右上角绘有一位红色天神，左手持大刀，右手持长叉。周围有四行红色符文。

隋唐时期（公元581—907年）

589年，隋朝统一全国，扩大了郡县制在西域的范围。唐代，新疆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进入多元、开放的兴盛时期。在中国辽阔的疆土上，民汉语言并用；佛教进入鼎盛时期；文学、艺术、美术、音乐、医学、历法等异彩纷呈。盛唐气象是各民族共同铸就的历史辉煌。

公元657年，唐朝平定西突厥可汗阿史那贺鲁之乱以后，在天山以北及中亚地区设立了都护府、都督府和州，统归安西都护府管辖。至702年，统归北庭大都护府。

唐代文物是疆博的精华所在。很多珍品如绢画《伏羲女娲交尾图》、绢画《弈棋仕女图》、焉耆语《弥勒会见记》剧本、彩绘木亭模型、彩绘骑马戴帷帽仕女俑、彩绘天王踏鬼木俑等，都集中在这里，建议多花点时间仔细参观。

↗彩绘木亭模型（唐）。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葬出土。高20.8厘米，宽24.4厘米。目前发现的唯一唐代亭台式建筑。由基座、梁、木柱、斗拱、护栏等构件拼合而成。斗拱是中国古代建筑的精髓，镶于柱与梁之间，起到承上启下、传递荷载的作用。

↗写本《唐律疏议·名例律》残卷（唐）。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葬出土。《唐律疏议》是唐朝刑律及其疏注的合编，我国现存最古老、最完整的刑事法典，共分为12篇目，名例律是首篇，相当于总则，规定了法定刑的种类和适用原则。这件残卷由4个断片组成，首尾残缺，共41行，展示了唐代驾车伤人案件的审理过程，中部钤有“西州都督府之印”。

↗《姜行本纪功碑》（唐）。原立于哈密市巴里坤县南部天山顶。额书“大唐左屯卫将军姜行本勒石”，内记唐贞观十四年（640）闰五月，唐交河道行军副总管姜行本，率领讨伐高昌的先遣部队行至巴里坤松树塘附近，屯集粮草，置办战马，特别是利用这里松林丰茂的特点，就地取材，大量制造战车、抛石机等攻城器械，从而攻克高昌。此碑不仅是实证唐朝军队平定高昌的珍贵史料，也是唐朝加强对西域管理的历史见证。

↗宣州溧阳县调布（唐）。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葬出土。唐朝前期实行以均田制为基础的“租庸调”赋役制度。租是田租，庸是徭役，调是户调（绢、绵、布、麻等家庭出产）。该调布表明内地的租庸调物资，通过国库支出到达陇右等边疆地区。

↗伊吾军上西庭支度使牒为申报应纳北庭粮米事（唐）。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葬出土。残长8.5厘米，高27.5厘米。目前较为完整记载东天山伊吾军屯田收获情况的官府文书。记载了伊吾军屯田收获情况，每年纳给北庭粮4000石，伊州仓197石，自留3646石，并钤有两方“伊吾军之印”。

↗贞观廿二年庭州人米巡职辞为请给公验事（唐）。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葬出土。文书内容分为两个部分，前面1-7行是商人米巡职向官府的申请报告：贞观二十二年，已在庭州落籍的粟特人米巡职，带骆驼一头、马一匹、羊十五口等，要前往西州（今吐鲁番地区）做生意，请求官府发给通行路证（公验）。后面8-11行是官方判语及签署，要求“所在烽塞勘放”。

↗乾封三年张善举钱契（唐）。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葬出土。古代的一张借条，武城乡张善向崇化乡左憧憙借钱贰拾文，“月别生利银钱贰文，到月满张即须送利。到左须钱之日，张并须本利酬还。”意思是月利率为10%，年利率为120%。典型的高利贷啊。借条最后还有补充条款：除付息外，每日尚须将五尺大小的菜地上所种之菜卖于债主。左憧憙（616—673）是唐代西州前庭府府兵，在其墓中发现了15件贷款的契约和画押，反映了唐代军队经商的史实。

↗长安三年西州高昌县严苟仁租葡萄园契（唐）。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葬出土。契约内容是平民严苟仁于长安三年（703）租用麴善通葡萄园的契约，租用期五年，以铜钱支付。其中的“年、月、日”等字均为武则天所创字体，反映了唐代高昌地区与中央政府的密切联系。

↗杜定欢雇人放马契（唐）。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葬出土。

↗金条（唐）。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乌恰县拨交。

↑↓彩绘劳动妇女俑（唐）。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葬出土。这组从事簸粮、舂米、推磨、烙饼等家务劳作的妇女形象，抓住了人物劳作时的特征，惟妙惟肖，十分传神。

舂米

簸粮、推磨

擀饼

↗糜子、葡萄、梨、核桃、棉籽、酸梅（唐）。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葬出土。从这些文物中，可以一窥先民在新疆这块富饶的土地上，从事农业生产和园艺业的情况。

↗点心（唐）。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葬出土。饺子、月饼、千层酥、馄饨、春卷、胡饼等“花式”点心，体现了当时人们高超的面点制作技艺和审美情趣。饺子、馄饨是中原地区的特色食品，反映了新疆与祖国内地在饮食文化上的交流。

↗蚕茧（唐）。喀什地区巴楚县托库孜萨来古城遗址出土。

↗东国公主传丝木版画（唐）。和田市策勒县丹丹乌里克佛寺遗址出土。原件收藏于大英博物馆。版画长46厘米，宽12厘米。画面中央是一位盛装贵妇，花冠长发，身旁有两位侍女，其中一位用手指着贵妇的帽子，另一位似乎在纺线。贵妇身前是一个装满蚕茧的大筐，身后是一架木制纺车。整个画面表现的是东国公主将蚕种藏在高冠中带出，使植桑养蚕和丝绸纺织技术传入西域的故事。

↗骑驼和骑马神祇像木版画（唐）。和田市策勒县丹丹乌里克佛寺D7佛寺挖掘。原件收藏于大英博物馆。画中上面一人骑黑斑花马（于阗马），右手持一碗状宽口器皿（叵罗），其上有一玄鸟俯冲飞下；下面一人骑骆驼，右手持碗状器皿。

↗朱红地联珠对马纹锦（唐）。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葬出土。宽带联珠纹圈内为对马，四个圈与圈之间为十字花式朵花和株花。

↗联珠对雀“贵”字纹锦（唐）。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葬出土。

↗蓝白提花棉织物（唐）。喀什地区巴楚县托库孜萨来古城遗址出土。

↗布天秤（唐）。喀什地区巴楚县托库孜萨来古城遗址出土。以一根木杆作秤杆，秤盘用绣花棉布做成。

↗开元二十年薛十五年娘买婢市券（唐）。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葬出土。唐代可以进行奴婢买卖，男性为奴，常以青色为头巾，又称“苍头”；女性为婢，常着青色衣服，又称“青衣”。买卖要办理立券、过贱两道手续。立券就是订立正式契约，加盖官印。过贱就是经过官方验明正身。这份市券的内容是，十三岁的胡婢绿珠被主人田元瑜以四十匹大练（粗帛）的价钱卖给薛十五娘，其中“准状勘责状同，问口承贱不虚”，“保上件人婢不是寒良詃诱等”，表明已办理“过贱”手续，保人所担保的女奴绿珠，不是用诈骗诱拐等非法手段压贱为良，而是有主的婢女，已经市官勘责清楚。

↗龟兹文文书（唐）。阿克苏地区库车市克孜尔尕哈石窟出土。库车古称“龟兹”，是汉唐西域都护府、安西都护府所在地，古丝绸之路上的著名驿站。龟兹文是3世纪到9世纪吐火罗人使用的一种印度婆罗米字母斜体文字，十九世纪末发现于新疆库车、焉耆、吐鲁番等地。开始定名为吐火罗语，后将吐鲁番、焉耆一带残卷所代表的语言定名为焉耆语，将库车一带残卷所代表的语言定名为龟兹语。现已没有任何民族使用。

↗焉耆语《弥勒会见记》剧本（唐）。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焉耆县七个星佛寺遗址出土。中国现存最早的剧本，发现时已被烧残，残卷共44页。每页两面都用工整的焉耆语墨书，写成后似曾涂抹一层蛋清以保护字迹。由题跋可知，该剧本是焉耆著名佛教大师圣月，根据印度文本改译为焉耆文。《弥勒会见记》是一部由二十八幕组成的佛教说唱剧本，讲述未来佛弥勒从天上受胎来到人世，出家寻道，走向菩提树下，修成正果的故事。

↗吐蕃文木简（唐）。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米兰故城遗址采集。吐蕃文是7世纪初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后，参照当时的梵文字体创制的古藏文。米兰遗址出土的这些文书，反映了当时日益强大的吐蓄王朝不断与唐朝争夺西域统治地位的史实。

↗于阗文案牍、木函（唐）。和田地区出土。于阗文是5世纪佉卢文衰落后在于阗通行的一种文字，大约流行于6到10世纪。案牍、木函类似于“信封”，可通过两个小孔用绳子缚紧上下，再用封泥密封，防止外人窥探其中的内容。

↗婆罗米文残片（唐）。喀什地区巴楚县托库孜萨来古城遗址出土。婆罗米文是古印度的一种文字，梵语的第一种书写体。

↗粟特文买卖女奴文书（唐）。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葬出土。粟特文是流行于古代粟特地区的一种文字，在古波斯安息王朝官方文字的基础上创造。粟特人以善于经商著称，公元3至8世纪沿丝绸之路逐步向东迁徙，唐朝时期达到高潮。

↑↓开元四年贾忠礼抄《论语》残页（唐）。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葬出土。这是一本“学生作业”，内容是高昌县学生贾忠礼采用正书小楷抄写的郑玄注《论语·乡党》。原件被剪裁为纸靴，这是其中的一片。墓中除发现《论语》抄本外，还有《尚书》《诗经》《孝经》等儒家典籍，多为官学、私塾学生所抄，实证了唐中央政府教育制度在西域地区的有效推行。

↗彩绘泥塑“踏谣娘”俑、彩绘男舞泥俑（唐）。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葬出土。“踏谣娘”俑头戴风帽，身着绿色曳地长裙，且歌且舞。“踏谣娘”来自民间传说：北齐（一说隋末）时期，一个自号苏郎中的人，常常在酒后殴打妻子。其妻将自己的不幸编成歌谣，一边走一边唱，在一挥袖一顿足中向人们倾诉心声。

↗宦官俑（唐）。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葬出土。彩绘木俑，头戴乌纱帽，身穿黄色菱格纹绮长衫，系黑腰带。脸色苍白，挑眉吊眼，红唇大嘴，塌鼻梁扁鼻头，表现出“黄衣使者”欺上媚下的丑陋形象。

↗彩绘黑人戏弄泥俑（唐）。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葬出土。右胳膊弯曲上扬，右手呈攥握状，手心有一小孔，似应握有棍棒，推断正表演舞蹈。

↗女舞俑（唐）。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葬出土。彩绘木俑，呈侍立恭候状。头束半翻髻，柳叶眉，细长凤眼，朱唇轻抿，面绘红色花钿。上身着联珠团窠对鹊纹绫织半臂，肩披黄底白花罗织披帛，下身穿红黄相间的竖条曳地间裙。

↗女舞木俑（唐）。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葬出土。木胎，双臂由纸捻制成。头束双环望仙髻，面绘红色花钿，脸颊处为晕染斜红，唇角两侧为红色妆花，上身着黄色短襦，下穿黄地红条纹长裙，腰系花锦宽带，再现了唐朝女子的衣着妆扮。

↗木身彩绘泥塑鸟髻仕女俑头像（唐）。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葬出土。头顶饰有一只金色的雄鹰，呈展翅状。

↗彩绘泥塑打马球俑（唐）。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葬出土。人俑和马俑均刻画得形神兼备。人俑骑一匹白马，身着绛色长袍，脚穿黑色皮靴，足踩马蹬，两目注视地面，右臂前伸作击球状。马俑躯体浑圆，前胸宽阔，四肢强健。“打马球”这项体育运动唐朝时盛行于长安，后传入西域广受喜爱。

↗倒立人俑（唐）。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葬出土。又称木雕顶竿倒立俑。由顶竿人、顶竿和倒立童子三部分组成。通过头顶木竿和竿上单臂倒立童子的高难度动作，展示了西域杂技艺术风采。

↗彩绘泥塑马舞俑（唐）。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葬出土。马体内中空，露出的四肢应是表演者的脚。骑者头戴黑色幞头，身穿绿色短衣，双手上举作起舞状。西域盛产良马，马舞游戏在民间很盛行。传入中原后，曾在唐代宫廷风行一时，但不是由人妆扮表演，而由训练有素的马进行表演。

↗彩绘泥塑戴面具舞蹈俑（唐）。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葬出土。舞者头戴动物面具，上有红色、绿色圆点装饰；身着圆领连衣裙，袖口和下摆有黑色条纹装饰；两脚分开，鞋上有蝴蝶结；双臂伸展，正在表演。面具舞是古代一种驱鬼逐疫的祭仪。

↗戴帷帽骑马仕女俑（唐）。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葬出土。通高39厘米。仕女头挽高髻，戴黑色方锥形垂纱帷帽（纱笼已失），脸庞丰润，薄施脂粉。上身穿白色小花纹襦衣，下穿黑色树叶纹图案的绿色长裙，裙上端高及胸部，足穿黑靴，端坐在棕色骏马上。这些仕女俑华美的服装、靡丽的妆容、精美的饰品，展示了盛唐时期高昌地区与长安一样流行的时尚和文化。

↗彩绘泥塑骑马俑（唐）。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葬出土。

↗彩绘仕女双人图（唐）。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葬出土。

↗彩绘仕女弈棋图（唐）。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葬出土。复制品。原件是描绘贵族妇女生活的一组绢本设色画，出土时已破碎，修复后重现了11位妇女儿童的形象，有仕女弈棋、侍婢应候、儿童嬉戏等内容，为研究唐代绘画技艺、服饰艺术、地方民俗以及围棋发展等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此图仕女发束高髻，面色红润，面颊丰腴，眉间饰花钿。身着红绿撞色襦裙，外披轻纱披帛，手戴玉镯，呈举棋未定而沉思状。

↗彩绘侍马图（唐）。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葬出土。共八扇木框紫绫边牧马屏风，每扇均绘有鞍马和侍马人，表现了西域马的强健挺拔。

↗彩绘泥塑鞍马俑（唐）。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葬出土。颈部和臀部绘有斑纹，可能是唐代诗文记载的“五花马”。

根据新疆出土的考古材料和其他地方的传世书画，一些学者认为，五花马是古代于阗出产的一种西域马——于阗马，体型高大健壮，身上布满团状黑色斑点。

这幅画与上面的骑马神祇像木版画相似，一人骑在于阗马上，右手持碗状器皿，不同的是俯冲向下的玄鸟位置，这幅位于右上方，前面那幅在左上方。

↑↓彩绘天王踏鬼木俑（唐）。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葬出土。镇馆之宝之一。高86厘米。天王身着华丽的服饰，神态威严。张口龇牙，浓眉倒立，双目圆瞪。左右胸部各佩一块圆形护镜，双肩有虎头护膊。左臂上举，脚踏一小鬼，凛然正气扑面而来。小鬼除头部绘小红帽，面部用黑色勾画出眉须之外，全身为木色，衫托出天王的威仪。

天王踏鬼木俑是唐代常见的一种陪葬品，反映了时人对来世的信仰和对墓葬仪式的重视。

↑↓彩绘泥塑伏听俑（唐）。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葬出土。长69厘米，宽61厘米。头戴前低后高的黑色圆形冠，身着圆领窄袖长袍，双腿向上弯曲，双手半举，平扑于地。嘴唇紧闭，头微微抬起，侧面向右前方注视，右耳几乎着地，似在聆听什么。

这种俯身跪伏侧耳聆听的墓俑，又称跪拜俑、伏拜俑、匍匐俑、卧伏俑，也是一种墓室保护神。其姿态被认为是对先人行孝的一种方式，表达的是对先人的感恩之情。也有人认为是在倾听“地府”动静，随时做好护卫墓主的准备。

↗摹本壁画行乐图（唐）。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葬出土。行乐图是古代一种艺术形式，起源于唐代的浮雕刻画，用于描绘古代官僚贵族在闲暇时的各种娱乐活动，涵盖诗词、音乐、舞蹈、赛马、射箭等多种形式。

↑↓伏羲女娲图绢画（唐）。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葬出土。镇馆之宝之一。长220厘米，宽116.5厘米。绢质。以白红黄黑四色，描绘人首蛇身的伏羲和女娲，手持规矩，上身相拥，尾部缠绕。女娲发梳高髻，两腮涂红，额间有花钿，右手执规。伏羲头绾方巾，斜插长簪，左手持矩。两人头部上方绘日形，蛇尾相交之下绘月形，日月周围各有11颗大星环绕；男女人物四周有大小不一的圆点，或散布或以短线相连，勾画出星宿排列之状，充满神秘色彩。

我国古代传说中，伏羲和女娲是人类的始祖，创造了万物，二人通婚，繁衍人类。该图他们相拥交媾、手持“规”“矩”于星辰宇宙间的画面，表达了生命延续的主题，也象征古人对于宇宙“天圆地方”的认知观念。

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了大量《伏羲女娲图》，时代为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其中一些为深目高鼻的胡人形象，另外一些为汉人的形象。汉胡两种风格的同时出现，说明新疆地区各族人民在祖先认同上，与中原地区达到了高度一致。

↗天王武士泥俑（唐）。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葬出土。

↗彩绘鸡首人身俑、猪首人身俑（唐）。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葬出土。目前新疆唯一的大型生肖俑文物。鸡首人身俑通高80厘米，鸡冠高耸且坚挺有力，眼睛圆瞪，耳朵侧竖。上身穿绿色交领宽袖长袍，下身着褐色花长裙。足穿花锦鞋。猪首人身俑通高79厘米，猪的头部在写实中适度夸张，猪鼻前伸，双耳直竖。上身着桔黄色交领宽袖长袍，下身穿棕褐色红蓝点小团花长裙。足穿方头鞋。

↗人首镇墓兽（唐）。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葬出土。

↗彩绘木牛车（唐）。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葬出土。前门两侧开有小窗，车厢顶部有黑色幔子。可能是古代妇女乘坐的牛车。

↗彩绘木篷车（唐）。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葬出土。这辆车的车顶呈马鞍形。魏晋至唐代牛车盛行，牛车的“底盘”低，速度慢，较舒适；牛也比马便宜，更实用。

↗泥塑塔（唐）。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焉耆县七个星千佛洞征集。

随着唐代社会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丝绸之路迎来了空前的辉煌。在东起长安西至地中海东岸的交流通道上，商旅相继，职贡不绝。唐朝与拜占庭（东罗马）、波斯萨珊王朝以及大食国的贸易往来不断加强，财富、珍宝随着形形色色的商队汇集西域、抵达长安。

↗人首怒像陶饮器（唐）。和田地区和田县约特干遗址出土。共出土两件人面兽首陶塑，一为喜面，一为怒面，从顶端到下部均有一连通的圆孔，可用来灌注液体。该怒面者残长17厘米，双眉紧锁，双眼圆睁，嘴唇紧闭，满脸怒气。另一件喜面者没见到，但可想象是面含笑意、喜气洋洋。

↗彩绘驮夫俑（唐）。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葬出土。头戴白色尖顶毡帽，身穿浅蓝色翻领长袍，浓眉大眼，双手紧攥，似正牵引骆驼。此件雕刻不算繁复，但细节很动人，如白色毡帽侧面绘有红色菱纹图案，帽檐外翻露出暗红色帽里；胸前衣领外翻，可见红色衬里上缀有花纹。

↗彩绘单峰泥驼（唐）。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葬出土。唐代雕塑作品中高大的双峰骆驼居多，身材较小、四肢修长、主要产于阿拉伯和北非等地的单峰驼较为少见。

↗总章三年白怀洛举钱契（唐）。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葬出土。契约全文为：“总章三年三月廿十一日，顺义乡白怀洛于崇化乡左憧憙边举取银钱拾文，月别生利钱壹文，到月满日，白即须送利。左须钱之日，白即须子本酬还。若延引不还，听牵取白家财及口分，平为钱直。仍将口分、蒲桃（葡萄）用作钱质。身东西不在，一仰妻儿酬还钱直。两和立契，获指为验。钱主：左。取钱人：白怀洛。保人：严士洛。知见人：张轨端。知见人：索文达”。与前面的“唐乾封三年张善举钱契”一样，典型的高利贷。难怪古人云：求人难，借钱更难；黄连苦，借钱更苦。

↗雕花木尺（唐）。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葬出土。该尺是计量工具，属于度量衡的“度”。长29.3厘米，宽2厘米，厚0.9厘米，正面刻有花纹。

↗联珠鹿纹锦（唐）。吐鲁番市阿斯塔纳墓葬出土。20个圆珠联成一圈，圈内是一只长着四条小短腿的鹿，体形肥硕，昂首挺胸，颈系飘带。该鹿纹形象是一种大角鹿，在丝绸之路上发现的银器、陶器中常作为装饰出现。颈系飘带据考证与袄（xiān）教（拜火教）有关。

五代宋辽金时期（公元907—1205年）

五代、宋、辽、金时期，中国历史发生深刻变迁，西域各绿洲城郭、游牧部落经过重新整合，在9世纪中后期形成了高昌回鹘王国、喀喇汗王朝、于阗3个西域地方政权。这些历史上的西域地方政权，都有浓厚的中国一体意识，或认为自己是中原政权的分支，或臣属于中原政权。尤其在宋代，与宋朝保持着朝贡关系。高昌回鹘尊宋为舅，自称西州外甥，高昌回鹘使用唐代历书一直延续到10世纪下半期，喀喇汗王朝则多次派使臣向宋朝朝贡。

这一时期，新疆地区社会经济发生显著变化，多元文化竞相发展、多种宗教并存。

912年，于阗尉迟婆跋（李圣天）继位为“于阗王”，自称唐朝宗属，随唐朝国姓李，是于阗和中原地区天下一宗观念的体现。938年，李圣天遣使向后晋朝贡，后晋册封其为“大宝于阗国王”。

宋代，西域地方政权与宋朝保持着朝贡关系。高昌回鹘尊中朝（宋）为舅，自称西州外甥。高昌回鹘使用唐开元七年的历书（《大衍历》），一直延续到10世纪下半期。喀喇汗王朝多次派使臣向宋朝朝贡；其首领自称“桃花石汗”，意为“中国的汗”，所表达的中国是一个统一体的概念。1132年，契丹贵族耶律大石在叶密立（今额敏县），建立西辽王朝，随后征服喀喇汗王朝，控制新疆和中亚，典章礼制多沿袭中原旧制。

这一时期，新疆地区社会经济发生显著变化，多元文化竞相发展，多种宗教并存。高昌回鹘、于阗的佛教艺术依然兴盛；10世纪至14世纪，景教、摩尼教随着回鹘等民族信仰而在天山南北多地兴盛。9世纪末10世纪初，喀喇汗王朝接受伊斯兰教，11世纪初攻灭于阗，结束了佛教在于阗千余年的历史。

↗高昌回鹘王像。绘于吐鲁番市柏孜克里克石窟第45窟。

↗亦都护供养像。绘于柏孜克里克石窟北庭西大殿正殿门侧壁画上。亦都护是古代高昌首领的称号，意为“幸福之主”或“神圣陛下”。供养人是出资建造石窟的人，该像为回鹘王供养人像。

↗于阗王李圣天画像。绘于甘肃省敦煌市莫高窟第98窟。李圣天本名尉迟婆跋，五代至宋朝初年的于阗国王，在位期间年号、行政建制、官职设置、建筑、服饰等多效仿唐朝，表明其心向中原。

↗于阗王尉迟输罗致沙洲大王曹元忠文书（影印件）。甘肃省敦煌市莫高窟藏经洞出土。于阗王尉迟输罗于北宋开宝三年（970）写给沙洲（敦煌）节度使曹元忠的于阗文书信正本，内容是于阗对喀喇汗王朝的战报。钤汉文朱印9方，最后有一个大大的汉字“敕”。尉迟输罗是李圣天的儿子、曹元忠的外甥。这件罕见的于阗文敕书完本，不仅为沙州、于阗两地的友好交往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内容，也是研究于阗佛国灭亡前和喀喇汗王朝早期历史的珍贵史料。

↗石面具（公元10—13世纪）。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新源县征集。长23.5厘米，宽17厘米，厚6厘米。圆目内陷，眼珠突出，瞳孔处有穿孔；鼻梁隆起，鼻翼肥大，鼻尖上翘；嘴唇微张，留有口缝。面具边缘凿有一周凹槽，两耳和前额的凹槽上各钻有两个直径约4毫米的透孔，凹槽和透孔应为镶嵌面具所用。该面具造型概括而夸张、立体感强，是典型胡人形象。

↗有柄带流铜壶（宋代）。和田地区和田市征集。

↗三嘴白玉吊灯（1071年）。和田地区和田市征集。三个灯嘴均呈三角形，内刻长方形深槽，可放灯油和灯芯。灯嘴尾端通过十二瓣花造型的圆座相连。外壁刻有回历“492”字样。

↗焉耆女供养人像、闻法图、比丘教授图（宋代）。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焉耆县七个星佛寺出土。这些壁画虽历经千年仍色彩鲜艳，人物形态栩栩如生。“焉耆女供养人像”为德国探险队挖掘，描绘的是四身女供养人的头像，脸形长圆，面部稍凸，柳叶状眉，鱼形眼睛，嘴小，具有回鹘人面型特点；头束高髻，前插长梳，耳悬珰，外穿黄色短上衣，内为红色衬衣。“闻法图”为俄国探险队挖掘，描绘的是神情专注或合掌或跪坐听法的比丘。“比丘教授图”为英国探险队挖掘，描绘的是师父给徒弟传授佛经，师父手拿一个纸板在上面写字，徒弟们跟着书写。

↗摩尼铜像（唐至宋）。乌鲁木齐市征集。摩尼教于公元3世纪兴起于古代波斯，是以祆教为基础并吸收基督教、佛教的教义思想而形成的混合宗教，在中国被称为“明教”。6世纪时传入新疆，在塔里木盆地一带传播。8—9世纪回鹘汗国将其奉为国教，漠北回鹘西迁后，摩尼教在新疆的传播较广。9—10世纪达到全盛。明朝中后期消亡。此像为摩尼教教主造像。福建省晋江市草庵有一尊摩尼光佛造像，据说是世界上唯一保存下来的摩尼教教主石刻造像，笔者2022年11月曾有幸观瞻。

↗粟特文书信（宋）。吐鲁番市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摩尼教东方教区教徒写给本教区最高教职的公文书信。此为复制件，原件由9张纸粘接而成，墨书粟特文135行。接缝处钤红色印鉴。中间彩绘伎乐图一幅，有一行金字标题。

↗回鹘文木杵（宋）。吐鲁番市安乐古城南佛寺遗址出土。西州回鹘国前期造寺奠基木发愿文。长62.3厘米，主干部分直径5.5厘米，下端呈尖状。八棱八面，每面有两行墨书回鹘文，共16行，多数字迹已漫漶不清。

↗回鹘文译本《大般涅槃经》（北本）残页（宋）。吐鲁番市木头沟出土。《大般涅槃经》是大乘佛法的根本经典之一，中心内容讲佛身常在，涅槃常乐，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等大乘思想。有多个译本，其中由北凉昙无谶所译称为“北本”，南朝宋慧严、慧观与谢灵运等译本称为“南本”。

元明时期（公元1206—1644年）

13世纪元朝建立，规模空前的政治统一局面推动了规模空前的民族迁徙，形成了元朝境内广泛的民族杂居局面，促进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1206年，元太祖孛儿只斤·铁木真建国，被尊称为成吉思汗；1271年，忽必烈定国号为元。元朝设北庭都元帅府、宣慰司等管理军政事务，加强了对西域的管辖；1251年，西域实行行省制。这些军政建制，具体地体现了中央政府对西域广大地域的管辖统治，是汉代以后历代中央政权对天山南北各地行使主权的延续和发展。

1368年明朝建立后，西域各地与明朝间保持较密切的朝贡关系。中央政权设立哈密卫作为管理西域事务的机构，并在嘉峪关和哈密之间先后建立安定、阿端、曲先、罕东、赤斤蒙古、沙州六个卫，以此支持管理西域事务。哈密卫的建立，是自汉唐、元朝以来，中央政府对西域各地管辖的继续。

元明时期，新疆地区各民族进一步融合，多元文化发生了深刻变迁。随着伊斯兰教的不断传播，袄教、摩尼教、景教等宗教日趋衰落。14世纪中叶，东察合台汗国统治者以战争等强制手段，将伊斯兰教逐渐推行到塔里木盆地北缘、吐鲁番盆地和哈密一带。至16世纪初，新疆形成了以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佛教、道教等多宗教并存的格局。

↗察合台银币（元）。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阿力麻里故城遗址出土。察合台是蒙古四大汗国之一，原为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的封地。1225年，成吉思汗划分诸子封地，察合台领有西辽旧地，14世纪初合并窝阔台汗国后，兼有天山南北麓及阿母河以东地方。最盛时疆域东至吐鲁番、罗布泊，西及阿母河，北到塔尔巴哈台山，南越兴都库什山。察合台汗国铸造并通行的货币有金币、银币和铜币，正面和背面主要是文字、组字画押和各种图案。

↗察合台金币（元）。昌吉回族自治州阜康市六运古城遗址出土。

↗黄色绢面织金锦边袄子（元）。乌鲁木齐市盐湖墓葬出土。以黄色绢为面，粗白棉布衬里，袖窄长，腰部细束。腰部钉有30道“辫线”，袄子袖口、领、肩部和下摆襟边等处均有织金锦做成的边饰。织金锦是一种将金线织入锦中而形成特殊光泽的丝织物，元代得到空前发展，多为贵族阶层男女穿用。

↗双凤纹高足青花瓷碗（元）。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阿力麻里故城遗址出土。呵呵，“元青花”。高11.2厘米，口径15.9厘米，足径6.5厘米。竹节状高足，内壁有两只凤凰相间于云纹中，牡丹纹环绕口沿四周，外壁为缠枝牡丹和莲花纹。

↗双龙纹瓷碗（元）。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阿力麻里故城遗址出土。

↗长颈玻璃瓶（元）。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瓦石峡遗址出土。经化验，钾和镁的含量较高，属钠钙玻璃，与中国古代的铅钡玻璃成分不同，可能通过丝绸之路传入。

↗景教石碑（元）。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阿力麻里故城遗址出土。上部刻有十字架图案，下部两侧为叙利亚文字，有学者译为“伊丽莎白，青年女子”。景教属于基督教聂斯托利派，由叙利亚人聂斯托利于5世纪上半叶创立，经波斯、中亚传入中国。9世纪后在新疆获得极大发展。14世纪中叶后，受伊斯兰教强力扩张的影响，景教在新疆走向衰落并最终消亡。

↗青玉镂雕花鸟蟠枝葵花杯（明）。北京故宫博物院调拨。

↗麒麟送子铜牌（明）。吐鲁番市高昌故城遗址采集。

↗“大明永乐”款绿度母铜像（明）。征集。

↗铜鎏金金刚总持造像（明）。征集。红铜鎏金，头戴五叶宝冠，面容方圆，双目微闭，腰身拉长，嵌松石为饰。莲花座为后配。15世纪西藏中部地区作品。

清时期（公元1616—1912年）

清朝是我国近代疆域最后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最终确立的时期。1616年，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建立大金政权（史称后金）；1636年改国号为清；1644年清军入关，定都北京。1755—1759年，清朝政府在先后平定准噶尔、大小和卓叛乱，统一天山南北后，于1762年设立“总统伊犁等处将军”，作为新疆地区最高军事行政官员，代表中央政府有效实行对天山南北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直至帕米尔广大地区的统治和管辖。为了维护新疆地区的政治稳定和中国西北边疆地区的安全，清朝实行军政合一的军府体制，通过政治、军事、经济、边防、民族、宗教、文化等一系列更加系统的治理政策，加强了对天山南北的统治，密切了与全国各省份的联系，新疆经济文化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为近代新疆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疆域等格局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

1884年，新疆地区正式建省，并取“故土新归”之意，改称西域为“新疆”。1912年新疆积极响应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在新疆的统治，同全国人民一道进入中华民国时期。

↗镇迪道就刘锦堂补授甘肃新疆巡抚仍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事务事札吐鲁番厅文（清光绪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左宗棠就新疆设置郡县事之奏折（清光绪六年六月十一日）。征集。左宗棠与刘锦棠是平定西北、收复新疆的“黄金组合”，为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做出了重要贡献。

↗钦命管理乌鲁木齐等处事务都统恭（清）。征集。内容为光绪七年，乌鲁木齐都统命吐鲁番同知，派遣四百名工匠，支援修筑新满城（今乌鲁木齐），并给工匠们发放薪资。文书盖有公印。清代在察哈尔、热河、乌鲁木齐设置“都统”，与“将军”品级相同，都是统辖地区的最高长官。“恭”表示对收件人的尊敬，类似于“敬启”。

↗光绪二十年谷振杰祖父母诰命卷（清）。征集。皇帝颁发给谷振杰祖父母的诰命。内有“尔谷自和迺花翎留新疆记名总兵，新疆喀什噶尔提属和闐营参将，最勇巴图鲁（英雄）谷振杰之祖父”、“兹以覃恩，赠尔为振威将军。赐之诰命”等语，表明为彰军功，诰授镇威将军（从一品）。

↗惠远城新满营镶白旗佐领图记（清）。伊犁征集。方形印台，圆柱形柄，印文为满汉两种文字：“惠远城新满营厢（镶）白旗左（佐）领图记”和“礼部造”。清代在伊犁有惠远城满营、惠宁城满营等八旗驻军，负责驻防、巡守、平乱御外等。镶白旗为八旗之一；佐领是官职名，相当于师长；图记是官府印章的一种，共有宝、印、关防、图记、条记、钤记六种印章，对应不同的等级。

↗饷银五钱、饷银二钱（清）。征集。清政府统一新疆后，天山南北驻军官兵的俸饷和官府衙门的日常开支，均由中央政府和内地多省协济拨款，称为“协饷”。当遇有重大事件时，还会另拨专饷给予支持。自1760年至1911年的150余年间，清政府拨给新疆的协饷和专饷共约4亿两白银，对促进新疆的稳定发展和我国西北边防安全的巩固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些饷银是为协饷制度专门铸造的钱币，与当时的通用钱币样式有所不同。

↗平定准噶尔勒铭伊犁碑（清）。复制件，原碑现存河北省承德市普宁寺。清乾隆二十年（1755）五月平定准噶尔部叛乱后，乾隆亲自撰文，记叙清军出师缘起、卫拉特蒙古各部相继内附以及清廷分封众建的意义，并以满、汉、蒙、藏4种文字镌刻立碑。

↗左宗棠行书七言联（清）。征集。晚清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左宗棠的一幅书法作品，内容为“强恕而行仁莫近，至诚无息德之纯”，典出《孟子》《中庸》。左宗棠（1812一1885），湖南湘阴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时，“抬棺出征”，击退沙俄，收复新疆，维护了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咸丰六年拾千文（清）。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博乐市征集。纸币发行在清朝初期比较谨慎，认为只能作为权宜之计，不能作为国家正式货币。但清末太平天国爆发，军费支出浩繁，加上黄河连年决堤等原因，外忧内患之下被迫推行。咸丰三年至咸丰九年开始发行“户部官票”和“大清宝钞”，其中大清宝钞先后有伍佰文、壹千文、壹千伍佰文、贰千文、伍千文、拾千文、伍拾千文、百千文等面额。这张拾千文纸钞呈长方形，有双龙、海浪等图案，“天字第号”、“准足制钱拾千文”、“天下通行、出入平安”等字样以及户部印章。

↗喀造光绪银圆伍钱（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政府平定大小和卓叛乱，重新统一新疆后，重启新疆货币制度，先后在叶尔羌、阿克苏、乌什、伊犁、库车、喀什噶尔、迪化（乌鲁木齐）设立七个铸钱局，采用浇铸法，按圆形方孔形制，统一铸造有乾隆及其后历朝皇帝年号铭文的钱币，实现了与内地货币制度的基本统一。同时在用材、文字、重量、币值、流通范围等方面带有鲜明的地区和民族特色。为了贸易、征税、发放薪饷等需要，叶尔羌局、阿克苏局、乌什局、库车局、喀什噶尔局铸造红钱（以紫铜红铜为原料，外观呈红色），流通于天山南路；宝伊局、宝新局铸造与内地一样的制钱，在天山北路流通。制钱面铸年号，背用满、汉两种文字标示钱局名；红钱面铸年号，背文铸汉、满、维吾尔三种文字。建省后，除伊犁外的新疆地区一律使用红钱。

↗迪化光绪银圆伍钱（清）。征集。

↗清道光款黄地褐绿彩双龙戏珠纹瓷盘（故宫博物院调拨）、银丝编织小盘（征集）

↗花卉纹铜执壶（清）。征集。维吾尔族生活中传统的注水洗手用具。细颈，扁圆腹，喇叭形圈足，长流嘴曲立向前，并有维吾尔文及花卉纹饰。

↗镂空花卉纹铜盆（清）。征集。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为接水处，下部为存水处。通体錾刻镂空，盆面有很多小洞。

↗《钦定回疆则例》（清末排印本）。征集。清廷处置“回疆”事务各项政令的辑录，有汉、满、蒙3种文本，现行汉文本为光绪三十四年（1908）排印本。

↑↓土尔扈特银印（清）。征集。虎钮，正方形印座。通高7.6厘米，长10.7厘米，宽10.7厘米。重4.4千克。印面镌刻满蒙两种文字，意为“忠诚的旧土尔扈特部英勇之王”。这是清乾隆帝颁发给土尔扈特首领渥巴锡的官印，也是清政府对东归的土尔扈特蒙古诸部首领封爵赐印的历史物证。1771年，土尔扈特汗渥巴锡不堪沙俄的欺凌和压迫，率部众克服艰难险阻顺利回归祖国。清朝举全国之力，发动军民捐助，妥善安置诸部。乾隆帝亲撰《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刻石立碑于承德避暑山庄的普陀宗乘庙。清朝的赈恤和安置，土尔扈特部重归中华民族大家庭，充分体现出了血脉相连、荣辱与共、守望相助的中华民族精神。

↗三足带盖狮身薰炉（清）。乌鲁木齐市征集。

↗“拾两”铜砝码（清）。征集。

↗鎏金释迦牟尼坐像（清）。新疆自治区公安厅拨交。

↗咱雅班智达铜像（清）。复制件。原件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咱雅班智达原名南喀嘉措，明末清初厄鲁特蒙古高僧、翻译家。

↗铜鎏金三面观音坐像（清）。征集。

↗宗巴喀坐像（清）。征集。

↗乾隆刻诗经大白玉人物山子（清）。北京故宫博物院调拨。玉山子即圆雕山林景观，常以新疆和田地区的玉石为材质。

↗青玉泛舟图山子（清）。北京故宫博物院调拨。

↗彩色文具盒（清）。喀什市征集。

↗刻花书架（清）。征集。

↗洛甫爱西塔勒（清）。喀什市征集。长109厘米，维吾尔族弹拨弦鸣乐器，与热瓦甫相近。

↗卡龙琴（清）。征集。维吾尔族弹弦乐器中弦最多的一种传统乐器。

↗库姆孜琴盒（清）。征集。库姆孜是柯尔克孜语，意为“美丽的乐器”。

↗雕花白玉扶手（清）。和田市征集。以汉白玉透雕制作的扶手。与椅背衔接处雕有榫头，联帮间刻成菱格纹。扶手前端雕刻一朵花，花蕊前伸下垂，装饰效果明显。

前后4个小时，基本陈列《新疆历史文物展》参观完毕。

“国博厅”暂时关闭。这是中国国家博物馆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共同设立的专业展厅，作为国博向新疆输送精品展览的固定场所。

《逝者越千年——新疆古代干尸陈列》位于5号展厅，展陈若羌县、且木县、吐鲁番市等地出土的先秦时期至唐代的干尸标本近十具，附属服饰和物品百余件。这些实物蕴含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实证自古以来新疆地区多文化多民族多宗教并存交融的史实。

新疆是世界上出土古尸最多、保存最完好的地区，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鄯善县北火焰山中的苏贝希古墓、哈密五堡古墓、罗布泊等地都有大量古尸出土。与埃及木乃伊经过人工防腐处理不同，新疆古尸是在干燥、无菌、高温的特殊环境条件中自然形成的，对于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考古学以及医学等学科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展览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黄沙珍藏的无声挽歌——塔里木盆地先民的生死求索”，包括“追寻罗布泊生灵”和“探究且末人之美”两个单元；第二部分“绿洲埋葬的千古英灵——吐哈盆地先民的历史重现”，包括“哈密五堡寻迹”、“姑师人的家园——苏贝希墓地”、“晋风唐俗育英杰——阿斯塔那墓地”三个单元。

↗铁板河女性干尸。新疆出土的最早的古尸，1980年4月出土于罗布泊附近楼兰古城遗址北侧、距今约3800年的铁板河墓地，也称“楼兰美女”。去世时大约45岁，高1.55米。身着粗质毛织物和羊皮，足蹬粗线缝制的毛皮靴。全身皮肤呈红褐色，富有弹性。棕黄色的头发长约一尺。眼睛大而窝深，鼻梁高而窄，下巴尖翘，具有鲜明的欧罗巴人种特征。

↗小河墓地女尸。2003年出土于楼兰古城遗址西侧、距今约3800年的小河墓地。出土时面带微笑，也称“小河公主”。

↗古墓沟幼儿干尸。1979年出土于孔雀河下游北岸、距今约3800年的古墓沟墓地，也称“且末宝宝”。出土时从头到脚包裹毛毯，用16根木别针连接，只露出面部。

↗且末男尸、女尸。1985年出土于且末县扎滚鲁克村西、距今约3000年至魏晋时期的墓地中。两者似为夫妻，男尸毛发、眉毛和胡须保存完好，女尸身穿红色套头裙衣，指甲可见光泽，面部残存妆容。

↗洋海墓地干尸。洋海墓地位于鄯善县吐峪沟乡洋海夏村西北、火焰山南麓的戈壁沙漠地带，曾是古代姑师人（后改称车师）生活的地方。

↗张雄干尸。1973年出土于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时脸型瘦削，腹部低陷，皮肉收缩，身高1.68米。根据墓志铭记载，张雄（583—633）是高昌国左卫大将军。祖籍河南南阳，先世移居西域，与高昌王室曲氏家族通婚。

《瀚海珍衣——新疆古代服饰精品展》位于3号展厅，展陈先秦至清朝时期新疆各民族居民的服装、鞋帽和装饰品，反映新疆多元文化荟萃的特征，说明服装的变迁史也是社会的发展史。展览分为先秦时期服饰、汉晋服饰、隋唐时期服饰、五代宋辽蒙元时期服饰、明清时期服饰5个部分，是研究和探索中国古代新疆服饰文化的重要资料。

↗对虎纹金箔带（战国）。吐鲁番市阿拉沟墓地出土。类似金箔带在前面见过。

↗“大长乐明光承福受右”锦片（汉晋）。乌鲁木市征集。图案以山状纹为主，中间装饰虎、鹿、狗、有翼神兽等5种瑞兽，绣“大长乐明光承福受右”9个篆体汉字。

↗营盘男尸服饰（汉晋）。尉犁县营盘墓地出土。头戴白色麻质贴金面具，脑枕鸡鸣枕头，上穿红地人兽树纹罽（ji）袍，下穿深紫色毛绣长裤，左臂戴深蓝色绣花臂章。该红地人兽树纹罽袍为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对于我国罽袍类衣服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外袍纹样带有明显的希腊化艺术风格。图案布局对称工整，每一区由上下六组石榴树和四组两两相对的人物，间隔一组对牛或对羊的动物组成，呈二方连续的形式横贯终幅。其中的人物形象一致，均为手持兵器进行对练的男性，卷发、高鼻、大眼，人体的结构比例有意夸张，以此表现形体的健壮有力。

↗龟兹供养人像

前面《新疆历史文物展》已将古人的衣食住行作了全面展示，所以这里很难看到更多新鲜内容。

《“永远跟党走——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新疆革命文物展》位于6号展厅，由“开天辟地”、“改天换地”、“翻天覆地”、“惊天动地”四个部分组成，展出105组馆藏革命文物，并结合图片、历史文献和场景复原等，解读新疆红色革命文物的时代价值，以点带面展示中国共产党百年光辉历程。

《中华史册——新疆出土文献展》位于10号展厅，从“简帛文书”、“纸质文书”、“碑刻墓志”、“研究保护”四个部分，展出文物150件（组），涉及汉唐至元明清时期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宗教等多个领域，具有很高的史料研究价值。

出土文书是新疆博物馆的馆藏特色之一，因为文书属于有机质文物，保存下来需要特殊环境和条件。新疆文书多出土于古楼兰、和田、吐鲁番等地，这些地区气候干燥，加上出土地多被沙漠覆盖，使得珍贵文书能越千年而不朽。

出土的两汉时期简帛文书主要来自若羌县土垠遗址、民丰县尼雅遗址等，涉及诏令、屯戍、邮驿、使者往来等多方面内容，表明汉朝统一西域后，汉语言文字成为西域通用语言文字。出土的魏晋时期简帛文书集中在若羌县楼兰古城遗址、民丰县尼雅遗址、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葬，汉文类简牍内容丰富，涉及设官建制、屯田戍守、封赏赠赐等多方面；非汉文类简牍主要以佉卢文为主，内容包括绿洲古国律令、经济契约、书信、佛经抄件等。出土的隋唐时期文书数量多、类型广、研究价值重大，尤其是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葬出土的牒、帖、状等格式的官文书，反映了当时施行与中原相同的州县、乡里、城坊等行政制度和均田、租庸调、徭役、差科等经济制度，还有镇、戍、烽堠、守捉等军事制度，以及馆驿、车坊、马坊、长行坊等交通制度，是研究唐朝治理西北边疆的珍贵资料。

↗封戴哀册（北凉）、龟兹文木简（东汉—南北朝）。哀册也称哀策，是封建时代颂扬帝王﹑后妃生前功德的韵文文体，行葬礼时由太史令读后埋于陵中。

↗汉书驳议（晋）。考证史实、驳议辨疑的史考类文书。

↗妙法莲华经观世音普门品第二十四写本残卷（北朝）

↗义和三年屯田条例得水讁麦斛斗奏行文书（麴氏高昌时期）

↗开元二十一年西州都督府案卷为勘给过所事（唐）。这是一份西州仓曹参军李克勤关于归放兵孟怀福返回坊州的情况说明。开元二十年十月，孟怀福的服役期结束，跟着营队返回坊州老家，但次年到达柳中县时病倒，不能继续前进。营队把他留在当地，带走了集体证明。没有身份文件的孟怀福陷入困顿，“每日随市乞食”，只好向西州官方申请，于是有了这份情况说明。从这份文书中，可以了解唐朝关于患兵的处理以及军队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等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