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多斯市“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 规划

   沙克都尔扎布（1873~1945），蒙古族。祖籍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原鄂尔多斯右翼前末旗——扎萨克旗）。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袭一等台吉扎萨克爵位。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晋升为辅国公，任伊克昭盟副盟长。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晋升为贝子、贝勒、固山贝勒、多罗郡王。民国18年（公元1929年）任绥远省政府委员，民国21年（公元1932年）任伊克昭盟保安长官。民国25年（公元1936年）任绥远境蒙政会委员长。后又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蒙旗宣慰使。

    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9月，沙克都尔扎布为向慈禧太后表示忠心，向慈禧太后派来的以放垦伊克昭盟的土地为宗旨的绥远将军、垦务大臣贻谷报垦扎萨克旗数十平方公里的牧场为祝嘏地（亦称万寿地），他在报垦祝嘏地的奏折中说：“扎萨克旗……世受国恩，毫无报称，闻令自天，感惭无地。本年供奉皇太后七旬万寿，奴才拟将公中之地，归官放垦，应得押荒银两，尽数报效。”其结果是牧民赖以生存的牧场遭到破坏，牧民流离失所，为此引起了他的内兄丹尼玛活佛为首的有牧民、喇嘛参加的反对开垦的“独贵龙”运动。

    民国14年（公元1925年），沙克都尔扎布以伊克昭盟盟长身份派兵到乌审旗，与乌审旗王府军队、陕北军阀井岳秀军队联合作战，镇压乌审旗“独贵龙”运动领袖、内蒙古人民革命军十二团团长席尼喇嘛领导的反封建革命力量。

    民国20年（公元1931年），锡林郭勒盟副盟长、西苏旗王爷德穆楚克栋鲁普与日本人勾结搞“蒙古自治运动”，沙克都尔扎布对此持怀疑态度。民国22年（公元1933年）7月26日，德穆楚克栋鲁普召开第一次“内蒙自治会议”，伊克昭盟未派代表参加。次年4月23日，德穆楚克栋鲁普在百灵庙成立“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任沙克都尔扎布为副委员长，但他只挂虚名，不参与实质性工作。民国25年（公元1936年）4月24日，德穆楚克栋鲁普召开“蒙古大会”，成立“蒙古军政府”。伊克昭盟未派代表参加。在军政府中给沙克都尔扎布留了一个副主席的职位。5月，国民党中央撤销了百灵庙蒙政会，将其分为绥远省境、察哈尔省境两个蒙政会，直属国民政府行政院领导，同时决定沙克都尔扎布任绥远省境蒙政会委员长。民国26年（公元1937年），日军占领归绥、包头后，沙克都尔扎布、荣祥、白海风等转移至扎萨克旗。10月27日，日本人操纵德穆楚克栋鲁普在归绥召开第二次蒙古大会，成立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会前，德穆楚克栋鲁普派飞机到扎萨克旗迎接沙克都尔扎布。沙克都尔扎布与荣祥商量去不去参加此次会议。荣祥认为决不能去。于是，当飞机抵达扎萨克旗时，他托病未去。次年，日本人在包头成立伊克昭盟公署，给沙克都尔扎布留下盟长的职位，他始终不去就职。

    民国28年（公元1939年），沙克都尔扎布到重庆向蒋介石述职，路径延安时，受到中共领导和边区军民的欢迎，贺龙、高岗等人会见了沙克都尔扎布，还让他乘车到瓦窑堡会见毛泽东主席。期间得到日本人妄图劫持成吉思汗陵寝的消息，他以伊克昭盟盟长兼保安长官的名义呈文蒙藏委员会转请国民政府主席和行政院，提出迁移成吉思汗陵的书面报告。他的报告贝获准，成陵奉移到甘肃省榆中县兴隆山。

    民国32年（公元1943年），为反对国民党伊盟警备司令陈长捷对伊盟草场强行大面积开垦，他与鄂其尔巴图、老瑞等共同领导了震惊国内的“三·二六”事变。鄂其尔巴图、老瑞、噶拉僧业喜等人率保安队400余人，击毙顾兆忠、王兰友，捣毁了国民党设在扎萨克旗的党部及电台。陈长捷部队进攻扎萨克旗王府，沙克都尔扎布召开紧急会议，分别电告国民党中央及邓宝珊、高双成、朱绶光、傅作义等。在大兵压境的紧急情况下，沙克都尔扎布决定率军撤离扎萨克旗王府，并派巴扎尔不仁带他的亲笔信到乌审旗巴图湾与中国共产党联系，请求支持。沙克都尔扎布还派阿木古朗到延安向中共中央及毛泽东主席汇报了“三·二六”事变的原委。中共中央表示坚决支持以沙克都尔扎布为首的蒙古族人民反抗国民党推行的大汉族主义的斗争。5月12日，沙克都尔扎布向全国发出《关于伊盟事变的通电》，揭露了陈长捷在伊盟强行开垦、镇压蒙古族人民的罪恶，并向国民党中央提出要求陈长捷部停止劫掠，严惩罪魁陈长捷、何文鼎，退赔蒙胞一切损失，保障蒙胞人权等6点要求。最后，沙克都尔扎布同国民党达成协议，恢复了沙克都尔扎布被撤销的职务。10月中旬，沙克都尔扎布率领跟他出走的仕官、保安队官兵、逃难蒙民返回扎萨克旗，事变得以平息。这次事变使沙克都尔扎布受到强烈刺激，自此心绪不好，抑郁成疾，于1945年3月病逝。 

 

 

席尼喇嘛

 

    席尼喇嘛（1866~1929），本名乌力吉吉尔格勒，蒙古族，伊盟乌审旗人。清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出生于贫苦牧民家庭。由于家境贫寒，7随时就被迫去牧主家当牧童，清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刚满15岁就被抓到王府里服差役。他性格刚强又聪明好学，常常以柳支为笔，在沙丘上练习写字。由于他勤学苦练，具备一定的文化水平。清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被选为什户长，充任“笔帖式”（相当于文书或秘书），从此有了参政的机会，得以目睹封建王宫勾结帝国主义和清政府，巧立名目，横征暴敛，残酷压榨人民的罪恶行径。他曾多次建议王爷改善旗政，不但遭到拒绝，而且引起对他的疑忌和排斥。清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乌审旗王府派乌力吉吉尔格勒作为随驾驶从，护送慈禧太后从西安回到北京，并且在北京停留数年。这是他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亲眼看到外国势力侵略中国的暴行和清政府对帝国主义的卑躬屈膝的丑态，同时了解了义和团反帝运动的英勇斗争。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乌力吉吉尔格勒从北京回到家乡，受本旗以抗垦为中心的“独贵龙”运动的影响，断然辞掉“笔帖式”一职。旗王爷察克都尔色楞对乌力吉吉尔格勒参加“独贵龙”运动大为惊恐，便采取利诱手段，赏他以梅林衔，催其上任，遭到拒绝后又施加高压手段，要没收其财产并将全家贬为奴隶。为了不连累家人和迷惑王爷，他与清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出家当了喇嘛。由于他半路出家，又有妻儿，便自称为“席尼喇嘛”，意为“新式喇嘛”。

    辛亥革命不久，北洋政府全部继承了清末“开放蒙荒”的政策。当时的乌审旗王爷察克都尔色楞是个腐败昏庸的贪官，王府内外全由其福晋娜仁格日勒一手操纵。他穷奢极欲，荒淫无度，为了追求享乐，巧立名目，摊派各种苛捐杂税，还把大片水草丰美的牧场卖给内地的军阀、地主和商人，致使乌审旗的蒙汉群众陷于“既无可耕之地，又无可牧之场”的绝境。

    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席尼喇嘛在全旗组织了11个“独贵龙”，揭露了王公贵族奢侈腐败、残酷压榨人民的罪恶，呈文提出了12项要求，包括“坚决反对出卖土地牧场，严惩主使拍卖旗地的官吏臣佐；旗内新旧债务以每年的收入偿付，不得以蒙民唯一赖以生存的土地抵偿；严格治理旗政，杜绝贪官污吏，严惩奸狡之徒，制定公正法规；减免课税，比的增加额外摊派；严惩荒淫乱无忌、欺压旗民、败坏旗政的福晋娜仁格日勒”等。

    然而，这些正当的要求却遭到王爷的拒绝，激起“独贵龙”群情义愤。翌年4月17日清晨，席尼喇嘛率“独贵龙”队伍涌入王府，将管家额尔敦仓抓获。额供出他与王爷、福晋的种种罪行。“独贵龙”将他押解到扎萨克旗，要求担任伊盟审判官员的扎旗王爷依法严惩。这是席尼喇嘛同封建特权的正面交锋。

民国2年（公元1913年）11月，席尼喇嘛与70名“独贵龙”成员结为兄弟，宣誓为推翻封建王公的统治而斗争。在席尼喇嘛的领导下，“70安达独贵龙”（“安达”即盟兄弟）使“独贵龙”运动从请愿、示威、上书的合法斗争，发展到合法斗争与暴力革命相结合的新阶段。

    翌年2月，席尼喇嘛带领100多人乘夜来到乌审召，用“独贵龙”的传统方式，点燃两堆篝火，将前来朝拜的乌审王爷及其福晋团团围住，揭露他们败坏旗政、荒淫奢侈等罪行。因为娜仁格日勒民愤极大，将她驮在马背上，带到旗属各地游斗，揭露她的罪行并予处死。对此，该旗的封建王公和反动官吏无不惊慌失措，威风扫地，失去了对人民的控制。北洋政府蒙藏院和伊盟盟长不得不承认乌审旗王爷“抚御无方”，被迫革除其扎萨克及贝勒官衔。“独贵龙”群众逐王爷、除福晋的壮举，使封建王公及其特权制度在人民心中已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了。它标志着“独贵龙”运动的巨大发展，显示了席尼喇嘛多谋善断的才干和英勇无畏的斗争精神。

    “独贵龙”运动惊动了袁世凯军阀政府，蒙藏院下令宁夏总兵和伊盟盟长镇压惩处。民国8年（公元1919年）夏，席尼喇嘛等数十人被诱捕，严刑拷打后，被戴上了80斤重的镣铐，监禁在噶鲁图庙里。“独贵龙”运动遭到挫折。

    民国9年（公元1920年）冬，席尼喇嘛被营救出狱不久，又遭到追捕，遂于翌年到北京，设法同软禁于北京的“独贵龙”创始人旺丹尼玛取得了联系。席尼喇嘛隐居在北京雍和宫，当时内蒙古的进步青年经常出入这里，向他宣传革命形势和进步思想，使他认识到要解放自己的民族，必须动员广大贫苦民众，彻底推翻封建王公的反动统治。在这颠沛流离的4年里，席尼喇嘛从只反对乌审旗王爷的狭隘圈子里跳出来，初步具有推翻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的革命觉悟。

    民国13年（公元1924年）冬，席尼喇嘛在旺丹尼玛的支持下，带着14岁的儿子一行10余人到达乌兰巴托，受到蒙古人民革命党领袖乔巴山等的热情接待。在此期间，席尼喇嘛先后在蒙古国立图书馆和党校，认真阅读了马列著作，并加入了蒙古人民革命党。

    翌年10月，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指导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简称“内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张家口召开。席尼喇嘛从蒙古回国参加了大会，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民国15年（公元1926年）2月，席尼喇嘛回到乌审旗，向“独贵龙”群众宣传十月革命和外蒙古革命，宣传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宣言和纲领，发展党员，建立了7个支部。4月，在海流图庙召开了乌审旗内人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旗党部。会议期间，遭到该旗反动王公武装的突袭，一批党员被扣捕。席尼喇嘛等突围后抵达包头，向设在那里的内人党中央汇报了乌审旗工作，要求建立革命武装，领得部分枪支弹药，组织了100多名蒙古族牧民，经过短期训练，一支革命的人民武装便诞生了。这支武装编为内蒙人民革命军第12团，由席尼喇嘛任团长。从此，乌审旗的“独贵龙”运动进入了武装斗争阶段。全旗以革命武装作后盾，大力开展党务工作。民国15年（公元1926年）秋到民国17年（公元1928年）春，全旗党支部由8个发展到17个，党员从400名增加到700余名。内人党基本控制了乌审旗的局势。

    在席尼喇嘛的领导下，乌审旗人民一度推翻封建王公政权，建立了人民革命政权——公众委员会，行使政府职权，总理全旗行政。管辖刑事判决、民事审理、财政收支、军事、文化教育等政务，推行保障劳动人民利益的一整套政策，深受人民群众的拥护，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革命积极性。

    “独贵龙”的革命风暴，使乌审旗封建势力惶惶不可终日，纷纷逃往榆林，同陕北军阀井岳秀勾结起来，经行猖狂反扑。民国17~18年（公元1927~1929年），席尼喇嘛领导的仅有百余人的12团，与井岳秀和蒙古王宫的反动武装交战30多次，除两次战斗失利外，均给敌人以重创，共歼敌300余名，粉碎了反动军阀和封建王公妄图扑灭革命风暴的阴谋。

    敌人采取种种卑劣手段都没有达到目的，又妄图以暗杀手段来瓦解革命军。1928年冬，敌人用1千两银子收买了钻进革命军营里的叛徒孟克乌力计、布仁吉尔嘎拉等人，乘春节期间多数人回家度假，于民国18年（公元1929年）2月11日（农历正月初二）深夜，闯进住室，枪杀了熟睡中的席尼喇嘛。一代革命英杰遭到了敌人的暗算！

 

 王悦丰

 

    王悦丰（1898~1977），蒙古族，原名阿拉宾巴雅尔，生于伊克昭盟乌审旗斯布扣草原。他童年在被垦伐过的草场、王爷多如牛毛的税收、边商巧取豪夺、愚昧落后的颓风恶俗、父母的厮打和辱骂的恶劣环境中成长。令他难于忍受的现实，塑造着他那过早成熟、异于一般的性格。他不满现状，与逆来顺受的传统礼教相抗衡；他不屈于邪恶，与门第高贵的王宫上层相争斗；他不阿谀逢迎，与循规蹈矩的弱者哲学挑战；他不畏惧牺牲，那怕有再大的风险他都直着腰敢去承担。他有时像一个不可思议的怪人，默默地坐在草原的一角，暗自积蓄着生活下去的力量，冷静地等待着报仇他的仇敌的机会。他在童年时便形成了一种坚韧、正义、不屈、沉默的性格素质和强烈的反抗精神。他的父亲曾下过最大决心，企图从很小时就把他征服，使他“浪子回头”。到头来终归无效。王悦丰那种桀骜不驯，没有丝毫的更易。到青年时期，他终于以坚强的毅力挣断了牵在他父亲受理的那条绳索，自由自在地成长。

    席尼喇嘛领导的“独贵龙”运动，席卷着王悦丰生长的乌审旗及整个伊克昭盟。在席尼喇嘛向王府进行着长期不屈不挠的斗争过程中，王悦丰以他特有的政治敏感，参加了席尼喇嘛的军队，接受了席尼喇嘛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想。席尼喇嘛的革命斗争是异常艰苦的。民国15年（公元1926年），席尼喇嘛参加国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回到乌审旗发动群众，组织“独贵龙”。这时，乌审旗王爷特古斯阿木古朗向全旗宣布禁令说：“全旗如果有谁敢跟席尼喇嘛走，要杀头，要满门抄斩！”那时候，由于蒙古族牧民传统观念的束缚，王爷的禁令对控制牧民的思想和行动，仍然有相当的效力。牧民们虽然内心里支持席尼喇嘛，但怕遭到王爷的制裁，便不敢参加“独贵龙”。在这种情况下，王悦丰联络呼纯特古斯，亲自到蒙古包里去发动牧民，让牧民们不要怕王爷，要跟上席尼喇嘛闹革命。

    席尼喇嘛向外蒙古的乔巴山元帅求援，把500支连珠枪运到包头，支持鄂尔多斯的“独贵龙”。为防止这批武器落入各旗王公之手，决定用见人发枪的办法，以保证“独贵龙”成员真正拿到武器。王悦丰冒着杀头的危险，发动格什格达来、阿拉并巴音、哈拉占、巴巴、桑布、赛兴嘎等人偷偷到包头去领枪。乌审旗“独贵龙”这次共领回104支枪，壮大了“独贵龙”的武装力量。

    王悦丰在席尼喇嘛的军队里当班长，因为他英勇善战，获战斗英雄称号，很快被提升为排长。

    民国16年（公元1927年），乌审旗王爷特古斯阿木古朗决心镇压席尼喇嘛的“独贵龙”，出资请榆林镇守使井岳秀出兵攻打席尼喇嘛。夏天，席尼喇嘛的部队在芒赫图庙一带与井岳秀的3000多名军队遭遇。从早晨一直打到下午两点多钟，席尼喇嘛仍无法摆脱敌人的追击，同敌人进行着激烈的麻雀战。在天气闷热，骄阳似火，沙漠里好像蒸腾着看不见的火焰，把人们炙烤得干渴难耐的情况下，王悦丰让一名战士去给战友们设法弄茶弄水，自己却脱下那双已经烂得不跟脚的靴子，朝敌人的阵地迂回。战士们让他也坐下歇一歇，喝口水。他说：“敌人正朝我设下的假目标逼近，这是消灭敌人的好机会。”

    王悦丰始终和席尼喇嘛保持着思想信仰的一致，和席尼喇嘛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每逢斗争复杂的紧张时刻，席尼喇嘛总是跟王悦丰的第三连一起行动。实际上，王悦丰的连队成了席尼喇嘛的警卫队。王悦丰认为，革命事业的胜利与席尼喇嘛的安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越是斗争的紧要关头，王悦丰越是关心着席尼喇嘛的安全。民国17年（公元1928年）春，席尼喇嘛的部队与白云梯的部队在乌审旗沙尔利格庙附近的昌皇滩交战。白云梯的兵力几倍于席尼喇嘛，有时候一个士兵需要顶住十几个敌人的进攻。王悦丰见席尼喇嘛在前沿阵地的枪林弹雨中进进出出。席尼喇嘛的安全问题使王悦丰心急火燎。在士兵十分紧缺的情况下，王悦丰便将席尼喇嘛的儿子贡嘎从前沿阵地抽出来，布置任务给他说：“从现在起，交给你的繁重任务是保卫我们的席尼喇嘛团长，你一定要全力保证他的安全。” 席尼喇嘛同王悦丰结下了同生死共命运的战斗情谊。

民国26年（公元1937年），中共地下工作者曹动之，以牧马人的身份为掩护，到乌审旗乌拉尔林一带向蒙古牧民作宣传发动工作。这里正是王悦丰的家乡。曹动之等人经常到王悦丰家去，给他讲抗日革命的道理，讲中共的民族政策，讲如何反对乌审旗王爷摊派给牧民的苛捐杂税，讲怎样才能推翻王公封建统治。王悦丰的思想本来就有反封建的强烈愿望，他和曹动之等革命者之间，很快就消除了民族隔阂，结下了革命情谊。打心眼里接受了共产党的革命理论。

    神府苏区（陕西省神木县、府谷县一带）中共党的组织在白色恐怖中遭到破坏。一批党的地下工作者需秘密从延安经伊盟地区到神府苏区去重振旗鼓，开展工作。有二十几人聚集在乌审旗大石砭庙，要求当时的乌审旗工委派出马匹，保证安全，把这批同志送到神府苏区去。时值中共乌审旗工委建立不久，工委从军事力量及物质条件上都难于完成任务。便打电报向延安反映情况。延安复电说：“转送这么多有困难，但无论如何也要送其中的6位同志到神府苏区。”在这种情况下，将王悦丰秘密找到大石砭，请他设法帮助完成任务。当时，王悦丰在乌审旗护理扎萨克奇玉山手下任乌审旗保安团一中队队长。为确保革命干部的安全，中共乌审旗工委于奇玉山洽商。奇玉山当面答应保证这些人安全通过乌审草原。但背后却指派王悦丰带一个班的兵士，将这6名共产党人送出乌审旗境后秘密处决。王悦丰把这6名共产党人从乌审旗西部的大石砭庙一直安全护送到东北部的呼吉尔图一带后，他没有按照王爷的命令去杀害他们，反而带领他的11名士兵于6名共产党人磕头拜成兄弟。18人结拜后，王悦丰以2两大烟土为代价，请一个讨饭的人给6名共产党人带路，送往神府苏区。还机智地把共产党人的几件衣服留下，回到乌审旗王府报告说：“遵照王爷的命令，已将那6名共产党员处决，这是他们身上剥下来的。”他还多次掩护中共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刘智，保护他的安全，让他顺利开展工作。

    民国30年（公元1941年）夏天，乌审旗护理扎萨克奇玉山带领王府仕官去陶尔庙参加跳鬼会，奇玉山在途中提议和仕官们赛马。当时和他同行的仕官中也有不少骏骑神驹，但因奇玉山是护理扎萨克，即使自己的马快，也只能控制马力，不能超越奇玉山。奇玉山总是以“飞骑夺魁” 的称号领先。轮到和王悦丰比赛时，王悦丰那刚强、耿直的性格，使他绝不向奇玉山阿谀逢迎。他决定在赛马时让奇玉山见识见识自己的厉害。比赛结果使奇玉山败北。因为此事，奇玉山对王悦丰产生了极度不满。奇玉山认为王悦丰和他赛马不在于胜负本身，通过此事可以看出王悦丰对他的大不敬。王悦丰的警卫员乌力吉吉日格拉在奇玉山那里感到了王悦丰出境的不妙，便尽快疏远王悦丰，倒向了奇玉山。奇玉山便利用乌力吉吉日格拉的倒戈，派他去逼着王悦丰交出战胜奇玉山的那匹枣骝马。

从中国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直至1965年，王悦丰一直为伊克昭盟盟长，奇玉山于1950年镇反运动中被人民镇压。

    王悦丰于1977年4月4月日因病逝世，安葬于乌审旗陶利滩。

 

鄂其尔呼雅克图

 

    鄂其尔呼雅克图（1899~1984）蒙古族，祖籍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原鄂尔多斯右翼前末旗——扎萨克旗）。民国20年（公元1931年）袭扎萨克（为扎萨克旗第八世十任扎萨克）。民国25年（公元1936年）任绥境蒙政会常务委员兼财务委员会主任。民国27年（公元1938年）任扎萨克旗保安司令。民国28年（公元1939年）任伊盟保安长官公署副长官。民国29年（公元1940安）任绥远省政府委员。民国34年（公元1945年）任伊克昭盟副盟长。民国38年（公元1949年）当选为扎萨克旗人民政府旗长、政协主席、伊克昭盟自治区政务委员会主任。1953年后，先后任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委员，政协内蒙古自治区一届委员、四届副主席，内蒙人大一届代表，五、六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全国六届人大代表。

    鄂其尔呼雅克图于民国15年（公元1926年）由旺丹尼玛介绍加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袭扎萨克位后，主持扎萨克旗的军政事务，对外代表其父沙克都尔扎布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民国32年（公元1943年），国民党伊克昭盟警备司令陈长捷以武装力量强制推行开垦政策，鄂其尔呼雅克图与其父沙克都尔扎布紧密配合，领导了震惊中外的“三·二六”事变，坚决反对开垦，保护蒙古族牧民的利益。与全旗起义官兵同命运、公进守，亲自发射迫击炮，投身激烈战斗。事变发生后，及时将部队撤离新街，与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转战至乌审旗西部。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与国民党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民国37年（公元1948年），中共伊东工委派民主人士贾文华到扎萨克旗磋商和平解放扎萨克旗问题，鄂其尔呼雅克图欣然表示：“解放扎萨克旗的事，人民解放军哪一天来，我们就哪一天接待、欢迎。”

民国38年（公元1949年）3月12日，鄂其尔呼雅克图派参领那素道尔吉带着礼品、信件到准格尔旗沙圪堵与中央伊东工委联系，向工委书记高增培、伊盟支队司令员王悦丰报告国民党军队在扎萨克旗的驻军情况。并在信中说：“只要解放军来到扎萨克旗的边界一带，我们扎萨克旗就宣布起义。”7月，中共伊东工委准备解放扎萨克旗，鄂其尔呼雅克图便派人带着他的名片和信函去迎接。扎萨克旗解放后，鄂其尔呼雅克图表示跟共产党走，拥护共产党的各项政策。

    1952年，鄂其尔呼雅克图到北京出席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积极参加世界和平运动，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他认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鄂其尔呼雅克图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遭受不白之冤，仍对共产党坚信不移。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恢复了职务。他坚决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四项基本原则。

    1984年7月2日，鄂其尔呼雅克图因病在呼和浩特逝世，终年85岁。

    

沙木腾

 

沙木腾（1913～1985），蒙古族，为伊克昭盟鄂托克旗苏米图苏木哈达图嘎查牧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以给封建王公贵族放牧、揽工、种地为生。1950年，沙木腾响应毛泽东提出的“绿化祖国”的号召，开始植树造林，治理沙漠。1961年，沙木腾从苏木林场买回100株杨树苗和一些旱柳、红柳树苗，在家门前围了一亩库伦育苗。因缺乏育苗技术，所育树苗第二年只成活了一株。沙木腾没有灰心，又从国营林场请来老工人，分析树苗死亡原因，总结经验教训，掌握育苗技术。当年秋季又栽了100株树苗，翌年                                                                                                                                                                                                                                                                                     全部成活。从此，每年在自己的畜群点周围植树造林。

沙木腾植树20余年，始终如一，坚持不懈。造林育种，有杨、柳、榆、杏、桃、苹果、洋槐等10多个品种，3万多株的成材林。沙木腾为国家提供了10万株高杆树苗，为本嘎查无偿提供100多根电线杆和檩子，为牧民提供树苗，被乡邻誉为“治沙愚公”。

他于197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6年8月27日，中共伊克昭盟委员会发出《关于开展学习沙木腾模范事迹的通知》，表彰沙木腾的先进事迹。1977年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出席了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历次会议。

 

吴占东

 

吴占东（1931～1987），蒙古族，蒙古名耿石都仁，民国20年（公元1931年）1月7日出生于今鄂托克前旗珠和苏木一个贫苦牧民家庭。民国34年（公元1945年）1月参加革命，民国36年（公元1947年）9月1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吴占东参加革命后，曾在延安民族学院城川分院学习，先后在伊盟工委、办事处、伊盟蒙古报社工作。1948年4月～1950年5月到陕甘宁边区三边干校、陕北行政区团校、中央团校学习，并出席过陕甘宁边区学联、全国第十四届学联代表大会。1950年6月～1955年8月，先后任伊盟团委宣传部长、中共乌审旗委宣传部部长、中共郡王旗委宣传部部长、中共郡王旗委副书记。1955年9月，吴占东到中央党校学习一年之后，先后任中共伊盟盟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伊盟公署副盟长。“文化大革命”期间，吴占东长期遭受到残酷迫害。1975年2月重新安排工作后，特别是粉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后，他顾全大局，不计个人恩怨，带病坚持工作，在拨乱反正、清除“左”的影响的工作中，积极为受迫害的同志平反昭雪。吴占东先后担任伊盟公署副盟长、伊盟革委会副主任、中共伊盟盟委副书记、伊盟公署盟长，1982年至1984年任中共伊盟盟委书记、伊克昭军分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委员。

吴占东参加革命40多年，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忠于党和人民，为伊盟解放事业、共青团建设、理论宣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一贯坚持党的干部路线、爱护知识分子，关心他们的成长，同他们交朋友，鼓励他们发挥所长。善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善于团结各方面的人士。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按照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要求,为尽快改变伊盟贫困落后面貌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意见，积极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主持制定了振兴伊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提出了“三种五小一多”，并把它作为伊盟贯彻“林牧为主，多种经营”经济建设方针的战略措施和主攻方向，亲自抓典型，带领全盟各族人民，取得了显著成绩。1984年病休之后，仍然十分关心伊盟建设的发展,提出过不少宝贵建议和重要意见。1987年4月12日病逝，终年56岁。

 

马富纲

 

马富纲（1912～1989），蒙古名巴音道尔吉，蒙古族，鄂托克旗吉拉苏木人。1912年（民国元年）农历10月10日出生于一个牧民家庭。1950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青年时期，在鄂托克旗阿拉庙伊南游击司令部章文轩（阿拉庙活佛）部队服兵役，后到司令部当文书。马富纲认为当兵是为维护鄂托克旗贫苦牧民的利益，因此干得很出色，1938年被提任为副官。后来章文轩任命为马富纲做他的秘书。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接受了革命进步思想，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共产党为争取章文轩，做了许多统战工作，但章文轩终于投靠国民党，在鄂托克旗独断专行，残酷迫害士兵，剥削贫苦牧民，克扣军饷，引起官兵的极力反对。为了能够让贫苦百姓摆脱章文轩的统治，马富纲与升济秘图、顾寿山、马良诚等一起率部队，于民国35年（公元1946年）1月13日发动了阿拉庙武装起义。从此以后，马富纲与国民党及其残余势力、封建王公贵族进行了斗争，身先士卒，完成多次战斗任务。他先后担任过鄂托克旗临时游击司令部副司令员、伊盟蒙汉支队第一副司令员、伊西支队司令员、伊克昭军分区副司令员等职务。

解放后，1949年11月26日~12月7日，在扎萨克旗新街镇召开伊盟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大会，马富纲被选任为伊盟人民自治政务委员会副主任，任职至1951年6月。1951年6月～1956年12月，担任伊克昭盟自治区人民政府副盟长、伊盟人民政府副盟长职务（1954年4月伊盟自治区人民政府改称为伊盟人民政府）。1956年12月~1958年4月，任伊盟人民委员会副盟长。1958年4月至“文化大革命”，任伊盟公署副盟长兼财政处处长、盟法院院长。1955年6月~1982年11月，任伊盟第一、二、三、四、五、六届政协副主席。1982年12月～1984年4月，任伊盟第六届政协主席、党组副书记、书记，第四届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委员。

“十年动乱”期间，马富纲遭受残酷迫害，蒙受冤屈。平反后，虽然年事已高，仍然带病坚持工作。1989年10月16日在东胜逝世，终年77岁。

 

王永福

 

王永福（1912～1992年），蒙古名苏那木，蒙古族，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1月6日出生于鄂托克前旗毛盖图苏木一个贫苦牧民家庭，1950年5月参加工作，197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蒙医主任医师（教授），历任伊盟蒙医研究所副所长、顾问，中华中医学会理事、内蒙古蒙医学会副理事长、伊盟蒙医学会名誉理事长，内蒙古第五、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伊盟第六届委员会委员等职。多次被评为全盟优秀共产党员，全区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全盟、全区、全国劳动模范。

王永福少年时期在旗内毛盖图庙当喇嘛，拜苏日和木为师，系统学习蒙古文、藏文。青年时期始学蒙医，并刻苦攻读郡王旗公尼召第五世活佛伊希丹僧旺吉拉的医学名著《珍珠彩饰》等蒙医著作。21岁起独立行医。民国26年（公元1937年）按当时的宗教统治制度和轮流服役的旧传统，王永福被调到鄂托克旗阿拉庙大喇嘛、鄂托克旗保安司令章文轩处服役当医生，三年后拿得一张章喇嘛给的上尉军医的委任书。翌年，受章喇嘛委派，到青海塔尔寺学经、学习藏文、藏医六七年。民国35年（公元1946年）回到家乡继续行医，直到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1950年参加革命，在鄂托克旗人民政府卫生科工作。1958年到伊盟卫生干部训练班、盟卫生学校任教员，讲授蒙医课。在此期间，曾两次到呼和浩特内蒙古自治区蒙医进修班、蒙医师资班进修。1961年和1968年先后两次调伊盟医院蒙医科任医师。1979年，伊盟中蒙医研究所分设，单独成立伊盟中医院和伊盟蒙医研究所时，又从盟医院蒙医科调到盟蒙医研究所，直到1989年退休。

王永福行医50多年，边行医、边教学、边科研，医术高超，学徒、著述颇多，为发展伊盟医疗事业和发掘祖国蒙医药学做出了突出贡献。1958年至1963年，一边做临床工作，一边在盟内办的4期蒙医进修班任主讲教师，同时编写了《蒙医针灸》、《蒙医放血疗法》等作为补充教材。王永福培养的学生大多数已是医疗战线上的技术骨干。1977年编写了《蒙医乡村医生手册》共10万字，将自己几十年的临床经验奉献给广大农牧区的乡村医生，受到普遍欢迎。从1980年起，在助手们的配合下，认真刻苦地整理自己的临床典型病例，全面系统地总结自己的临床医疗实践经验，编纂了《王永福医案》（蒙文）1～2集，约50万字，分13章，集131类病种，401个病例和128种验方，38种药物炮制法。已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经有关专家、教授的鉴定，认为它填补了我国蒙医医案的空白，是全区蒙医发展史上的一项重大成果，也是蒙古族医药学术研究中的一部重要文献，对传授、继承和发展蒙医药技术具有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1987年11月获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1988年7月获中国北方10市区优秀科技图书评选一等奖。此外，王永福还撰写了蒙文医药论文《呢木日图拉希那木吉拉》、《吉森乌素—27（桑塔拉尼日敦）》、《论黄疸性疾病》等都具独到见解，取得了较好成效。《论关于希日的见解》一文，是他50多年临床经验的进步总结，是集中反映他医疗实践中起主导作用的学术思想的论文。    

王永福擅长蒙医，尤其对各种温性病、肝胆疾病、肺结核、妇女各种疾病疗效显著。他还结合现代医学新的发病特点，在对蒙医传统病因、病理认识方面，提出了“现代病因四素”，并对血热病提出了独特的治疗方法。在临床实践中还研制了“止血灵”方剂，治疗各种出血性疾病亦取得良好效果，治愈率达90%以上。“铜灰—27味”方剂，治疗各种肺病亦获得良好疗效。

为表彰王永福在医药科研上取得的优异成绩，1978年被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评为科学技术先进工作者。1983年国家民委、劳动人事部、中国科协为王永福在少数民族地区长期从事科技工作特授予荣誉证书。1985年因为在学会工作中做出了贡献中华中医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给予了表彰，1979年11月晋升为主任医师。1992年11月20日在东胜病逝，享年80岁。

 

田万生

 

田万生（1903～1997），陕西省横山县人。清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11月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自幼靠乞讨度日。后来给一家地主当长工做牛马，挨打受骂，尝尽人间的辛酸。残酷的阶级压迫，使田万生产生了朦胧的革命要求。民国22年（公元1933年）冬，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开始在他的家乡一带活动。田万生同党组织取得了联系，搞过活动。民国24年（公元1935年）2月，陕北红军解放了横山县的大部分地区。刘志丹在横山县境内的解放区建立了赤元县工农政府。这时田万生正式参加了革命。是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乡党支部委员、自卫军支队长，负责民兵工作。不久成立长城特区，田万生被选为苏维埃副主席兼党团书记。当时长城特区苏维埃政府撤到南山进行游击活动。8月，刘志丹挥师北上，直逼国民党占据的横山城下。田万生带领自卫军，冒着滂沱大雨，在泥泞中摸黑行军80多里，配合主力攻打横山县城。

民国25年（公元1936年）初，田万生同高岗、赵通儒、曹动之等人一起，被党组织派到乌审旗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他们严守党的纪律，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利用当地习俗，通过拜把子等形式广交朋友，借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与有声望的蒙古族上层人士广泛接触。遂与乌审旗王府西协理、旗保安队副官奇国贤相会，同高岗、张爱萍、高德义、赵承树、张金贵一起，同奇国贤结成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的“七兄弟”。当年6月，田万生受伊克昭盟中共主要负责人高岗的指派，单枪匹马到乌审旗搞统战工作。经与奇国贤联系，结识了许多牧民，他向牧民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主张。8月，中共乌审旗工委成立，田万生与徐之猷、詹玉富同为工委工作人员。通过奇国贤，田万生先后同西乌审旗保安团副团长奇金山、中队长王悦丰等结成莫逆之交，为争取西乌部队，建立西乌根据地和扩大上层统战工作奠定了可靠基础。翌年3月，田万生受工委委派，到旗王府与王爷特古斯阿木古郎相见，把载有《三五宣言》和《抗日十大纲领》的两捆蒙文宣传品送给王爷。后来，特王派代表到工委所在地乌拉尔林，受到热情招待，并由田万生带领前往定边，领到三边地委赠送给特王的一挺机枪。特王如愿以偿，对共产党产生了好感。随后，应一些喇嘛和牧民的请求，经上级组织同意，组织了一个由54人组成的少数民族参观团，由田万生带队奔赴延安，受到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热情接见，使参观团全体成员受到了终生难忘的教育。

民国27年（公元1938年）5月，田万生被派遣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直接聆听毛主席的讲课。翌年初，从党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三段地鄂托克旗工委（对外称抗敌后援会）工作。当时田万生以三边警备旅联络副官的身份出面，多次来往于三边地委与阿拉庙之间，做争取章文轩的工作，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使党组织获得了开展工作的条件，有效地进行了抗日的宣传和组织活动。在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期间，田万生担任鄂托克旗工委负责人，在继续做上层统战工作的同时，加强了中、下层的统战工作。同章文轩的副官升济秘图、秘书马富纲、司令部军需主任章耀武、中下级军官马良诚、顾寿山等，增加了来往，加深了交情，使党的工作有了较为扎实的群众基础。终于促成周仁山、赵通儒、田万生等人与章文轩的直接往来，缓和了以往的僵局，减少了革命的阻力，收到了较为满意的效果。民国34年（公元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发动了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的内战。中共鄂托克旗工委在全旗范围内广泛开展反内战，反独裁，争取和平、民主的宣传活动，对章文轩及其部下更加积极地开展工作，使党组织与章文轩的关系在国共关系已经破裂的情况下，并没有出现大的反复。民国36年（公元1947年）1月，在围歼奇恩诚反动武装的乌替战斗之后，田万生调到城川办事处，即中共伊克昭盟委员会，同宁夏军阀马鸿逵的军队、叛军保四营、东乌反动军、张廷芝等国民党地方民团的战斗中，辗转于定边、靖边、城川一带，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1948年春，中共伊克昭盟工委分为伊东、伊西两个工委，田万生仍留在伊西工委。4月，到西北局党校学习，12月回到伊西工委，任中共鄂托克旗旗委书记，肩负解放鄂托克旗的重任。1949年1月，荡平了鄂托克旗境内的残敌，1950 年春，宣告成立鄂托克旗人民政府，为鄂托克旗的最后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2年8月，田万生任中共伊盟盟委副书记，1955年5月任盟委副书记兼盟人民政府第一副盟长，1957年1月任盟委副书记，1979年5月任伊盟政协主席，直到1982年7月离休，享受副省级待遇。

田万生参加了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中国的伟大斗争实践，晚年仍然关心国家和地区的改革和建设事业，积极出主意、提建议，还把自己丰富的斗争经历写成回忆录，留传后世。他在工作中表现出来的脚踏实地、勤奋工作、平易近人、联系群众、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优良作风和高尚品质，为后人树立了光辉榜样。

1997年2月9日在东胜逝世，终年94岁。

 

杨宝山

 

杨宝山（1915～1994），蒙古名孟克敖其尔，化名李海青，蒙古族，鄂托克前旗珠和苏木人。民国4年（公元1915年）5月出生于一个贫苦牧民家庭，民国26年（公元1937年）4月在陕西定边少数民族委员会参加革命。

16岁被送官府应公差，侍候西协理，当牛作马，苦不堪言。22岁愤然逃出西官府离开家乡。经过艰苦跋涉，投奔陕北革命根据地，当年7月，被组织派到延安观看为建军10周年而举办的军民“八一”运动会，后留下来在中央党校第7班（民族班）学习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民国27年（公元1938年）11月结业后，随新任绥蒙工委书记白如冰到大青山开辟抗日根据地，起初杨宝山被留在绥蒙工委，跟着白如冰在蒙古族群众中宣传抗日。翌年5月任中共绥东地委委员，来到凉城一带。为扩大活动范围，7～8月到镶蓝旗牛家川建立新的联络点。民国29年（公元1940年）春，杨宝山从卓子山到丰镇，组建了丰东工委，使绥东地区的抗日斗争不断发展。11月，杨宝山到延安。翌年2月，由李富春当面布置，接受了一项新的特殊任务，担任大青山到乌兰巴托一段国际交通线的往返联络。从此他便成为中共的国际交通员。国境线内通过敌占区，历经千辛万苦，冲破艰难险阻，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艰巨任务。民国31年（公元1942年）9月，他回到延安机要交通局，参加整风和大生产运动。民国33年（公元1944年）2月，中央机要交通局决定建立通过鄂托克旗、磴口、西公旗，直达乌兰巴托的交通线，杨宝山回到鄂托克旗长期隐蔽，建立秘密交通联络站。他装扮成一个富商来到定边，与三边地委书记王世太和三段地工委负责人田万生接头，便开始了工作。为便于掩护，上级要杨宝山设法在鄂托克旗西官府内找一个差事。于是，杨宝山编造“经历”，四处托人向西官府说情，当面承认当年“私自逃跑”的不对，交上“认罪”的款项，才被允许继续在官府里做事，在西官府里充当“管家”，积极开展秘密联络工作。民国35年（公元1946年）阴历正月，托病回延安汇报工作，李富春鼓励他继续隐蔽。2月，又回到西官府。翌年，党中央撤离延安，他失去了与上级的直接联系，但始终未暴露自己的身份。在等待中央机要局的指示期间，有时也与当地中共组织保持某些联系，并协助做一些特定的工作，直到鄂托克旗解放为止。

1949年8月鄂托克旗解放后，他担任了鄂托克旗临时人民政府三科科长、公安局长、人民政府委员、副旗长、旗委副书记等职。曾于1952年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多次受到中央领导人的宴请。1954年7月～1957年，离职到内蒙古干部文化学校学习。1960年7月调任伊盟盟委统战部副部长兼盟政治学校校长。1965年初任统战部副部长兼盟宗教处处长。“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打成“乌兰夫黑线”、“新内人党”、“苏蒙修特务”，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杨宝山历任伊盟第三、四、五届政协常委。1980年11月被选为第六届政协副主席。1984年4月离休后，仍坚持学习，时刻关注党的事业和伊盟的改革开放、经济建设。1994年3月12日在伊盟医院逝世，终年7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