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德州市博物馆游记

2019年5月1日，我正在进行中国叉车质量万里行活动，走到德州时，赶上了五一假期，只好自己安排一下活动了。上午，我从酒店出发，步行到了德州市博物馆。德州市博物馆位于德州市东方红东路文体中心内，德州市博物馆占地72亩，主体建筑面积2.1万平方米，布展面积7785平方米。功能区由序厅、3个基本陈列厅、2个临时展厅、学术报告厅、3D影视厅、公共休息区、藏品库房、技术室及办公用房组成。

 

德州市博物馆以写意字“德”字作为标志性装饰手法，突出体现德州宽厚、包容情怀。其中 ，以“历史足迹”、“文明遗珠”、“城市记忆”为主题的三个基本陈列厅是馆内重点，立足于历史文脉回顾、文物精品展示、文化遗存及民俗风情再现，对德州各个历史时期做纵向全景式展示。

 

序展厅1580㎡，位于博物馆入口的公共空间，是博物馆主题理念的基础，同时具有参观导入、人群集散、票务咨询、休闲消费等各项公共功能。以《九河图》为底衬，“九达天衢”和《德州赋》为主题内容的大型浮雕墙，传达着“德水安澜”和“九达天衢”的德州历史文化精髓。

 

第一展厅的主题是“历史足迹”，展厅以时间为主体脉络，展现了各个时期的德州人文，是德州历史文化的集大成之厅。全厅风格庄重沉稳，融传统的展陈方式与现代化手段于一体，拓展信息含量，渲染参观氛围，强化艺术效果，给人视觉上的震撼。

 

先秦初育，德州是我国古代农业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早在旧石器时代，德州人就在这块土地上生息繁衍。龙山文化时期，这里便开始耜耕农业，留下了大禹治水的足迹；夏商两代这里隶属兖州；西周至春秋隶属齐国；春秋时期则分属齐赵。受黄河农耕文化以及齐鲁和燕赵东西两大文化板块的共同影响，德州地域文化呈现出了既有齐风鲁韵又有燕魂赵魄的兼容性特质。

 

秦汉肇基，到了秦汉时期，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权建立起来。在这块古老的黄河冲击平原上，勤劳的德州人民努力生产，建设家园，物质文明和文化生活都得到了很大的改观。德州人身上展现出了文运和才学的人性光辉。随着董仲舒对先秦儒学的再造，儒家思想不仅使齐鲁文化上升为国家意识，而且逐渐转化为中华民族的社会心理。

 

魏晋风流，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处于分裂割据状态。由于战争连绵不断，政权更换频繁，北方的行政沿革也变得十分频繁。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人才资源，使得德州在不断变换的政治风云中，始终是各族政权激烈争夺的对象。一批世代为官，具有丰富统治经验的士族代表人物闪亮登场，活跃在政治的舞台上。

 

隋唐兴发，隋唐时期，我国封建社会进入了繁荣昌盛时期，随着国家的安定和国力的提升，特别是大运河的开通，德州的经济文化逐渐发展起来。     

 

宋元转折，宋元时期，我国封建社会继续发展，受民族矛盾、频繁战争和人口南迁的影响，德州经济文化陷于停滞状态。安史之乱后，唐中央集权大大消弱，地方藩镇节度使割据一方，特别是河北山东一带，德州屡遭兵祸，人口锐减，土地荒芜，百姓流离失所。

 

明清全盛 ，明清时期，德州真正步入了辉煌的顶峰，德州不仅是京杭大运河上的重要码头，而且是重要的南北陆路的交通枢纽。明代的德州就已经成为全国33个大工商业城市之一。

 

近代奋起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由此步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德州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其中最为有影响力的是德州教案和德州义和团起义。

 

第二展厅的主题是“文明遗珠”，展厅以文物精品陈列为中心，以宋元瓷窑和汉代葬墓的复原展示位亮点，向观众呈现德州人文演进的精彩之处。在本展厅中，强调参观环境的塑造，注重参观者在参观过程中的探索、猎奇心理，着重设计了一系列充满互动感和实境体验的环节，使参观过程同时成为一个知识拓展与运用的过程。

 

德州市博物馆内，有一件高48厘米，宽30厘米，通体施绿釉的东汉绿釉红陶井，陈列在第二展厅德州汉墓展区的独立展柜中，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也是德州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汉代以董仲舒所倡导的儒学为官方统治哲学，在以孝治天下的思维模式下，社会各阶层普遍存在着“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这就导致在汉代厚葬习俗成风。汉代墓葬不仅陪葬品数量众多，而且大多制作精美，成为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界备受瞩目的一类文化遗存。西汉早期的陶器陪葬品多以鼎、钫、盒等仿铜礼器为主，客观反映出等级观念这一时期深入人心。随着汉代的社会发展，特别是地主庄园经济的不断壮大，社会重心逐渐由上层贵族向中下层士大夫地主阶层转移，这一变化迅速反映在随葬物品的种类上。西汉中后期，仿铜陶礼器逐渐减少，东汉时期，出土的陶器以充满世俗气质与生活气息的模型明器为主，如：楼、灶、壶、勺、厕、耳杯、猪圈等，这些成比例缩小的陶制模型，成为研究汉代历史重要的资料。陶井就是汉代模型明器中的一件精品。水井是人类重要的生活、生产设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水井，可追溯到距今6000年前新石器时代河姆渡时期。新石器时代开始出现原始农业，这就要求人类的居所相对固定，为满足这样的生产、生活条件，水井便应运而生。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汉代的庄园主很有可能挖掘建造仅供自家使用的私人水井，作为重要的生产、生活设施，对于“事死如事生”的汉代先民，没有理由不将水井陪葬在墓葬中，这就是陶井形成的原因。德州市博物馆馆藏的东汉绿釉红陶井，井身为上小下大的罐状，竖切面呈梯形，井身中部和下部饰有两组玄纹，两组玄纹之间印有水波纹，从井身形状来看，应为汉代典型的罐形陶井。井口平折沿，上接拱形井架，井架顶部塑有二鸟，回眸相望，神态生动；井架上部装有轱辘，与井口放置的水斗共同组成完整的汲水工具。另外，除顶部的陶鸟外，井架两边装饰有四片叶形陶饰，此种装饰风格在东汉较为普遍，多见于连枝灯的灯盏旁，有学者推测叶形装饰物可能代表汉代通天树的神仙观念，而这件陶井顶部的陶鸟，似乎更能证明其与树有关。  

德州市博物馆还有一件镇馆之宝，国家一级藏品——西周青玉双凤浮雕匕。中国人一般都喜欢玉，美丽莹润的玉石，总会引起人们欣赏和把玩的兴趣，看不够，亦爱不释手。其实古代人相比今天的我们来说是更有甚者，尤其在西周时期可谓登峰造极。那时候，玉资源完全是被王侯贵族们所垄断，对使用玉器的等级、组合、形制、度数都有严格的规定和限制，成为等级身份的标志，任何人不得僭越。精美的玉器当然也是彰显财富的象征。而且玉之珍贵还不仅于此。因为玉本是物之精华，由此被周人进一步推崇为“玉德”。而玉德又凝结为君子的高贵气质和灵魂，所谓“温文尔雅”，所谓“仁、义、礼、智、信”。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之下，西周玉器就非同一般了，它不仅美化生活，满足喜好，更承载了政治、经济、道德、文化的内。在西周时，被分封到现今济阳一带做诸侯国国君的逄公驾鹤西去，子嗣将其生平最喜爱的一件玉匕放入墓室陪葬，也就是青玉双凤浮雕匕。这把玉刀为20世纪60年代后期，刘台遗址一号墓所出，刘台遗址，也就是逄氏墓地，当时的逄氏，是一个具有极高社会地位的贵族家庭，更是通过联姻，同周王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件玉刀，它长13.6厘米，宽3.8厘米。色青绿光润半透明，器形作扁平长条状，顶端和两侧有对称的脊牙，下端为双面刃。正背两面均以双勾阴线雕刻两个呈站立状的凤鸟。从其造型和纹饰上看，应为贵族当时赏玩的器物。在刀法上，它以斜刻的宽阴线同细阴线组成的双钩线刻划纹饰。所刻线条多为弧线，线条婉转流畅，一气呵成。其器形规矩，纹饰层次分明，布局匀称优美，和商代中晚期粗重硬直的双线几何形纹饰相比，有较明显区别，为春秋战国的琢玉工艺奠定了基础。再来看刀上的凤鸟，呈侧立姿态，嘴长微曲，头上高冠圆眼，两翼上翘，长尾上卷超过头顶又下垂于胸前，足分两趾，鸟腿雕刻出发达的肌肉，粗壮有力。这种类型的鸟，就是后来人们称之为神鸟的凤鸟。它继承了商代青铜器之鸟形，而一改前期的质拙写实，朝着图案化、装饰化、艺术化、程式化的方向完成了根本性的转变。从审美的角度看，也是神采飞扬，妙不可言。由武王克商成功而在思想上得到空前解放的西周人的智慧和能力真是超乎我们后人的想象，他们的艺术想象力也实现了空前的升华。西周玉器不可能像汉代、清代乾隆时期的玉器那样精美，理由是源于工具类限制，和古人审美能力的局限性。以凤鸟纹为代表的西周玉器器形都不大，是佩戴功能日益生活化和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体现。形制古朴，雕刻出具有对自然神性的向往所产生的一系列变形纹饰，既显得真实而又具有高度的概括能力，含义耐人寻味。所以，可以这样说，西周青玉双凤浮雕匕的发现为我们进一步弄清西周玉器的面目，提供了一件标准器。

 

八系莲瓣青釉瓷罐，隋代，瓷质、罐状、保存完整，口径：12.7厘米、通高：25.5厘米、腹围：23厘米。口径外围分布着4组双系，呈莲花瓣状，腹部中间有一道凸弦纹，上腹部施绿色釉、下腹部无釉处露出灰白色瓷质，国家一级文物。   

 

胡人抱囊形瓶，唐代，特征描述：青釉，波斯（现伊朗附近）风格。人物盘膝而坐，长发披肩，怀抱一巨大皮囊，为典型的波斯人形象，造型生动，独具匠心，国家一级文物。 

 

龙凤纹贯耳宝月瓶，唐代，特征描述：黄釉，波斯风格。两面各饰有龙凤图案，四周对称环绕缠枝葡萄纹，造型独特，纹饰精美，国家一级文物。 

 

唐三彩水盂，唐代，特征描述：内施黄、绿釉，色彩艳丽；外为黄色云纹、边缘似浪花翻卷。釉色晶莹润泽，造型精巧绝伦，完好无缺，非常罕见，国家一级文物。

 

汉白玉浮雕连座佛像，唐代，特征描述：高30、宽20、厚5.5厘米，榫（器物两部分利用凹凸相接的凸出的部分）高3、直径3.5厘米。该佛雕属唐代，佛光形，上部浮雕两飞天，下部雕刻七个佛像，工艺精湛，雕刻细腻，底座缺失，国家一级文物。 

 

水注，唐代，水注高8厘米，口径8.5厘米，底径6厘米，薄唇口沿，唇下有一短流，鼓腹，实足，内外使黑褐釉，外不及底，胎质微粗呈灰色，国家一级文物。

 

瓷枕，宋代，瓷枕呈如意状，前低、后高，枕体中空，长31厘米，宽24厘米、高17厘米。瓷枕纹饰系白地黑绘，立面绘卷草纹，枕面绘鹿、草纹，整体纹饰飘逸流畅。底面印有“张家造”三个字，三字为竖排阳文。瓷枕为60年代民间收购。 磁州窑是宋代北方民间瓷器的典范，匠师们吸收了传统的水墨画艺术的技法，创造了具有水墨画风格的白地黑绘装饰艺术，在中国瓷器发展史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该件藏品为磁州窑宋代制枕名家作坊制作，品相好、器形完整且无脱釉现象，具有重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是一件难得的珍贵藏品，国家一级文物。 

 

钧釉洗，宋代，该物直口微敛，底平坦，足露胎。釉色青中透紫，晶莹润泽，足边釉厚，垂若蜡泪，是典型的钧窑产品，国家一级文物。

 

鼓形水暖砚，金代，该砚为圆形，又似扁型小鼓。正面一侧有一新月形漏孔，砚及漏孔边沿均有一突沿，腹空可以灌水，周饰黑釉，并有上下两排泡钉钉痕，面底无瓷釉，古朴别致，美观精巧，国家一级文物。 

 

三彩盘制作于金代，口沿略有残，保存基本完整，粗瓷，高3.4厘米，瓷盘口径15厘米， 底径9.4厘米，鼓腹，内壁下部有白绿色相连的两道绘纹，盘底黄色，绿叶百花，红花点缀，圈底平底内凹，画面富有动感，国家一级文物。

 

铜铳（冲，旧时枪一类的火器），明代，此铜铳属于铜制品，较完整，由火镗、药室、尾銎（穷，斧子上安柄的空）三部分组成，通体铸五道加固箍，呈竹节状，火镗铸有5行铭文，洪武十年造，“福州右卫军器局监造官镇抚候成吏詹迫进 教师郑子刚习学军匠陈仲卿等 洪武十年月日造 ”“日字二号 三斤五两”尺寸为： 通高31厘米，国家一级文物。

 

骨弯锥，新石器时代，骨制品日用品，1977年出土于周尹遗址，该骨锥，长16.1厘米，柄部圆筒处直径2厘米。下尖，柄部圆筒形，呈褐黄色。整个锥身呈弧形，一面凸起，一面凹心，锥尖部光滑，有明显的使用痕迹。该文物对研究新石器时期生产生活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石铲，新石器时代，国家二级保护文物。新石器时代，距今有4000多年历史。长115.8毫米宽62.36毫米，厚8.5毫米，重90.2克。有明显的磨制石具的特点。这一发现，为深入研究乐陵及其周边地区新石器时期的农耕文明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人类制作石器的技术发展史考察可知，新器物的出现往往是从无意到有意、从简单到复杂、从粗糙到成熟的发展过程。从石铲造型观察表明，其制作技术已经较为成熟，而且当时居民已经掌握原料属性、采集、切割、打磨技术、造型设计等。表明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乐陵地区已出现类似于龙山文化、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石峡文化的社会复杂化现象，只是在文明化进程中又明显不同于其它地区。华北平原地区出现的文明化进程，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华文明起源组成部分，它不同于其它地区，有自己的源头和发展历程，具有自己的规律和特点。在新石器时代人们生产力比较低下，没有足够的力量与大自然抗衡，因此他们在选择居住地时往往选择在有河、有山的地方，靠近河流不仅可以轻易获得水源利于耕种而且也可获得食物。

 

石刀，新石器时代。墨色花石刀，半月形，刀背微残。刃长12厘米，腰宽6厘米，刀背厚1.2厘米，该刀一端弧形，一端齐沿，刀面呈黑白花色。该石刀1986年由禹城市第一中学拨交至禹城市文化馆，现收藏于禹城市文化局文物室。该石刀的发现对研究新石器时代的农业成产及工具制作工艺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石钺，新石器时代,灰石制武器，1975年采集于禹城市后马屯河沿。该石钺呈灰色，钺上端残，腰部也残，钺刃部呈圆形，高9厘米，刃部宽6.5厘米，上端宽6厘米，一侧粘有胶粘的土块。该文物对研究新石器时期狩猎情况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石镞，新石器时代，1977年6月出土于周尹遗址，该石镞属新石器时代墨石制品，镞长7厘米，镞身呈三棱形，棱面宽处0.7厘米，镞尾部为一圆形镞隼，可镶嵌在镞柄上发射。该文物对研究新石器时期生产生活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双孔蚌镰，系新石器时代蚌壳工具，镰长16厘米，宽5厘米，整个蚌镰呈弧形，背曲刃突，镰背中部镂有两孔，相距1.3厘米。圆孔直径0.5厘米，镰刃部像锯齿，微残。镰呈奶油色，有明显的使用痕迹。该蚌镰1977年出土于姚高遗址。双孔蚌镰的发现对研究新石器时代的农业成产及工具制作工艺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釉陶狗，汉代，嘴残，张开，绿色釉陶，双耳直竖，双目前视，颈前伸，戴有项圈，眼眶釉已脱落，四爪施白彩，尾部向上卷曲。纵12cm，横40cm，高32cm，1980年出土。

 

釉陶俑，汉代，特征描述：青色釉陶，头戴圆形平顶帽，长脸，浓眉大眼，双目圆睁，高鼻，嘴微咧，似微笑状，双耳突出。身着交领右衽半袖，跪在地上，面前放置劳动工具，右手握器具，左手扶住工具。纵15cm，横15cm,高30cm。1980年出土。

 

青金石质虎，汉代，虎腹部有一穿孔。纵1.2cm,横2cm,高1.2cm。1980年出土。

 

石质猪，汉代，前后腿均前伸，呈俯卧状，鼻子突出，双耳紧贴脑后，腹部下垂，脊背突起，纵2.5cm，横12cm,高3cm 。1980年发掘出土。

 

司南配饰，均为汉代，一个是水晶质地，纵0.7cm,横1.7cm,高1.2cm;另一个是青金石, 纵1cm,横2cm,高1.6cm。扁长方体，分上下两层，在中间凹细处有一个穿的孔，1980年出土。1980年出土。

 

陶埙，汉代，外形呈兽状，中空。上端有两个吹孔。纵纵5cm,横5cm,高6cm，腹围16cm。1982年出土。由此可见，古代生活在关中平原的人们对音乐的创造可谓独具匠心，同时也昭示着人类文明的曙光。

 

黑釉双系壶，唐代，粗瓷，质地灰红色。高21厘米，口径5厘米， 底径6.6厘米，口沿薄，颈短，鼓腹。胫下腹部一侧的上部有8厘米的裂纹。壶腹下部三分之一处高低不等未覆盖黑釉，袒露壶的原瓷色。1986年4月29日由禹城市一中拨交与禹城市文化馆。该文物对研究唐代制瓷工艺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黄釉二系罐，唐代，为国家二级文物，出土于乐陵市化楼镇孙南湖村，该罐主体高147.2毫米，罐体直径为154.54毫米，上口径直径为63.96毫米，底部直径为71.3毫米，重719.4克。罐体上有二系于罐口相接，造型工整、制作精美，其最具特色之处是纯正腊黄的釉色，且釉面光滑匀净。这是缘于在施釉前先上了一层化妆土，又称“瓷衣”，它掩盖了胎骨的粗糙，起到了美化瓷器釉面的作用，因此黄釉产品在唐代的瓷器中有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是一件艺术造诣较深的罕见珍品，对研究唐代陶瓷制造工艺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

 

石质佛像，唐代，特征描述：唐朝石像，面部丰满方正，眼睑下垂，鼻梁高挺，口小，耳垂丰厚，颈部刻三道弦纹，袈裟自左侧绕过背部，搭于右肩，垂至右肘下。盘腿打坐，左手下垂置左膝上，右手弯肘上举，手部残损，盘坐于方形台座。佛像纵8cm，横12cm,高30cm。1979收入平原县文化局。

 

黑釉瓷碗，五代，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保存完整，高5.2厘米，口径8.5厘米，底径3.7厘米，没有花纹，具有年代特征。该瓷碗为1965年由老庆云（今河北盐山县庆云镇）收集而来，充分反映了五代时期该地区人民的生活状况。

 

双系壶，五代，粗瓷，平底，圈足。灰黄釉色，高16厘米，腹围36厘米，口径5厘米。小开片，口沿较厚，下内收，小碗式壶口，劲细，鼓腹，胫下腹上部饰以双鼻式的对称双系。1986年由禹城市第一中学拨交至禹城市文化馆。该文物对研究五代时期制瓷工艺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尖底双系壶，宋代，高31.5厘米，腹围47.5厘米，口径5厘米，系陶质挂釉壶。陶质红色，黑褐色釉，尖底，腹部饰以10道浅而宽的纹饰，口沿微敛下外凸鼓，胫短，比口沿细。胫中部与腹肩上端饰以对称的双系。腹腔垂直，腹下端内收，呈尖底。1986年由禹城市第一中学拨交至禹城市文化馆。该文物对研究宋代时期制瓷工艺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料釉小碗，明代，碗高5厘米，口径15厘米，底径6厘米。该碗属料釉制品，底色浅蓝，青花瓷。口沿厚外薄，口沿内饰以蓝色弦纹，腹垂直。里外粗糙，碗内底圆形，无釉。中央突起褐色圆底。1986年由禹城市第一中学拨交至禹城市文化馆。该文物对研究明代制瓷工艺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德州瓷窑，久有传闻，所出瓷器，留存颇多。据地形地貌、和近代出土的大量瓷片和完整器物考证，推测其窑址应坐落在德城区原州城内西北隅一带，占地约8.7公顷。当地原是一片废墟地，每年夏秋大雨过后，地表便冲出大量瓷片，并杂以完整的瓷的碗、盘、碟、盏、盅、壶、俑、灯等大宗文物和各种瓷片、支烧、半成品。解放后历年基建中，也曾挖掘出大量的瓷器残件及铜镜、铜钱、铁锅、铁锁等物品。另外，还发现有大量的烧土塌土。出土瓷器以浅蓝釉、白釉居多，兼有三彩。器物器形繁多。 从出土情况来看窑址年代，最早是宋徽宗时期的“崇宁通宝”，瓷器上绘有艳丽的红、绿、黄彩，属二次烧制的釉下彩，这类工艺称为“宋加彩”。在部分瓷器上烧制有“泰和”“正大”等年号。据此，瓷窑最早是宋代，最晚是元代，故称其为“宋代瓷窑遗址”。 此外，据考证，该遗址既是瓷窑遗址，也是码头商店，窑址居东，码头居西。依据是，铁锅、锁、铜镜等出土于西部；支烧垫、半成品及烧土塌土出土于东部。

 

第三展厅的主题是“城市记忆”，城市记忆包罗万象，它不仅是已经消逝的古老院落和街区，也不仅是残存于文字和图画的景致风景，它还是一句句方言老话、一首首童谣曲词、一个个节令风俗。当古城德州站在历史的门槛上昂首迈向明天时，这些记忆闲的那样难能可贵，那样触动人心。在第三展厅中，主要通过场景模拟再现的手法展示了历史上繁盛一时的古德州城，力求为今天的您塑造起来关于历史的城市印象。通过展览的体验，让观众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到城市发展的根基所在，理解为明天保护历史的深层内涵。

 

德州市博物馆的“城市记忆”展厅竟然将明清时期的德州“搬”了进去。整个展厅内布置了三条街道，街边以实景的形式搭建了一些建筑，有如真人般的蜡像穿插放置在场景之间，加上绿树、河流等模拟的自然元素，展厅瞬时将人们带回了几百年前那个商业发达、文化昌盛的德州。进入展厅，会看到左手边有一条横向的街道，街上有茶摊、布庄、酱菜铺、古玩店、钱庄、扒鸡店、酒家等，店铺多与商业有关，这是一条商业街。

 

虽然只是模拟的场景，但很多店铺并非只是做出一个门面，内部的空间也高度还原了实景。像是那个“贾氏扒鸡”店，走进门口面对的就是一个大堂，大堂里有两套桌椅，桌上摆着“扒鸡”和一些餐具。除了大面上的东西，店铺里的一些小道具在制作上也是惟妙惟肖。

 

商业街的尽头，是一条横向的街道，这条街与生活这个主题更加相关。近处是一座小戏台，一些“观众”坐在台前，神情激动，似在为台上的演员叫好。戏台右侧是一座民居，门前张灯结彩，“管家”正笑迎来访的宾客，似有喜事正在进行中。走进大门口，绕过迎面的照壁，面前是一座四四方方的小院，“新郎”、“新娘”正手执同心结，在“长辈”、“媒婆”、“宾客”的祝福下完成夫妻对拜的程序。相比展厅的其他场景，这一座不但是气氛最温馨的，也许也是制作最用心的，因为它将德州民居的局部结构清晰地展现出来。

 

德州民居不像徽州民居、吊脚楼、口袋房那样闯出了自己的名号，它仍属于北方四合院这个范畴。德州四合院的基本结构可以用一个“目”字来形容。它有三进院落，每一进院落对应“目”字的一个“口”。一进院由大门进入，与大门同在一侧的还有一座倒座房。进入一进院，也并不算是进入了核心区域。二进院由二门进入，迎面有一块照壁。院子北面是一座正房，东西两侧分别是东厢房及西厢房。三进院的院门没有特殊说法，进入三进院后，可看到一座罩房，它是和正房平行的一排房屋。此外，有的四合院建筑还建有别院、花园，像是博物馆搭建的这座实景，就是一座带花园的四合院。以上关于德州四合院结构的分析，也仅仅是根据博物馆搭建的场景以及相关介绍推测出来的，实际的样式也许会有差别。

 

从四合院的后门走出去，面对的是一条沿“河”的街道，这里主要打造的是德州御码头的场景。一艘硕大的龙头船停靠在了码头旁边，“皇帝”在侍卫和太监的保护下，正在接受官员的跪拜。在清代，德州也是皇帝多次驻跸的地方，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德州在当时确实是一个经济发达的地区。

 

第四展厅的主题是“继往开来”，展厅共分“解放以来的德州政区沿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德州面貌”、“跨入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德州风采”、“面向未来的德州愿景”四个单元，前三个单元主要反映1946年6月德州解放以来的历史发展脉络，以及这一期间取得的伟大建设成就，最后一个单元以专题片的形式展望德州的未来。

 

德州市博物馆的建成与开放，结束了德州市长期以来没有历史文化展示窗口的历史，对于弘扬我市悠久的历史文化、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打造区域经济文化高地、建设幸福美丽德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德州地处黄河古道、运河之滨，是一座两河文明造就的古城。自隋朝京杭大运河开通后，德州就逐渐成为“控三齐之肩背，为河朔之咽喉”的延河重要商埠，一度成为沿河四大漕运码头之一，并于明永乐年间成为全国33个经济重镇之一，是通往北京的水陆要冲，号为“九达天衢”“神京门户”。当时德州运河码头漕运繁忙，游人如织，盛况空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