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法：人文，穷游
发表于 2024-07-01 14:11
第2233回：撼海易撼戚家军难，东南活屏障戚继光
功名双鬓黑，书剑一身轻。
千年台州府，满街文化人。
名播千秋昭典籍，身经百战著勋功。
荡彼倭夷靖海宇，保吾黎庶泽椒江。
封闭大院是拳力和身份的象征。
栅栏越高越安全，封闭越严越高端。
对中国人来说，有墙的地方才有家；
对美国人来说，无墙的地方才是家。
我国的筑墙自保与美国的持枪自保。
我国的“深宅大院”与美国的 “开放社区”。
根深蒂固几千年的民族卷根性不是几十年的革新开放能改变的
为什么我国多是封闭式小区，而发达国家多是“开放式"小区？
封闭小区太多会妨碍社会不同人群之间的沟通交往，增加贫富族隔离与阶层级固化的风险。
放眼神州，大家发现大城市的住宅小区基本都是封闭式的，围墙圈起来，保安站起来，地球人都知道，更开放的社区也有助于消除人际淡漠。
但是，国人就会提出了不少意见：小区里跑汽车，会增加事故风险；老人、儿童的活动空间，会受到侵占；还会挤占原有业主的停车位。而且开放已建成的封闭小区，面临着与现行物权法的冲突。
封闭式小区，由于进出口的大门都是固定的，而且进出口数量不多，减少了社会人员频繁进入小区的可能，更加有利于小区内人员的疏通和管控，不会出现杂乱无序的局面，有利于防众控人工作的开展。 所以，封闭式小区的优点有很多，其中安全是最为首要的因素，对于老人和小孩是极为便利的。
在传统我国文化中，围墙是重要的组成部分。繁体“國”字，表现了一个四周城墙围合的地域。围墙在我国人心中不仅关系着家庭的安全与舒适，更关系着家族的兴旺与衰败。像岭南的客家围，都是封闭型的社区。
住宅封闭模式能在中国占据主流，一方面与封闭的农耕文明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中国城市的起源息息相关。我国城市居民一般对自己城市的公共事务缺乏参与，更为注重私域空间，体现在住宅上就是四合院这种形式。
这些大院就像一个个独立的小城市，有自己的办公区、生活区、食堂、服务社、礼堂、俱乐部、游泳池、医院、车队、幼儿园、小学，甚至中学。培英、育英、群英、育红、友谊都是大院的子弟学校。到上世纪80年代末，北京各种大院已达2.5万个。
我国一个小区通常占地达20到30公顷左右，内含3000到4000户；而美国的封闭式社区平均只有250户左右，其中有一半只有150户或更少。而开发商也更愿意通过建造封闭社区来提升土地价值。
在中国，房价最高的高档住宅区都是被围墙圈起来的，通常不准许陌生人进入，以显示身份地位，但在美国不同，我去过美国很多高端住宅区，根本没有围墙，随便大摇大摆地走进去，很多遛狗的亿万富豪看到我，也不会说“穷人请滚出去”之类的话。国内封闭式小区会造成各类鄙视链，富小区歧视穷小区的居民。
自古以来就只有我国喜欢修建万里长城，企图将整个国家用围墙圈起来，就是一种防守型思维，我们要问鼎世界一流国家，住宅小区的围墙必须要拆除，开放要从小事做起，而不是天天在嘴巴上叫嚣。
但是中国毕竟不是一个内陆国家，完全使用长城将我国圈起来，难度极大，因为我们国家还靠近大海，在海边修建围墙是不现实的，但很多懒政者会使用“海禁”策略，要求沿海“寸板不许下海”。
封锁海疆、禁民出海，放弃海权，衰弱落伍。
负陆面海的我国，以前喜欢北修长城，南搞海禁。
谋生无策，丐食无门，卖身无所，辗转待毙，惨不堪言，百货不通，民生日蹙，生灵之祸，莫惨于此。
禁洋舡下海，寸板不许下海，禁政策的延续和固化：不许片帆入口，一贼登岸，一刀切的海禁模式。
从朱元璋起，除允许部分国家或部族通过“朝贡”方式进行贸易外，其他私人海外贸易一律禁止。直至明末，这种禁阻私人从事海外贸易的政策时紧时松，但始终不曾撤销。清朝无力海上制胜，于是承继了明朝的禁海令，进一步申严海禁，以封锁沿海水陆交通联系来遏制郑成功等反清力量。
顺治四年（1647年）七月，清朝颁布《广东平定恩诏》，明确规定“广东近海，凡系飘洋私船照旧严禁。”自此，清代的禁海令率先在广东实行。顺治十三年六月，清廷禁海令从广东一隅全面扩展开来。清廷敕谕浙江、福建、广东、江南、山东、天津各地督抚，严厉禁止商民船只私自出海，一旦有人“将一切粮食货物等项与逆贼贸易者”，不论官民，俱行奏闻正法，货物入官，家产尽给告发之人。
从顺治十八年（1661年）起，清朝又采纳郑成功叛将黄梧建议，推行迁界令，它是禁海政策的扩大和补充。为了孤立郑成功，清朝将江、浙、闽、粤、山东、直隶六省沿海居民内徙，要求必须在半月内迁离海边30到50里，寸板不许入海，界外房屋村舍一律拆毁焚烧，以清兵蛮力制造出一个无人居住区作为隔离带。
功令既严，奉行者惟恐后期，于是四省濒海之民，老弱转死沟壑，少壮者流离四方，民有阑出咫尺者，执而诛戮，而民以误出墙外死者，又不知几何万矣。
被迁之民流离荡析，又尽失海上鱼蜃之利，流离死亡者以亿万计，仅粤东八郡死亡人数就达数十万。
愚昧的清朝概不批准任何请求放宽海禁的奏请，对海船出洋严加限制，其律令且逐年严密，不许民间建造双桅以上海船，擅造二桅以上大船和运载违禁货物出洋贸易者皆处斩枭示，全家发边卫充军。后虽允许打造双桅船，但却有着种种限制，民间使用的渔船商船，严格限制在五百石以下。
当欧洲的船舰越建越大时，清朝的船舰却越建越小。
郑和之后再无郑和，哥伦布之后却有无数哥伦布“第二”冒出来。
禁海令是清朝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社会基础和封建专又制日益加强的反映，它通过一种自我封闭和摧残，最终导致闭洋关锁大国，后果是欧洲的坚船利炮将清朝打得满地找牙。
明朝建立之初，即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明太祖多次颁布禁海令，严禁濒海军民“交通外番，私易货物”。明成祖即位后，沿袭海禁政策，并奉为祖宗法度。此后，明廷三令五申，禁止人民私自出海贸易。
明朝海禁是十四世纪时明朝政府对海事进行的一系列限制政策的统称。元末明初，日本封建诸侯割据，互相攻伐。在战争中失败了的封建主，就组织武士、商人和浪人（即倭寇）到明朝沿海地区进行武装走私和抢掠骚扰。对此，洪武年间，朱元璋为防沿海军阀余党与海盗滋扰，下令实施自明朝开始的海禁政策。
早期海禁的主要对象是商业（商禁），禁止我国人赴海外经商，也限制外国商人到中国进行贸易（进贡除外）。明永乐年间，虽然有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但是放开的只是朝贡贸易，民间私人仍然不准出海。而后随着倭寇之患，海禁政策愈加严格，虽起到了自我保护的作用，但大大阻碍了中外交流发展。隆庆年间明政府调整政策，允许民间赴海外通商，史称隆庆开关。海禁的解除为中外贸易与交流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局面。
明朝的海禁政策自洪武年间开始到明末海禁的废弛经历了一个多变的 过程。从明初严厉的海禁政策，永乐年间海禁的松弛，永乐后（洪熙—弘治）海禁政策的再强化，嘉靖年间的海禁政策高度强化，隆庆开放和海外贸易的迅速发展， 明末海禁的废弛。这些政策对明朝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朝灭亡之后，海禁却得到了延续，清朝为了防止郑成功抗清力量与内地的抗清力量发生联系，所以沿袭明朝海禁制度，实行海禁。一般认为，清廷正式全面海禁始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 康熙亲政后，海禁与迁海令在一些地方已有所松动，逐渐“开边展界”，人民回乡复业。
清代鸦片战争前（1644-1840年）196年，清初有计28年（1656-1684年）时间近乎全面禁海。与明代相比，清初海禁时间虽然不长却更为严厉，清代官方海外贸易也不多。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至雍正五年（1727年）年十年间禁大陆人民赴南洋。1757-1840年“一口通商”。如将部分禁海视为开海，粗略地说，在鸦片战争前的清代，禁海时期约占15%，开海时期约占85%。
清初海禁，迁海政策是以军事战略为主要出发点的政策，非以遏止对外贸易为目的，但不持久，并不能表示清朝前期以“闭关锁国”为国策；康熙开海之后约一个半世纪间，中国海外贸易的活跃程度和规范化程度都超过了明代的水平，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一个发展期。 [6]有人提出明代中国在对外政策方面基本是开放的，清代则是更为封闭的。也有人反对，认为清代对外贸易政策比明代更具有开放性，还提出闭关和开放等词汇是在西方国家通过工业革命奠定机器大工业生产格局后所出现的一种话语，与其贸易扩张和殖民侵略需要密切相关。
清朝将朝贡与贸易视为两事，各有规则，旦不接受自由贸易原则，这与其对当时欧洲商业扩张与殖民扩张并同推进策略的警觉密切相关；所谓“一口通商”是夸张说法，当时其他海关依然运行。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福建巡抚谭纶上疏请求在漳州月港开港，允许有限度地开放海禁。这一请求在当时得到了朝廷的认可。隆庆元年（1567年），朱载垕昭告群臣，宣布政令有不便者可修改，为庆隆开关的实施创造了条件。
此时，涂则民作为福建巡抚，在漳州月港实施了这一政策，成为唯一的民间贸易港口。
政策的制定需要全面考虑社会、经济的多层面需求，不能简单地依赖于一种海禁模式搞一刀切。在解决问题时，需要更加注重合作，倾听各方声音，以求达到更好的社会效果。
黄剑博现在就讲一个海禁产物，它是一条南北呼应的“海上长城”。
六百年前，大航海时代即将到来。郑和七下西洋之后，明王朝实施了空前的海禁政策。作为沿海港城，台州的命运和角色由此发生了巨大转折。曾经繁华一时的台州港，一夜之间被封锁了码头，舳舻相继、风帆蔽日的繁忙场面一去未能复返。自唐代以来，这里是一座陆海联运的交通枢纽，一夜之间却成了封锁海上丝路的“镇海机关”。嘉靖年间，台州府城的大规模修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的。
传说很久以前，张士诚、方国珍等原本占据江南的抗元力量被朱元璋打败后，残余势力逃亡海上。这些人开始与日本列岛上的浪人和武士相勾结，骚扰山东沿海州县，导致明初海疆不靖。明太祖朱元璋很恼怒。
他多次遣使往日本，要求日本南朝征西将军良怀取缔倭寇，却遭到良怀的拒绝。此后倭寇还从山东一路向南，骚扰和掠夺浙江、福建沿海。不仅如此，在与日本的国书往来过程中，由于良怀的言辞不逊，朱元璋感觉受到了冒犯，一度表态要出兵远征日本。
无奈之下，朱元璋只能下令加强海防建设，在沿海构筑了75座城池，设置要塞和哨所，部署兵力达到10万左右，对倭寇采取了防御姿态。与此同时，他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规定“片板不许下海”。
直到明朝立国大约25年后，1392年，日本室町幕府第三任将军足利义满统一了日本。为了同明朝进行通商，足利义满对倭寇采取了严厉的取缔政策，为祸甚深的倭寇团伙开始走向衰亡。从嘉靖在位的16世纪初期开始，倭寇卷土重来，祸害我国东南海疆，这一时期被称为“后期倭寇”，亦称“嘉靖大倭寇”。胡宗宪和他的前任们抗倭的历史，便在此时拉开了序幕。
毋庸讳言，戚继光将军与他的义乌籍战士的抗倭战绩足以令“戚家军”之名万古流芳。然而，真正结束这一场长达十多年的“嘉靖大倭乱”的，并不是戚家军在战场上的胜利。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七月，戚继光被调到抗倭斗争最激烈的浙江战场，受命担任参将，分守浙东三府，走上了抗倭的最前哨。
戚继光根据江南水乡地形特色及倭寇单兵作战能力较强、倭刀坚利的特点创设了12人为团队、攻防兼宜的“鸳鸯阵”，以及适合大兵团作战的“一头两翼一尾阵”。这支军队实行十二人为一小队（即“鸳鸯阵”），四队为一哨、四哨为一官、四官为一总的编制体制。四队为一哨，四哨为一官，四官为一总这样的编制正是为了适应一头两翼一尾的战术，使头、尾、翼都成为建制单位，便于指挥与作战。
经过戚继光严格训练的“戚家军”战功赫赫：1561年4月，首战台州花街时就斩倭308人，缴获武器650件，解救被擒男女5000余人；继而又在白水洋三战三捷，歼倭344人，擒倭首5人，收缴兵器1490件，解救被俘男女千余人；至五月二十五日，历时一个月，总共歼灭倭寇5500多人，解救百姓数以万计，而义乌兵阵亡不过20人。此役打出了义乌兵的威风，令倭寇哀叹：“撼海易，撼戚家军难。”
夫国家所患，南倭北虏耳，继光破倭于南，御虏于北，自正（德）嘉（靖）以来推名将者，孰不以继光第一。
不少有识之士已发现这场得不偿失的抗倭战争正是“海禁”种下的恶果，上海虽然不是倭患重灾区，徐光启也感叹“譬如积水于此，不得不通”。正是由于海禁政策严重违背了濒海人民的利益和愿望，致使“海滨人人皆贼”，1567年，戚继光取得了抗倭的最后胜利。三月，复有倭寇三百驾巨舰来广东省南澳屯聚，准备迎候同党，被戚继光率军一举剿绝。续来的倭寇，在途中听说前倭已败，慌忙转帆遁回本国。
公元1561年4月19日，首批倭寇船队从舟山的几个外岛起航，并顺利在宁波南部象山港集结。附近明军还来不及做任何反应，一行人已顺着峡湾进抵奉化，堂而皇之的在西凤岭安营扎寨。虽然没能攻克任何重要城镇，却成功将位于南面宁海的戚家军和北面宁波主城的水师舰队都吸引过来。因为当时的整个明朝前线指挥层，都基于经验断定倭寇主攻宁波，甚至将部分台州的本地驻军都派往北线。
然而，倭寇还是错估了新编戚家军的机动作战能力。这支参照广西狼兵逐渐的募兵队伍，几乎复刻了原版所具备的所有特征属性。在最初的兵源选择上，就专挑同样有多山环境的浙西义乌。成批雇来的矿工兵丁，
又在入伍前就具备较成熟的自我管理体系，非常适合进行军事化改造。因而只要饷银口粮管够，就会卖力行军、勇猛作战，并且不容易像沿海同僚那般与倭寇存在黑箱联系。戚继光也正是依靠这样的3000名精兵，逐步在浙东战场上显露出头角。
4月22日，台州之战的烽火首先在宁波被点燃。因为倭寇已将大部分兵力调往南方，所以仅有2000多人在与明军直接对垒。但依靠先前积累的欺骗成果，还是成功将作为主力的戚家军拖延数日之久。直到自己的侧后方也受到水师威胁，才选择匆匆登船脱离接触。
同时，其他各分队已成功抵达台州，分别对设在桃渚、健跳与新河的3座卫所堡垒展开围攻，并伺机向更靠内陆的主城方向挺进。驻守各头的明军虽拼死抵抗，却还是被这突然且方向不明的袭击给死死压制。特别是在兵丁缺口很大的新河，只能将大批军户家属都动员上城头，用布置更多旌旗和集体呐喊等办法拖延时间。
倭寇缺乏攻坚能力的弱点也迅速暴露出来。由于大都是自沿海外岛或日本平户返回的浙东私人武装，他们无法像福建同行那样配备弗朗机等大型火器，连普通火绳枪的装备率也赶不广东倭寇。包括本地接应者在内的大多数成员，皆缺乏铠甲等防护设备，唯有少量入伙的日本浪人才有头盔或轻质护具。加之队伍里的弓箭手比例也较为低下，几乎很难对严阵以待的城池保持火力压制。结果就是将突袭带来的时间差给白白消耗掉，自己往往只能在周围困守到局势生变。
果然，在驱散宁海一带的小股倭寇后，戚继光重新将手里的机动部队调往南线。首先便是的就近替边上的健跳卫所解困，用里应外合的老办法将千名倭寇驱赶下海。接着又水陆并进到更靠主城区的桃渚，同样是将包围要塞的对手迅速驱散。最后才将整支戚家军给一分为二，分头增援台州与新河卫所。此外，还有偏将唐尧臣率领的普通卫所驻军，更早一步就抵达了新河分战场。
4月26日，围困新河的倭寇已失去先前的锐气，开始为解决后勤问题而向周遭分散兵力。唐尧臣麾下的2000名卫所兵却突然出现在城市以南，迅速解决掉那些留在岸边的船只与看守人员，并迫使对方迅速将余下的1000人集中到城南寺的前桥附近。
为尽快将困在堡垒中的家眷救出，这支主要由台州本地军户为主的卫所部队，竟不等戚家军主力赶到就直接开干。这场鏖战从中午一直持续到太阳下班，终于以倭寇方面的主动西逃而宣告完结。但他们在失去海船接应的情况下，还是靠本地支持者的协助突围，让不少成员分头从西南两个方向顺利脱身。
4月27日，另外半数戚家军也加速赶到距台州主城区仅数里的花街，让规模近8000人的倭寇全都大吃一惊。戚继光本人更是亲自登场督战，并派人让城内的军户和民兵协助自己堵截对方退路。随后从容布置自己苦心琢磨的三才阵队列，坐等遭包抄态势的顽敌主动向自己发起进攻。倭寇一边虽在账面上有绝对的规模优势，
但半数以上皆为拖家带口赶来相应的地方村夫，真正有能力迎战的不过3000绝对骨干。他们照旧排出传统的一字长蛇阵，并向武器完全占优的戚家军发动猛攻。结果成批倒在由火铳、狼筅等冷热兵器构成的严密火力网前，很快就折损了308名成员。余部迅速向西面的内陆山区遁走，只留下5000名老弱病残以“被掳人口”的名义被重新收编。这场在历史上被称为花街之战的交锋，也是戚家军同倭寇对手的第一次大规模碰撞。
在4月27日的花街交锋之后，倭寇对台州的多面强攻已基本宣告失败。他们的船队要么被突袭明军毁于滩头锚地，要么因不堪重负而直接入海遁逃。过于劣质的武备水平，是其无力攻破任何一处堡垒的根本所在。戚家军的兵源优势，也在连续的雨夜急行军中被进一步放大。自小就生活在山区的义务矿工们，几乎没有停歇的穿越多条小路，
成功赶在对方之前就登上了临海东北的上峰岭。等到倭寇全然不知的从峡谷通过，便毫无意外的因伏击而再度崩溃。其中的半数人在这次上峰岭之战中被击杀，余下妇孺再度以“被掳人口”的名义遭俘获。相比过去的数次抗倭交锋，台州之战无疑在多个层面具有特殊性。此前的倭寇尽管也是成分复杂、形散神聚，却从未拥有这样等级的单次出动规模（米南德 历史心发现）。
戚继光、谭纶合力重修台州府城墙，为了修好城墙，戚继光请来专家，堪测地形，设计图纸。根据灵江通海的特点，在南门、西门各设一半园形瓮城，既可抗御洪水，又可瓮中捉鳖，诱敌而歼之。而在城墙的修建过程中，
他又和工匠一起发明出空心碟台，并将这一发明运用到以后他负责修建的北方北京、河北一段的明长城上，留下一段“北有北方长城，南有江南长城” 的一段佳话。这座城墙，和他以后在桃渚修筑的城墙，现在已同时成为国家级文保单位。
城依山，山傍水，水绕城，山水城相融，浙江台州临海是一座江南理想城。
台州府城墙，又称“江南长城”，全长6000余米，现存4730米，东起揽胜门，沿北固山山脊逶迤至烟霞阁，于山岩陡峭间直抵灵江东岸，延伸至巾山西麓，依山就势，俯视大江。朝代更迭，岁月变迁，台州府城墙一砖一瓦凝集的历史气息未变，临海古城里的人间烟火味依旧，归根结底是文化传承。
1559年（嘉靖38年），戚继光来到台州抗倭，担任台（州）金（华）严（州）参将，屯驻海门卫。其纪念馆（戚继光祠）始建于明代，今建筑为晚清重建，位于椒江区东山西南麓，原为海门卫卫城城隍庙。海门人民为了纪念戚继光的抗倭功绩，于城隍庙戚继光当年驻兵处建立戚公祠，永奉香火。
自戚继光屯驻海门卫后，海门老百姓的安定生活拉开序幕。戚继光在海门四年，训练戚家军，教以适应江南水田地区作战的“鸳鸯阵”战法，研制火器，建立水师，转战台州各地，历经桃渚、海门、新河、白水洋和长沙大捷，大创倭寇，并于1561年取得了九战九捷的胜利，史称“台州大捷”。从此，倭寇遂不敢再犯我台州沿海。
黄剑博在戚继光纪念馆里看到“鸳鸯阵战斗队形”的雕塑造型，一窥当年戚家军的雄姿英发。
该阵以12人为一单位，长短兵器互相配合，可随地形和战斗需要不断变化。队形最前面为队长，次二人一执长牌一执藤牌，另持带腰刀和标枪；长牌手可挡重箭、长枪，藤牌手除掩护还可与敌近战。再次二人为狼筅手，以南方生长的毛竹为武器，选老而坚实的毛竹，将竹端斜削成尖状，又留四周尖锐的枝枝丫，每支狼筅4米多长，狼筅手利用狼筅前端的利刃刺杀敌人，以掩护盾牌手的推进和后面长枪手的进击。再接着是四人为长枪手，长枪手后又配镗钯手和短刀手，最后一名配伙夫（张亚妮、陈倩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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